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第一个“硬道理”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把全党全国人民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推动我国以生产力发展作为主线,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在40多年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发展是硬道理”。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不仅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总要求,也是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方针。第二个“硬道理”的提出,不仅旗帜鲜明地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线没有变,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告别传统发展模式,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是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最强音。
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的递进,第二个“硬道理”比第一个“硬道理”更硬。我们唯有在新征程上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落实第二个“硬道理”任务更为艰巨。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函数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结构、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了改变,传统生产函数和要素组合方式难以为继。我们如何从习惯了的“容易发展”转向“不容易的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如何作出因应与求变,在变局中谋新局?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唯有靠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增进我们的确定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
第一,新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在全球和中国发展进程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同样经济也深度影响政治。在新征程上,正确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至为关键。党中央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新时代处理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意味着全党一切工作的重心要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展开。只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最大的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两者构成新时代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主轴。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我们最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
第二,经济增长与经济收缩的关系。新时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一个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中的改革。过去40多年之所以只要改革就能起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高增长作为支撑;同时,只要改革就会有高增长继续伴随。在高增长年代,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改革,因为通过改革能够带来高增长、消化社会矛盾,高增长也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如何通过改革应对经济收缩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靠高增长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以高增长作为支撑,依靠高增长解决社会中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较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防收缩阶段。当高增长结束以后,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收缩,即可能会出现下行,在下行的过程中会有负增长。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经验是:经济收缩阶段也是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越在收缩阶段,越要开放。我国现在正处在防收缩阶段,必须通过推进更大力度的改革,加大全体人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参与与努力,实现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第三,秩序与活力的关系。改革是要进一步增加社会的活力。立足当前发展阶段,活力必须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上。在高增长阶段结束后,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在于秩序的稳定,即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改革是增加活力,而维持秩序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活力。所以,在推进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建立秩序是建立规则,实现公平,而不是简单地管控,只有这样才能以改革增加社会活力、以良序实现社会稳定。
第四,体制转型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保证。我国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本质上不是金融投机风险,而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与当前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与化解风险和实现体制转型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体制转型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着力。通过主动调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从源头上消除潜在重大风险形成和积累的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对金融风险的反向吸收和化解能力。另一方面,要“先立后破”,避免因转型造成的“二次风险”。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重在构建长效机制,杜绝消极式和运动式的化债模式。消极的方式单纯以降低债务负担为核心,缺少系统性和全局性视野,而积极的方式以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为核心,通过高质量发展化解金融风险。消极方式的核心是“止血”,但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活动进一步收缩。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短期管控债务规模,但往往会造成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无异于“饮鸩止渴”。积极方式是培养经济长期“造血”能力,实现杠杆率的反向软着陆,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过去我们更关注发展,相对来说,对安全的问题可能重视不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统筹安全与发展,需要处理好安全的界定和边界问题。既要维持安全,又要注意避免由此造成对发展的制约。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辩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第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从外部环境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融入了全球化,我们充分利用了以开放促改革。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以开放促改革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我们坚持胸怀天下,以改革促开放,推动更高质量、更全面的对外开放,保持国际经济循环畅通,更好融入世界产业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