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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探讨时，我们不宜先从定义着手，而应当先确定出我们要讨论的现象的范围，再从中筛选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其明显的、可作为我们研究的依据的现象。这两个步骤，我们可以引用勒邦的不朽名著《集体心理学》（1895年）中的某些论述来实现。
我们应该将问题简化以利于理解。假如说有这样一门心理学，它研究的课题是个人的气质、他的本能冲动、他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他的行为和他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如果它的这些课题一一完成，这些课题之间的内部关联它亦了然于心，那么此时，它就会蓦然发现，一个新的课题又横亘在前方。这个新的课题就是，它必须要对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实作出解释：在一种特殊状态下，它之前彻底了解的那个人，竟然在思想、感觉、行为上完全不合常理。这种特殊状态意即——他已成为了具备“心理集体”的群体中的一员。既然如此，那这个“集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对心理活动拥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个人心理活动因它而产生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
应从理论集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上述的三个问题。而最佳途径就是以第三个问题为起始点。观察个人的心理反应的变化现象能够为集体心理学提供素材，因为人们必须在作出解释之前先讲清楚被解释的对象。
在此我将引用勒邦的观点。据他所说，“一个心理集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在生活、职业、性格、智力上的差距有多大或多小，既然他们构成了一个集体，就会受到一种集体心理的控制，使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一反常态。如果不是处于这种个人构成集体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和情感是不会萌发的，或者说是不会付诸行动的。这种心理集体是由不同成分构成的暂时结构，这些成分的组合只是暂时的，就如同一些细胞的融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生命一样，这个崭新的存在所具有的特性完全不同于每一个单独的细胞所具有的。”（英译本，1920年，第29页）
在我们陈述勒邦的观点时，也会随时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此，我们要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说在集体中的这些成员被融合为一体，那么必然有一条纽带将他们联系起来。而集体的特征，或许正好存在于这条纽带之中。不过勒邦并未对此作出答复。他继续探究处在集体之中的个体的变化，并使用一些与我们的深蕴心理学的基本猜想高度吻合的专业用语来描述它。
“集体中的一员与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性很容易证明。但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则不太容易找到。
“无论如何，如果想对这种原因有所了解，就应该先重温近代心理学所确立的一个真理，即无意识的现象不单单是出现在有机体的生命中，还在其思维活动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同无意识相比，意识在心理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即便是最为精细的分析和最富洞察力的眼光，也只能发现很少量的决定其行为的有意识的目的。某种无意识之物引起了我们有意识的行为。这种无意识之物主要来源于遗传并形成于内心，大量传承下来的共性组合为一个种族的天赋。造成我们的行为的，有已知的原因，还有着无数未知的原因，而这些未知的原因背后还有着更多更加未知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源于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隐秘目的。”（同上书，第30页）
在勒邦看来，身在集体中的个人，其特有的后天特征将被清除，这样他们的个性也就消失了。种族的无意识之物浮出水面，共性吞噬了个性。心理的高级结构——其在个人层面上创造出如此丰富的差异性——将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人所共有的无意识基础将出现。
这样，集体中的个人将表现出一种平均的性格。不过，勒邦认为还是有一些新的性格存在的。这种共有性格的产生原因，他认为有三个：
“一是由于，对于身处集体之中的个人而言，那种集体数量优势给予了他一种一往无前地自信，这就使他有了勇气来服从自己的本能，而在他独处时，某些本能原本是会被他抑制住的。在集体中，他放松了对自我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集体中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于是，一直以来约束着他的责任感就这样被抛弃了。”（同上书，第33页）
对于在集体中所显露出的新性格的重要性，我们不必过分强调。我们只需指出，集体赋予了个人某些条件，使其得以摆脱对自己的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压抑。指出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而他由此显露出的那些看似未曾出现过的性格特征，其实就是这种无意识里的本能冲动的外在表现方式而已。无意识里蛰伏着人心所有的邪恶。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和责任感的丧失是很容易理解的。一直以来我们都将“社会性焦虑”看作是道德的本来面目。（勒邦的观点与我们存在着分歧，在无意识的概念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并非完全一致。他的无意识概念重点包括潜藏最深的种族内心的特征，而这已经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畴。我们的确看出，自我的核心，即人类内心的“先祖遗传之物”的东西，是无意识的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中划分出了“被压抑的无意识”，它就是来自于这种遗传之物。在勒邦的观点里是不存在这种被压抑的概念的。——作者原注）
“二是由于传染性影响。这种影响左右着人们在集体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格，以及他们选择的趋势。对于传染性影响，要证明它的存在是很容易的，但却很难解释清楚它。它必然属于催眠一类的现象，对它的这种催眠特征我们很快就会单独加以探究。在一个集体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都富有传染性，它甚至能让一个人甘于献出生命来捍卫集体的利益。他的天性与这种趋向毫无契合点，若非身处集体中，他绝不可能这样做。”（同上书，33页）
稍后我们将会就后一种观点作出一个重要推论。
“第三个原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两者，它使个人在集体和独处这两种状态下所显现出的性格特征有时截然相反。它就是暗示默化性。之前所说的传染性影响只不过是它的一种结果。
“只有牢记生理学上的一些新发现，才能把握这种现象。如今我们已经了解到，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彻底消除掉一个人的有意识的个性，让他对磨灭他的个性的幕后后手的一切暗示俯首帖耳，并且所作所为完全与独处时的自己判若两人。根据最可靠的研究，似乎个人在集体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很快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反常的状态中，这种情况或许是来自于集体所施加的磁力性的作用力，或许是另有原因。这很像被催眠的人觉察出自己处于被催眠师掌控的“被动”状态……彻底失去了有意识的个性，连意志和判断能力也没了。全部的情感和思维都听命于催眠师。
“个人处于心理集体中时的状态与此大同小异。对于自身的行为，他丝毫不能察觉，就像一个被催眠的人那样：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受到削弱的同时，另一些方面的能力却可能突飞猛进。通过一些暗示，就能使他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去执行一些任务。相比之下，处于集体中的个人的这种冲动甚至更为强烈，这是因为，集体中所有人都受到同样的暗示作用，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使这种暗示作用显著增强。”（同上书，第34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意识的人格的消弭，无意识的人格的占据上风，感情和思维在暗示和传染性作用的操纵下渐趋统一，将自身受到的暗示观念付诸行动的趋向，像这样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就是处于集体之中的个人的显著特征。他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沦为了唯命是从的机器人。”（同上书，第35页）
我如此巨细无遗地引用勒邦的观点，就是为了明确地指出一点：勒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将个人处在集体中的状态与处在催眠中的状态相比较，而是为了证明两者是同一种状态。对此我们不欲反驳，只求能够对下述情况加以强调：以上引用的勒邦的观点明显表明，集体中个体的共有性格的产生的后两个原因（即传染性影响和暗示默化性）并未处在并列的同一级别上，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传染那是暗示默化性的一种显现方式。而且在勒邦的话中，我们也发现这两者所引发的状态几乎相同。或许我们应当这样来准确地阐释他的观点——也就是将传染性影响与集体中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起来，而将被勒邦看作催眠的那种暗示默化现象归结为别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诸如此类的对比中，有一个重要角色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过，即那个集体中的“催眠师”。这个缺失使我们感到诧异。即便如此，勒邦毕竟还是为仍未明确定义的“着魔”影响同个体之间互相引发的、增强暗示的传染作用之间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但是，此处尚有另一种举足轻重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集体中的个人所处的状态：“当一个人成为集体的一员，他在文明程度上的梯级就会往下降低。在离群索居时，他或许会具备良好的素质，但当他处在一群人中时，他却变成了一个原始人，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被赋予了原始人的一切天性，如桀骜不驯、暴戾恣睢、凶狠残忍，以及激情四溢和任侠尚义。”（同上书，第36页）在这里，勒邦极为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处于集体中的人的智力减退的状态。（席勒曾说，“当人们独处的时候，尚有些机智；当他们聚在一起，就变得愚蠢可笑。”——作者原注）
现在，我们姑且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来了解了解集团心理。勒邦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对于这种集团心理，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它的任一特征并推测出其来源。通过指出集团心理与原始人和儿童的心理的共同点，勒邦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推论方式。（同上书，第40页）
一个集体是浮躁的、不稳定的和易怒的。它基本上被无意识彻底主宰。（“无意识”这个词汇在这里不仅仅是“被压抑”的含义，它是勒邦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所正确使用的。——作者原注）一个集体所具有的冲动乃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有时是慷慨的，有时是凶残的，有时是英勇果敢的，有时则是怯懦的。然而，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专制的，不容许任何个人的利益的存在，甚至连生命的自我保存的利益也无容身之地（同上书，第41页）。在一个集体中，所有行动都并非早有预谋，虽说它会热血沸腾地追逐一些目标，但却不能持之以恒，因为在它身上并不具有坚忍不拔的品格。对于追求的东西，它要求立刻得到，绝不容许片刻耽误。它给人一种全知全能的幻觉，在集体中的个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请参考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年——1913年）中的三篇论文。——作者原注）
一个集体是极为盲目、极易受影响的。它毫无批判能力，对它来说一切都是肯定的。它的思考完全是凭空想象，通过联想，这些想当然的东西络绎不绝地涌现出来（就像是个人在自由想象时所处的状态），并且从未使用过理性的目光来审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一个集体的情感是极为纯粹的、极为浓厚的。所以说，一个集体中并不存在怀疑，也不存在不可靠（在对梦的解析中，我们获得了最为全面的关于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遵守着一条技术性原则：无视那些在描述梦境时出现的怀疑和不确定的东西，而将出现在显梦中的一切都当作不容置疑的。我们把怀疑和不确定的东西理解为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这种无意识压抑力量控制着梦的过程。在我们看来，原始性的梦的思维是不含有这些怀疑、不确定以及批判性的因素的。梦中的思维，就如同其他东西一样，以白天残留的印记的形态进入到梦中。——作者原注）。
在集体中，极端情况往往直接形成：假如对某事心存一丝疑惑，那么这种疑惑就会迅速升级为不容辩解的肯定；如果有些许的猜忌，那么这种猜忌就会立刻变为强烈的厌恶。（同上书，第56页）（在儿童的感情活动中，这种对每一种情感无限夸大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并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梦中。在无意识中，情感被独立地分割出来，导致了在白天微不足道的怒气在梦中升级为渴望冒犯者死去的欲望。或者，在白天所感受到一丁点诱惑，在梦中便形成了一段详细的犯罪过程。对此，汉斯·萨克斯说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话，“对于那些梦中所出现的情况，如果我们企图在意识中寻找相应的现实（真实）的状态，那么对于以下发现我们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原本在放大的剖析镜片下看到的巨型怪物其实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纤毛虫罢了。”——作者原注）
虽说一个集体极易自发地走向极端，但只有过度的刺激才能激发它的冲动。无论是谁，如果打算影响一个集体，只需要夸大其词、不断重复就可以了，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逻辑。
这是由于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论，一个集体对此并不在意。并且，它又了解到自己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所以它一方面对权威俯首帖耳，另一方面却又极为狭隘偏执，毫无包容性。它崇尚暴力，冷酷无情，视仁慈为怯懦的代名词。它要求它的英雄必须具有坚毅、甚至是残暴的性格。它渴望被统治、渴望受奴役，并要求自己将领袖视若神明。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对于一切新事物和创新进步它都深恶痛绝，对于旧的传统，它却奉若圭臬，心向往之。（同上书，第62页）
为了准确地定义集体的特性，我们必须要将下述事实考虑进来：当个人汇聚到集体中时，加诸于个人身上的抑制作用就日趋消弭了，那些从茹毛饮血的时代残留下来并蛰伏起来的凶残的、兽性的和攻击性的本能被释放出来，随心所欲地去寻求满足。但是，集体在暗示的作用下，也能以自制的、忘我的以及献身于某种理想的形式来创造辉煌。当一个人离群索居时，自我的利益就几乎成为一切的中心；而当他处于集体中时，这种个人利益根本微不足道。我们可以这样说，个人所具备的道德准则是在集体中形成的。（同上书，第65页）一个集体的智力必然低于一个个人的智力，另一方面，一个集体的道德水平却既有可能远高于个人也有可能远低于个人。
勒邦还阐述了集体的其他一些特征，它们明确地显示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集体的心理与原始人的心理之间的统一性。在集体中，势如水火的两种思想可以共存，它们在逻辑方面的矛盾不会带来任何分歧。然而，精神分析学说早就指出，在个人、儿童以及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心理活动中同样有此类情况发生。（比如，在年幼的儿童身上，对最亲近的人的矛盾的情感之间的平行共存状态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两种矛盾的情感互不侵犯。一旦它们之间最终发生了冲突，儿童的应变方法一般是寻找替代者从而让情感得以转移。一个成年的神经症患者的病史同样表明，一种受到压抑的感情极有可能长时间存在于无意识的、甚至是有意识的想象中，而它所包含的东西必然是与占主要地位的趋向相矛盾的。但自我并不会因为这种矛盾而禁止它所否定的这个东西的任何活动。这种想象能够长时间存在，直到有一天，它突然与自我发生了冲突——往往是由于在这种想象情感方面的精力贯注增强了——伴随而来的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种结果。在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的个性愈发得以统一，同时他所具有的那些原本各自独立发展成型的单独的本能冲动和愿望倾向也得到了系统化的统一。我们很早就得知，在性生活方面的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就是：诸般性本能有机结合为一个完备的生殖系统。更何况，无数为人熟知的事例表明，在自我的统一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类似于力比多的那种冲突。比方说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同时却对圣经保持着信仰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作者原注）
再者，一个集体还会被语言的魔力所控制。这些言辞能给集体的心理带来强烈的震撼和悸动，同时亦能使其偃旗息鼓。（同上书，第117页）。“理性和逻辑思辨成为一些辞藻和公式的手下败将。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它们被庄严地朗诵出来，一听到这些，人们脸上就露出无比景仰的神情，接下来就是毕恭毕敬、奉若神明。有很多人将它们看作是天地之威或者超越造化的能量。”（同上书，第117页）在此，我们只需对原始人的称呼禁忌和他们赋予称呼和词语的那种力量稍加回忆，就能明白了。
最后，真理从来不是集体的追求目标，它们需要的是幻觉，并且它们的存在是以幻觉为基础的。它们一贯坚信，虚假优于真实，两者对它们的影响几乎一模一样。显而易见，它们倾向于真假不分。（同上书，第77页）
我们已经论证过，由于欲望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幻觉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神经症心理学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同时，我们还观察到，操控神经症患者的是心理世界的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癔症所表现出的症状是以幻想为基础，而不是重复现实经历。强迫性神经症中的负罪感，是以某种幻想中的罪恶行为为基础的。一个集体的心理活动，的确与处在睡梦中和催眠状态下很相似，在情感性精力贯注的冲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集体中的领袖，勒邦并未像对待上述问题那样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在他的论述中，我们难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一旦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群体，都会出于本能地使自己身处某个首领的统治之下（同上书，第134页）。一个集体就是一群温顺的动物，它们生存的前提是统治者的存在。它是如此渴望顺从，以至于竟会发至内心地要求接受任何一个以集体首领自居的人的统治而毫无怨言。
虽说这种对首领的渴慕已经为某个首领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但这个首领还必须使自己的能力足以驾驭这个集体。要想唤醒这个集体的信仰，他自身就必须狂热地陷入对某种信仰（或者某种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中。而要使自己的意志成为这个无意志的集体的意志，他必须具有某种坚韧不拔的、足以服众的意志。接下来，勒邦继续探讨了各式各样的首领人物以及他们煽动集体的伎俩。从总体上来看，他坚信，首领人物是利用自己疯狂且盲目地崇拜的信仰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
并且在勒邦看来，诸如此类的观点以及这些首领人物都有着一种难以阻挡的神秘力量，他将其名为：“威信”。威信来自于某个人、某篇文章或者某种见解的刻意神化，从而使它得以奴役我们。在它的影响下，我们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满怀惊叹和崇敬之情，类似于在催眠时陷入的“着魔”状态（同上书，第148页）。他将威信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获取的或者刻意营造的威信，其二是先天的人格上的威信。前一种威信只有通过荣誉、金钱以及名望才能获取。某种观念以及某个艺术作品要想获得这种威信，则需要仰赖过去。这种威信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求回溯过往，所以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种捉摸不透的影响。只有少数人才具备人格上的威信，这些人借此确立首领地位。他们所具备的那种人格上的威信让所有人臣服，就如同对他们施加了吸引力的魔法一样。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威信，都是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上的，一旦失败，威信就会土崩瓦解。（同上书，第159页）。
我们从勒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并未能将首领人物的影响和威信的重要性很好地融入到他对集体心理的杰出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