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与赵家

上古时期本就各族杂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城市和平原的农民的控制力较强，但是不远处的山区往往居住着戎狄等各族人。中原王朝对辽西的控制并不稳固，北方的各草原民族经常取得辽西地区的主导地位。此时，该地区往往会出现失控的现象。如西晋后期，由于中原政权对东北方向控制力的减弱，居住在辽西郡的慕容鲜卑最终形成了十六国之一的前燕。

除了慕容鲜卑之外，渤海人、奚人等先后都在古代的辽宁地区生活过。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契丹人，他们建立了和北宋对峙的辽朝。这个在中古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正是以辽地为国号。

但是契丹人在历史舞台的登场时间要比辽朝早得多。契丹首次出现是在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554 年 ）的《魏书》中，书里记载，早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年间（386—396 年 ），契丹就曾经被北魏击败，和北魏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也有史籍认为契丹人就是宇文鲜卑的一支。此外，朝鲜12世纪编修的《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秋九月，契丹犯北边，陷八部落。”时值公元378年。尽管《三国史记》本身修成年代很晚，所参考的材料一定来自更早的年代。就近期的研究看，契丹人的语言和鲜卑语有相近之处，可能有承继关系，确实有可能就是鲜卑的一支。契丹人本来是在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流域，唐朝晚期回鹘汗国崩溃，给了契丹人统治蒙古草原的机会。随后唐朝灭亡，又给了契丹人进入中原的发展空间。

契丹给Cathay的来源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波斯和西方史料里的Cathay都出现在辽朝建立之后，辽朝一度统治过华北北部，极盛时其西部疆界可以一直到中亚地区。国号“辽”其实主要是模仿中原王朝制度，供汉语人群使用，其间辽朝也曾恢复国号为“契丹”。所以Cathay和契丹有关系是最有可能的解释。不过要想把Cathay和契丹挂钩也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契丹”的读法。

汉语“契丹”是中古早期就有的翻译，中古汉语契丹的读音大概是/kʰɨt tɑn/。/kʰ/相当于汉语拼音的k；/ɨ/类似汉语拼音的i，但是发音位置靠后一些；/t/则相当于汉语拼音的d。“契”的这个读音收录于宋朝的韵书《集韵》中，可能是宋朝时宋人听到了契丹人的自称出现的模仿读音，如果按照中古汉语的一般读法，则是读/kʰei/或者/kʰet/。不管采用哪个读音，“契丹”与Cathay相比，其他方面的来去并不算大，但是尾巴一个是-n，一个是-i，这个区别不容小觑。这两种读音到底是不是同出一源？如果是，哪种更正宗？这毫无疑问要考察契丹人如何自称。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好解决。契丹语早已彻底灭绝，契丹人生活的年代，录音设备尚未出现。要想知道契丹人如何自称，就只能从文字资料中搜索蛛丝马迹。虽然文字材料并非契丹文化的强项，但契丹确实曾经有文字。辽朝官方一直采取契丹语和汉语在官方层面并行的政策，前者在辽朝被称为“国语”，但是在书面实践中汉文的优势更明显。现存的辽代建筑上面留下的文字以及辽代碑刻大部分都是汉文，文献更是几乎全为汉文。契丹文最主要的出现场合则是在契丹贵族的墓志铭中，此外，一些铜镜、印章、腰牌、钱币上也有零星的契丹文出现。历史上应该确实有许多契丹文写成的书册，但是在无人使用契丹文后，契丹文书籍变得非常稀少，尤其是契丹大字的书籍，现存的仅有俄罗斯藏的一本出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来路不明的抄本。

更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就不算多的契丹文材料居然还分成大小两种文字。两种文字字形上都受汉字启发。大字主要表意，是一种和汉文更相似的文字，传统说法是于920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自创制。比大字晚五年出现的小字的发明者是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发，小字有许多用来表音的字符，书写时可以把几个字符堆叠在一起来拼读。所幸“契丹”作为辽朝的常用词，在契丹大小字材料中均有出现，尤其是在契丹贵族墓葬中，作为国号的一部分经常被使用。

辽代墓葬石刻中最精良的是辽代帝后的哀册。按照辽朝的习惯，帝后的哀册需要制作两份，一份为汉文，一份为契丹文。在辽道宗的契丹文哀册上，开头的几个字为“ ”。

然而光是看这些字符，没人能知道它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无良游人的“到此一游”，却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去世后与唐高宗合葬乾陵。武则天为自己的丈夫撰写了洋洋洒洒的《述圣纪碑》，讲述一代明君唐高宗的丰功伟绩。然而武则天自己的碑，却是一通无字碑。关于无字碑是怎么回事，至今没有完全破解。无字碑上已经刻好了格子，显然本来是准备刻字的，这种欲刻未刻的状态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想。后来有人到乾陵访古，却偏偏要在无字碑上刻下“到此一游”类文字，现今无字碑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当然，这些文字绝大多数都是汉文，然而在中部靠上的位置，却有一种奇怪的文字。

幸好这则“到此一游”也附送了汉文。大致说的是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在乾陵附近打猎时见到乾陵年久失修，殿庑倾颓，于是下令重修乾陵。此处的大金皇弟应该是金太宗完颜晟的弟弟完颜撒离喝。这段文字刻于1134年，明朝已经有金石学家认为这种奇怪的文字可能是女真文。这在逻辑上讲得通：既然是金朝皇族所写，那么文字当然应该是女真文了。

问题出在年代上。女真文和契丹文一样也分大小字，大字发明于1119或1120年，小字发明于1138年。由于时代先后的关系，如果无字碑文字是女真文则只能是女真大字。但是女真大字与契丹大字和汉字一样，都是每个字线性排列，而不会像碑上的奇怪文字那样几个字堆叠在一起。20世纪后，随着契丹小字石刻的陆续面世，人们才发现原来这种文字其实并非女真文，而是契丹文。女真人刚刚兴起时文化水平不高，有些女真人就学习了契丹文字。《金史》记载，完颜撒离喝后来被金朝废帝完颜亮猜忌，完颜亮密旨使人假造契丹小字写成的家书，诬陷其谋反，并将其杀害。既然可以用这种手段进行诬陷，可见完颜撒离喝确实喜欢用契丹小字。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和汉文是双语对照材料，从而成为后来破解契丹小字的最主要基础。

尽管我们对契丹小字的了解仍未完备，但是现有的知识已经足够把辽道宗哀册碑盖的头几个字分拆成几部分。 是“大”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表意字； 是“中央”的意思； 是“辽”之意； 则是“契丹的”；跟随其后的则是辽道宗的谥号。辽道宗年间，辽朝的国号由“大契丹”恢复为“大辽”。看起来，墓志铭反映的契丹国号会根据当时辽朝汉文国号的变动而变动，凡是在辽朝国号为“大辽”时， 就会放在“契丹”前面，国号为“大契丹”时，就会置放于“契丹”之后。可见至少官方层面上，当汉语国号改变时，契丹语的国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动，而不是一直以契丹国相称。

三字中的最后一字是属格标记。契丹语和汉语不同，一个词会因语法功能的变化而增加相应的词尾，属格的功能大约相当于汉语的“的”，即墓主是大契丹“的”皇帝。“契丹”的词根本身则由 表示，这两个字恰好都是表音的字。除了辽道宗哀册之外，其他的契丹小字墓志铭中“契丹”还有写 的。

契丹小字的表音远不像拉丁字母那样有规律。表音的契丹小字可以代表一个音素或一个甚至两个音节。 只在“契丹”一词中出现；而由于契丹语是蒙古语系的一种语言（ 并 非蒙古语的直系祖先 ），和蒙古语以及蒙古语系的其他语言共享一些基础词汇和语法特征， 则基本上可以肯定读作i；只剩下中间的 字，因此它怎么读就很重要。

比较肯定的是， 的发音应该带有鼻音。除了表示“契丹”外， 还用在其他场合。譬如契丹人名“讹里本”就写作 或者 。既然汉文把末字翻译为以-n结尾的“本”，就意味着 确实应该带n的音。也就是说，“契丹”在契丹语里的读音和在汉语里一样以-n结尾，而并不像西方语言中的Cathay那样以-i结尾。

对于汉语音译“契丹”的准确性，还有个出乎意料的旁证——古藏文。辽朝兴盛时西藏正处于吐蕃灭亡后的混乱时期，没有留下很好的记录，但是唐朝时吐蕃帝国兴盛一时，一度北扩，控制了今天新疆和中亚其他区域，也留下了诸多其他民族的记录。

敦煌在唐朝中后期曾经被吐蕃占领62年，吐蕃在敦煌设置抄经中心，因此敦煌保有不少藏文档案。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获取了一批文档，其中一份文档上既有汉文又有藏文。这份文档的藏文部分记载了五个 （hor）使臣受Hor王之命寻访北方草原到底有多少国王的事。藏族人把北方牧民称为Hor，历史上这个词的指代随北方草原民族的变化而变化。这份文档在记录拔悉蜜部时提到，当年Hor王曾经和拔悉蜜部以及葛逻禄部一并推翻可汗统治，后拔悉蜜王当上可汗，又被Hor以及葛逻禄推翻。这里说的无疑是公元742年，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拔悉蜜、回纥、葛逻禄部杀后突厥阿史那骨咄叶护可汗之事，拔悉蜜王被推立为颉跌伊施可汗，后于744年被回纥和葛逻禄两部共同杀害。既然已经提到涉事的拔悉蜜和葛逻禄两部，Hor指的一定就是后来称霸草原的回纥（ 回鹘 ）人了。

回鹘人为什么会用藏文撰写报告呢？中古时代藏文曾经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回鹘人也确实有一些文档使用藏文。考虑到文档出自敦煌，中间一些部落名的拼写很不稳定，还有一些抄写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推测文档可能是由在敦煌的回鹘人口述、书吏译写后再经过誊抄生成的。

关于契丹，这份材料记载道：

“ ”

“这里北面住着叫 （ge tang）的人和 （ge tan）的可汗王……语言也大体和 （'a zha）人的接近。”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所谓'a zha人是藏语对吐谷浑人的称呼。吐蕃时代，吐谷浑人在今天的青海和西藏北部游牧，中古时代的记录却明确显示吐谷浑人是属于慕容鲜卑的一个分支。乍一看，这样的分布简直不可思议。正如前文所述，慕容鲜卑位于今天的东北地区，吐谷浑却在今天的青海和西藏北部地区，两地中间隔着约两千公里。但是对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事情就讲得通了，毕竟他们远远不像南方的农耕民族那样安土重迁。这样略显奇怪的分布可以归咎于一场发生在慕容鲜卑内部的争端。

两晋之交，慕容鲜卑有一位首领叫慕容廆，他是前燕奠基人慕容皝之父。慕容廆有个庶兄慕容吐谷浑。两人原本关系较好，后来被人挑拨，慕容廆渐渐疏远了慕容吐谷浑。两人所部的人马发生争斗，慕容廆愤而赶走庶兄。于是慕容吐谷浑决意率部西迁。在慕容吐谷浑离开以后，慕容廆一度相当后悔，想要和兄长和好，使之放弃西迁的计划。不过慕容吐谷浑去意已决。最终，慕容吐谷浑的部众迁徙到了水草丰美的青海草原。在这里，他们以吐谷浑为部族名。此后，吐谷浑人一直在青海游牧，直到唐朝时被西南方的吐蕃人吞并同化。

这个故事出自《魏书·吐谷浑传》。今天兰州南部仍然有个叫“阿干”的镇，慕容吐谷浑率部西迁时就经过了这里。阿干的含义史书记载非常明确，就是“兄长”的意思。当年慕容廆还曾经作《阿干歌》追忆兄长，可惜的是歌曲的词曲已经散佚。

这份文档提到契丹人的语言和吐谷浑人的语言很接近，说明两者可能确实都源自鲜卑语。不光如此，契丹语中“契”，藏文选择ge来对音，中古汉语选择“契”字来对应翻译，可见契丹语中“契”的元音确实可能并不是纯粹的i。

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的语言经常有个特点，即k、g的发音会随着后面元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这在全世界语言中都很常见。因为k、g发音位置在口腔后部，如果碰上发音位置比较靠前的元音，如i，就会出现发音位置前移的现象；反之，如果碰上发音靠后的元音，如u，发音位置也会后压。英语key的/k/发音位置就比cool的/k/靠前很多。汉语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现象，譬如中古时代“基”和“歌”本是一个声母（ 今天的粤语仍然读 gei 和 go），然而在大多数北方话里，“基”的声母受到i的影响，从明朝晚期开始其发音位置不断向前移动，最终变成了今天普通话的声母j。一般来说，北方民族的语言k、g发音位置受到前元音影响的前移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如果搭配后元音，其发音位置就直接向后移到小舌位置了。k分化成舌根音和小舌音是一个亚洲东部分布范围非常广泛的地理区域特征，甚至中古早期汉语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现象。尽管起初不过是伴随元音前后的变体，但由于这两种变体发音差别相当明显，因此历史上的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契丹文和满文往往都把它们表示为不同的字母或字符。用国际音标表示的话，则k可以分为靠前的/k/和靠后的小舌音/q/。契丹语里“契丹”的k是靠后的小舌音/q/，由于小舌部位相对不灵活，用小舌成阻，发出完全的塞音难度较高，发音时容易发生漏气的现象，因此这个位置的音很容易转化成类似汉语拼音h的擦音。波斯语里“契丹”的名字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与之相应地，在这些k的发音位置有前后变化的语言里，/k/可以配前元音i，/q/配的就是一个位置靠后的i，我们可以写作ï。这类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词中的元音要具备一定的一致性，如都得是后元音或者前元音。从“契丹”一词的读音看，无论是汉语的“丹”还是西方语言的tai，第二个音节的元音a都是后元音，那么“契丹”就得是一个小舌音配后元音的词Qïtan。这也是为什么中古汉语能够区分/it/和/ɨt/两个韵母，却在“契丹”的读音上选择了/ɨt/，而藏文有i却选择用e对应。至于波斯语，也很难找出合适的对应，所以e/a都可以使用，这和波斯语的书写习惯有关，波斯文按照阿拉伯文的习惯，一般不写短元音。波斯语重音在词末，词首的a/e既然不需要写出，那么读音发生交替也很常见。

西方人的Cathay不以鼻音-n结尾则可能和契丹语的语法变化有关。“契丹”一词在一些材料里面写作 ，一般是当作修饰中心语的定语或属格使用，用在诸如“契丹语”这样的组合中。这时“契丹”的读音是Qïtai，本来契丹语里的-n消失不见，增添了-i。这可能和契丹语名词的语法变化规则有关。不过正如辽道宗哀册显示的那样，根据类似的语法功能也可以写作Qïtani。此外，名词还有单复数之分。目前看来，“契丹”可能还有个复数形式Qïtas。这种词尾为s的复数形式在蒙古语系的语言中并不罕见，蒙古语也有使用。不过蒙古语中“契丹”一词复数形式的词尾是-d，这也是蒙古语-n结尾的名词变复数最常见的方式。也就是说，蒙古国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Хятад（Xjatad）直接就是“契丹”的复数。

除了作为语法变体的Qïtai之外，西方语言的Cathay来源也有另一个可能。作为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登场的民族，契丹在唐朝时的古突厥文献中也有出现。在石碑上契丹写作 （Qïtań）。唐朝的突厥字母是由右向左书写的，这个词以 收尾。 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字母，出现频率相对较低。这个字母现今一般转写为ń，读音介乎n和ng之间，和法语的gn比较接近，听起来有些像ni。中古汉语也有这个音，后来转化为普通话的r，江浙地区的吴语则保留了这个中古声母（ 因此有“上海人”是“上海宁”的谑写 ）。

这个读音作为单词收尾很容易发生变化。古代突厥语现代的一些亲属语言基本都没有保留这个发音，都会变成其他更加常见的韵尾。譬如绵羊一词，古突厥语就是qoń，今天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都读qoy，土耳其语则是koyun。蒙古语里这个词的形式则是 （qoni）。

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契丹语的祖先那里，契丹一词的结尾也是ń，这个韵尾在辽朝的契丹语中已经趋于消失。这个音在汉族人和藏族人听来都是鼻音，后来在契丹语中也变成了-n，因此汉语用了“丹”来对应，藏文则tan和tang两种翻译都有。然而在新疆和中亚的语言中，不同的音变促使“契丹”在这些语言里变成了Qïtay，波斯人又是从中亚人那听到“契丹”一词，最终形成了“契丹”在亚欧大陆东半部和西半部的不同形式。

宋辽对峙时期，新疆和中亚说突厥语系语言的居民渐渐有了把中国北方称作Qïtay的习惯。如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说：Ṣin本分三块，上分位于东为桃花石，中分为契丹，下分为巴尔罕，在喀什噶尔。不过整体而言，此时中亚居民对Qïtay的认识非常模糊，甚至都弄不清楚Qïtay在什么地方，和Chin究竟是什么关系。

历史吊诡的是，中亚人对契丹了解加深之时，恰恰是中国北方的辽朝政权已然倾覆之际。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历史书上的辽朝终结于1125年。这一年3月26日，辽朝末帝天祚帝在应州（ 今山西应县 ）被女真人俘虏，这个曾经兴盛一时的北族王朝最终在女真人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但是实际上，辽朝并没有真的完全灭亡。辽朝重臣、宗室成员耶律大石率领契丹人西迁，建立了西辽。耶律大石本想以蒙古高原和新疆为基地图谋复国，但是1130年在金朝压迫下放弃蒙古高原。1132年，耶律大石在今新疆额敏称帝，国号仍为大辽。1134年耶律大石征讨金朝受挫，因此决定放弃恢复辽朝故土的企图，转而专心在中亚扩张。

西辽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西喀喇汗国可汗马黑木。马黑木不敌契丹人，因此向自己的舅舅——中西亚霸主塞尔柱帝国桑贾尔苏丹求助。桑贾尔此时还在和花剌子模作战，并未对马黑木施以援手。国势蒸蒸日上的西辽最终还是让桑贾尔感受到了威胁。1141年，马黑木在与葛逻禄部发生冲突后再次求助，桑贾尔终于决定纠集大军攻打西辽。

塞尔柱帝国本来是出身中亚的乌古斯部落的一支，但随着帝国对西方的征伐屡屡得胜，其领土从中亚地区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沿岸，帝国的中心早已向西转移。随着领土的过大扩张，作为中亚和西亚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国、诸多小国部落附庸的对象，此时的塞尔柱帝国在大苏丹下还有小苏丹（ 类似总督的官职 ）。桑贾尔在还是王子时曾经分封到塞尔柱帝国的东部，后来他以东部为根据地，直到当上大苏丹后以今土库曼斯坦马雷（ 古称木鹿 ）为都城。桑贾尔进入中亚河中地区之后，葛逻禄部向耶律大石求助。耶律大石去信桑贾尔为葛逻禄部说情。桑贾尔当然不予理会，反而要求耶律大石皈依伊斯兰教。这次书信交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桑贾尔在信中宣称自己的军队能用箭截断敌人的须发。耶律大石听到之后下令拔下信使的一撮胡须并让他用针截断，信使不能做到。耶律大石反问，针不能截断须发，箭又如何做到。

塞尔柱帝国此次可算是倾巢出动，号称十万大军。不过其中不少士兵是从各附庸国临时征召来的，这也为战争埋下了隐患。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对峙。1141年9月9日，决战打响。耶律大石正确判断了对方军队规模过大，指挥困难，容易首尾不能相顾，最终指挥西辽军击溃了塞尔柱联军。

在卡特万战役中，塞尔柱联军死伤极其惨重，甚至有说十万人战死的。本来的中西亚霸主桑贾尔在这次战役中尝到了人生中的首次败绩，他妻子被俘，他和只剩15人的亲信部队将将逃出战场，元气大伤，威信扫地。桑贾尔为了这场战争包括战后赎回战俘的赎金一共花了400万第纳尔。至此塞尔柱帝国丧失了锡尔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和在中亚各部落的影响力。桑贾尔随后又于1153年在塞尔柱部落内战中被俘，1156年逃出后于次年在木鹿去世，塞尔柱帝国在东方的统治彻底崩溃。此战过后，后来以西亚为中心的诸多帝国再无能够控制中亚地区的。哪怕强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东部边界也顶多只到今天伊朗境内。

对这场决定了中亚命运的大战，《辽史》有相对简略的记载：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

所谓忽儿珊就是波斯语 （Khorāsān/ 呼罗珊 ），是波斯人对于东方的称呼。桑贾尔本来是东部呼罗珊地区的苏丹，因此直接就用地名代指了。卡特万之战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相对有限，却是中西亚甚至欧洲的一桩大事。可能是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以能征善战闻名的桑贾尔的十万大军居然会败给西辽，阿拉伯史料中记载西辽拥有三十万大军，对桑贾尔形成了数量上的碾压。但是根据《辽史》记载，显然卡特万战役是一次以少胜多之战。此战之后，耶律大石可说扬名立万了。

辽朝一直实行非常有特色的南北枢密院制度。由于辽朝幅员广大，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相差很大，因此辽朝设置南枢密院管辖汉族和各州郡县事务，北枢密院管辖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西迁之后的西辽继续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 中亚各民族依照本地习俗治理 ），由于经过数百年的混居，契丹人和汉人的文化相对接近，西辽时继续使用汉语为官方语言，铸造的钱币上都有汉文。因此在西辽的百年统治后，中亚和西亚的居民已经分不清契丹人和汉人的区别，直接把西辽人称为“契丹”。由于西辽和辽朝的承继关系，这下中亚地区就更以“契丹”指代中国了。

当然，辽朝自己是分得清汉人和契丹人的。宋辽对峙时期，契丹人对“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长期与辽朝并存的宋朝有着自己独特的称呼——Jauqu。这个略显奇怪的称呼的来源至今不明，有可能是“中国”的某种方言读音。也有说Jau可能是宋朝皇帝的姓氏赵，Jauqu就是赵国的意思。更大的可能是，这个词本出自“赵官”，蒙古语系的语言中有一部分词的词尾的-n不稳定，只在有些场合才出现，Jauqu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在辽朝时，这个称呼基本上只用来称呼宋朝的南方人。但是可能连契丹人自己也没想到的是，随着时代推移，Jauqu居然也被用来指契丹人。元朝蒙古人就使用过这个名称，华北地区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都被称为Jauqut。蒙古人甚至还把这个名字传到了波斯。拉施特的《史集》就提到：蒙古人称“中国”（ 原文实为“契丹” ）为 （Jauqut）；汉语称北方人则用 （Khanzi），即“汉子”；至于称呼原南宋地区的南方人，则用 （Manzi），当然就是“蛮子”了。

元朝蒙古人不只是把契丹人称为Jauqut，还把他们称为Qitad。早期的蒙古文献就有用Qitad表示金朝或女真人的情况，而蒙古语用Qitad来指代汉人则要晚许多，文献记录最早出现在1338年（ 实际上这个用法可能出现得要早得多 ），此时已经到了元朝末年。明朝《华夷译语》中对蒙古语Qïta的注音为“乞塔”，释义为“汉人”。可见“契丹”本来的-n很有可能并不是词根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契丹文的 为什么是表示Qïta，因为Qïta才是这个词的词根。早在1221年，拉丁语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Chata的写法，文献来源于当时在今天以色列阿卡担任主教的法国人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于1221年4月18日向西方发去的信件。此时的阿卡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后重建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十字军正在进行第五次东征，德维特里正随军攻打埃及。关于东方出现了新的征服者的传闻正在伊斯兰世界疯狂传播。德维特里声称他从安条克公爵博希蒙德五世那里获取了间谍送来的阿拉伯语报告并翻译为拉丁语。

1219年，蒙古人在灭西辽后西征花剌子模，1220年花剌子模国都撒马尔罕沦陷，同年蒙古骑兵在伊朗横冲直撞。1221年在东方的欧洲人隐隐约约听说了蒙古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大战。曾经不可一世的花剌子模国就这样灰飞烟灭，欧洲人觉得成吉思汗就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大卫王。德维特里的信件中提到，“Tunc erant treuge inter regem Chatha et Chavarsmisan”（ 那时 Chatha 王和花剌子模之间有纠纷 ）。从和花剌子模有直接矛盾来看，这里的Chatha指的应该是西辽。顺便一提，参加第五次十字军的欧洲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并冒进地做出了攻打开罗的决定。最终埃及军队和尼罗河水让十字军损失惨重，彻底失败。1248年的信件中，写作Chata/Chatha的词已经用来指代中国北方。此外，带-n的形式也并非完全见不到，如拉施特的《史集》中就记录过 （Khidan）的形式，并且明言这是契丹语（ 汉语 ）中对“喀喇契丹”人的称呼。

喀喇契丹是西辽立国后，中亚人对西辽的称呼，字面上是“黑契丹”的意思。我们并不知道喀喇契丹如何得名，可能这是契丹人自己对辽朝的称呼，辽朝以水为德运，也确实应以黑为正色。中国史料偶尔也把西辽称作“黑契丹”，但是这些“黑契丹”的说法出自明朝的史料，时代较晚，可能是从蒙古语回传的结果。

颇为有意思的是，卡特万大战很可能在西方孵化出了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当时突厥人步步紧逼，东罗马帝国根本无法阻挡不断涌入的突厥部落。卡特万之战发生时，正是中东战事穆斯林占据优势的阶段，埃德萨伯国于1144年被攻占，耶路撒冷王国岌岌可危，为此教廷号召欧洲人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很快，基督教世界就有了这样的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公正的基督教国王祭司王约翰，统领着一个在异教徒国家包围中的基督教王国。

可能让期盼与祭司王约翰结盟的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是，耶律大石自始至终都是个佛教徒。 WUEc+IPkayd+R7KxaEIXYsV0avE0xCP7aE/ru4DvP6IvCl0O6g3T9IMnb7VEi9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