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人的Cathay梦

商人、航海家、外交家、官员、畅销书作家，抑或职业骗子？世界历史上绝少有人能像马可·波罗这样把这么多重身份集于一身。

马可·波罗以他的东方之旅，尤其是中国之旅闻名。从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一直到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数百年间，《马可·波罗游记》（ 本文简称《游记》 ）几乎是多数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早在马可·波罗生前，他的《游记》就已经广受欢迎；数百年后，《游记》更是所有来华的西方人不可或缺的指南。

在《游记》中，马可·波罗号称自己是忽必烈大汗的亲信，曾经担任过三年扬州总督。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免有些令人发笑。近代之前，在西方鼎鼎大名的马可·波罗，在中国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甚至算不上“人物”，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古籍提到过这个人的存在，以至于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从《游记》发表迄今，关于马可·波罗经历真伪的争议从未停歇。

按照西方习惯，马可·波罗的全名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个人的经历如同他的《游记》一样迷雾重重。作为“威尼斯人”，他大概率出生在威尼斯城。然而当时的威尼斯并不像今天一样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的一座以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当时的威尼斯是一个领域广阔的共和国，或者用威尼斯人自己的描述——“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简称为“最尊贵国”。

威尼斯建立在潟湖之中。罗马帝国瓦解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对原有的罗马居民进行烧杀掳掠。潟湖中的泥沼地则相对安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居民纷纷从陆上逃往潟湖。起初生活在潟湖泥沼的生活定然相当艰苦，但是时间一久，威尼斯人发明了在泥沼里插入木桩搭建平台起楼的技术。本来的泥沼中崛起了一座座居民岛，岛屿之间以及岛屿与外界则靠船只沟通交流。在极端的地理情况下，威尼斯人以盐业贸易起家，组建了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爱琴海的诸多岛屿和海岸线，“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也由此而来。

今天的威尼斯仍然是一座惊人美丽的城市，然而纵横交错的运河仅仅是这座城市过往荣光的一小部分。由于商人们的需求，这里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发祥地，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霸主。马可·波罗出生的年代，正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鼎盛时期，许多威尼斯人以商贸为业。马可·波罗的家族可能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 今天克罗地亚一部分 ），此时达尔马提亚海岸多为威尼斯共和国占据。

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幼年时，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正被西方人占领（ 这正是威尼斯人把十字军导向 君士坦丁堡所致 ），此时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势力庞大。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都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大概是嗅到了风向的转变，1260年波罗家族的两位当家变卖了家产，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东方寻找新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商业决策，在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仅仅一年后，东罗马帝国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导致帝都陷落的罪魁——威尼斯人统统被刺瞎双眼。

1269年，父亲和叔叔返回威尼斯，见到了已是少年的马可·波罗。两年后，已经17岁的马可·波罗到了可以外出经商的年龄。父亲和叔叔带着马可·波罗，三个威尼斯人开始了又一次的东方远行。当时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马可·波罗到达大都（ 今北京 ）已是四年之后。随后马可·波罗一直待在中国，直到1291年忽必烈汗派马可·波罗出使伊儿汗国并允许他返回欧洲。马可·波罗最终在1295年返回威尼斯，回去的路也走了四年。

马可·波罗把在东方赚到的钱换成宝石带回了威尼斯。作为一位富有的威尼斯商人，他本可以歇一歇了，但是此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有个死敌——同为北意大利城邦的热那亚。马可·波罗参与了威尼斯的政治生活，并出钱装配军舰。在1296年与热那亚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担任一艘威尼斯军舰的舰长，在战斗中被热那亚人俘虏。

对于马可·波罗个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然而这次的不幸在阴差阳错之下却让他成为畅销书作家。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人的监狱里有个狱友，来自比萨的作家鲁斯蒂谦（Rusticiano）。早在马可·波罗被热那亚人抓到之前，鲁斯蒂谦就在一场比萨与热那亚的战役中被俘。结识马可·波罗前，鲁斯蒂谦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关于英国亚瑟王的演义。在两人穷极无聊的牢狱生涯里，马可·波罗以向他的比萨朋友讲述他的东方大冒险打发时间。

假设没有这个喜欢听故事的作家狱友，马可·波罗的大冒险大概会跟着他一起进坟墓。同期西方很有可能也有类似马可·波罗这样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然而他们的旅行并未整理成游记，或者这样的游记没有成功传下来。这并非凭空臆测，1951年扬州发现了一块墓碑，墓主叫Katarina de Villionis，于1342年6月在扬州去世，是Dominicus的女儿。从这些人名来看，他们显然是一家在扬州经商的意大利商人，一些历史文档的蛛丝马迹显示他们可能来自热那亚，然而由于缺乏其他材料，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基本仅限于此。

有了鲁斯蒂谦的帮助，马可·波罗的故事喜获面世，并大受欢迎。后人对马可·波罗的了解大部分也是直接源于鲁斯蒂谦执笔撰写的《游记》本身。在分析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过中国的问题之前，先要解决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游记》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

在马可·波罗活动的年代，西方仍然处于书籍主要靠抄的阶段，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增删和修改本就是常事。作为可能是近代以前西方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书，经过无数人抄写的《游记》的版本问题更严重，尤其是《游记》在传抄过程中还被翻译成了多种不同语言。单纯从版本学角度看，《游记》仿佛一团乱麻，难以理清。

我们可以从作者的背景入手对各主要版本进行初步梳理。两位主要参与作者分别是威尼斯人和比萨人，今天威尼斯和比萨都属于意大利。按照常理推想，意大利语版本应该是比较早而可靠的。然而意大利统一是很晚的事情，20世纪以前意大利方言林立。今天的意大利语是基于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的方言演变来的，比萨也属于托斯卡纳地区，其方言和佛罗伦萨相差不大。但是鲁斯蒂谦和通过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最终让这种方言“上位”的但丁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游记》的面世早于但丁的巨著《神曲》20多年。此时托斯卡纳方言还只是乡野土语。鲁斯蒂谦本人关于亚瑟王的小说就是法语作品，不过他用的“法语”并不是纯粹的法国法语。由于法国境内的拉丁语变体演化速度特别快，口语和拉丁语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法国基于当地方言口语的书面语出现得比意大利更早、更成熟。意大利北部作家在创作小说等文体时也往往模仿法国人，使用（ 他们认为的 ）法语创作，这种意大利北部一度流行的法语和当地方言混合的书面语称为法兰克—意大利语（Franco-Italian），即有一定意大利当地方言特点的法语。

曾经的海上霸主“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则通用威尼斯语。马可·波罗生活的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威尼斯公民在正式场合或书面语中一般使用拉丁语，但是马可·波罗显然不属于这类人。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意大利语在这个时代的威尼斯尚未有很大的影响力。威尼斯由于地处意大利东北，又是贸易大港，当地的威尼斯语介于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尽管威尼斯语远不如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 如热那亚、 米兰、都林等地 ）的方言像法语，但是既然连托斯卡纳人鲁斯蒂谦都能用法兰克—意大利语，威尼斯的作家们使用这种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游记》的体裁和马可·波罗与鲁斯蒂谦二人的语言背景可以推知，二人的口头交流大致是依托（ 稍加调整的 ）各自的方言进行的，鲁斯蒂谦的原版《游记》大概率是以法兰克—意大利语写成。《游记》的原版已经佚失，现存最古老的抄本恰好是14世纪早期的法兰克—意大利语版本［ 这个名 为 Le Divisiment dou Monde （《世界情况》）的抄本至今仍然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后来最重要的版本则是15世纪的拉丁文版本（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西方知识界普遍学习拉丁文， 这个版本成了很多其他版本的底本 ）。《游记》还有一个重要版本是16世纪的意大利地理学家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整理的版本。赖麦锡也是威尼斯共和国人，算是马可·波罗的老乡，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马可·波罗的事迹。1557年赖麦锡去世，两年后他生前整理的意大利文抄本出版。这个版本除对《游记》进行了一定的注释和分析外，还由于赖麦锡在威尼斯的图书馆里发现了稀有的抄本，从而据此增补了同时期其他抄本所没有的一些内容，且增补的内容与原内容一致性较高。

非但如此，赖麦锡还提到，此时很多人早已把马可·波罗的游记当成杜撰的故事。赖麦锡本人则坚信马可·波罗事迹的真实性，他努力搜集新的材料，修正其他抄本的错误以飨公众——这就是这个抄本耗费多年时间，在作者去世后才面世的原因。赖麦锡时代能见到的许多历史抄本现在一定早已灭失了，他的工作给这些材料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记录。

可不要小看赖麦锡工作的艰巨性。《游记》的各个抄本内容不尽相同，很多专有名词有诸多变体，甚至连马可·波罗的名字在各抄本中的拼写也各不相同，更有甚者，一个版本内的拼写都前后不一致。早期的法兰克—意大利语版本中马可·波罗的名字写为March Pol或Marc Pol；另一个早期版本——威尼斯语版本里，他的名字则有Marco Pollo、Marcho Pollo、Marcho Polo和Marco Polo四种写法。对于马可·波罗名字这样的西方语言中的专名，尚且容易找寻各语言的对应规律以推导出合适的拼写，但是校正东方的大量地名、人名、民族名就要难办得多，更别提调和各版本存在的记载参差了。可以说，马可·波罗本人也应该好好感谢这位比他迟出生200多年的小老乡。

就马可·波罗的中国经历真假的问题来说，《游记》里确实有一些可疑之处。譬如其中记载忽必烈曾经收到过10万匹白马作为礼物——就算是马背上的蒙古大汗，单次收到如此庞大数量的白马恐怕也有些不切实际。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经过了小说家鲁斯蒂谦的加工，一些过分戏剧化的内容必然会有虚构或夸张的成分。此外，在洋洋洒洒的描述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中国人饮茶的习惯，而后来访问中国的西方人无一不对中国人喝茶的习俗感到新奇不已。整理《游记》的赖麦锡正是头一个提到中国人喝茶的西方人，他把这种中国饮料称作Chiai Catai。

除了作者本人的自吹自擂或者鲁斯蒂谦美化之外，对类似完全忽视茶的问题的可能解释是：马可·波罗的生活圈子和交往对象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主。毕竟马可·波罗本人似乎从未学过汉语，大概率也没有亲近的汉族朋友，未能观察到元朝时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

但是《游记》的另一些信息表明，马可·波罗本人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如书中提到了中国使用纸币。马可·波罗对中国地名的描述也相当准确。假如说这些信息尚且可能通过一些商人的口口相传进入马可·波罗耳中，那么另一桩事则为马可·波罗中国经历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按照马可·波罗自己的说法，波罗家的三个男人曾经受忽必烈汗之命出使印度。他们从印度返回中国时，正好碰到了伊儿汗国派来的三位使者。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分裂后留下的四大汗国之一，统治中心位于今天的伊朗。当时伊儿汗国的可汗阿鲁浑丧妻不久，其妻卜鲁罕可敦临终留下遗言：非本族女子不得继可敦位。卜鲁罕属于伯牙吾氏，因此阿鲁浑派使者到元朝求亲。

三位使者与波罗家三人相谈甚欢，被马可·波罗等人的魅力、谈吐、见闻所折服，一起到了大都。后来忽必烈挑选了卜鲁罕部少女阔阔真作为阿鲁浑的新妻子。阔阔真时年17岁，长相美丽动人。

马可·波罗等人受命护送阔阔真到伊儿汗国。正是借着这个契机，大汗终于允许马可·波罗回国，这也成了大汗交给马可·波罗的最后一项任务。护嫁的队伍从泉州出海，在苏门答腊等待五个月之后，经波斯和印度抵达伊朗。此时已是1292年，距1286年阿鲁浑妻子去世已经过去六年，而阿鲁浑本人也已经去世，阔阔真嫁给了他的儿子合赞汗。任务完成后，马可·波罗等人则终于踏上了返回欧洲之路。

此处，马可·波罗特别细致地记录了三位伊尔汗国使者的名字：在法兰克—意大利语版本里，三人分别是主使Oulatai、次使Apusca、三使Coia；在拉丁语版中是Oulathay、Apuscha、Coya；在赖麦锡版中则是Ulatay、Apusca、Coza。各版本之间一致性较高。长久以来，由于缺乏旁证，加之三位使者并非著名历史人物，我们对这三位使者到底是否真参与了迎亲不得而知，顶多只能说这三个名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比较合理。

但是1941年，学者杨志玖在《永乐大典·站赤三》所引《经世大典》一段找到了阔阔真出嫁的记录。

《站赤》收录的主要是一些关于驿站事务的公文等。汉语中表示站点（ 而非站立 ）意思的“站”其实是一个蒙古语借词，在元朝以前汉语的站点称为“驿”，蒙古语则称为（ǰam）（ 今天多指道路 ）。按照蒙古语的语法，一个词后加上后缀 （či）就表示从事该词代表的事情的人。所以蒙古语有 （ǰamči）一词，表示管站者，汉语音译为站赤。

这个词在汉语里首先出现是在南宋末年曾经出使蒙古的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当时写作“蘸”。原文为：“置蘸之法，则听诸酋头项自定差使之久近。”大概因为站点意思和站立的“站”有些类似，读音也一致，所以后来从写作“蘸”改为写作“站”。

畅通无阻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大特色。明朝初年一度试图重新启用“驿”，终因民众语言习惯已经养成而没有成功。和中国一样被蒙古征服过的俄罗斯则称驿站为ям（jam），土耳其则说yam，至今日本、韩国一般仍然使用“驿”。“站”甚至传到了从未被蒙古征服过的越南，在越南读trạm。

《永乐大典》中阔阔真出嫁的相关原文为：“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也就是说，伊儿汗国的三位使者分别名为“兀鲁䚟”“阿必失呵”和“火者”。

元朝初年北方汉语读音和今天已经较为接近，并不难看出三位使者在《永乐大典》中的名字和《游记》中的Ulatay、Apusca、Coza明显一一对应，甚至连三位的排序都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在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中也记载了阔阔真与合赞汗结婚一事。《史集》中只记录了一位使者的名字 （khāje），即三使火者。这可能是因为 是一个波斯语常用的表示“贵人”的尊称，这个词来自古代梵语，和汉语的“和尚”同出一源，因此这个人名容易被波斯人听辨记录。另外两个名字则是来自蒙古语和突厥语，对于波斯人来说听记比较麻烦。

尽管《永乐大典》和《史集》中都没提到送亲使团中还有三个西洋人，更别说提及马可·波罗的大名了，但是此次护嫁之行若非亲身经历，很难还原伊儿汗国使者的名字。出现这样的细节说明马可·波罗大概率确实参与了送亲并在送亲结束后顺势归国。

不过作为中国人，我们无须太过纠结马可·波罗到底是不是在中国当过大官，忽必烈大汗对他的喜爱到底有几分真。他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影响大概微乎其微，我们了解同期中国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况也自然有丰富得多的本国史料。但是马可·波罗的《游记》有一点是中国本国史料无法提供的，那就是当时中国大量地名是怎么被外国人称呼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中国本身。

16世纪初并不是Chin第一次进入西方语言，早在14世纪，西方人就已经在《游记》中见到了Chin。法兰克—意大利语版本称中国以东的岛屿之间的海为“mer de Cin”，即“Cin之海”的意思。为了解释Cin这个名称的由来，马可·波罗补充道：称呼这片海域为“mer de Cin”，是“car je voç di qe en langajes de celz de cest ysles vaut a dire Mangi quant il dient Cin”（ 因为这些岛上的居民的语言里，说 Cin 意思就是说 Mangi）。根据文段描述，这片岛屿共有7448座。以这么庞大的数量推断，这里应该不会是日本列岛，而是菲律宾或者印尼群岛。Mangi是《游记》中对中国南方的称呼，而马可·波罗声称南洋人把中国人称为Cin。这有点失准，南洋较为通用的马来语称中国为Cina，并非Cin，此处可能是马可·波罗套用了波斯语的读音或者记下的马来语稍微有点歪。然而马可·波罗能知道中国被称为Cin，说明此时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已经知道了波斯语里的Chin就是中国。该拉丁语版抄本此处的Cin，在另一版拉丁语版中写作Çiri，显然是抄写过程中把n误拆成ri的讹误，这种错误在古代欧洲抄写员抄到不熟悉的词时相当常见。

马可·波罗像波斯人那样用Chin来指代中国，几乎可以肯定马可·波罗会波斯语。波斯语此时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商业用语。由于其相对简单易学，又和欧洲许多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 尽管此时这个事实尚未被发现 ），在东方经商的西方人几乎都会学习波斯语。不过《游记》中Chin只出现了一回，即mer de Cin（ 中国海 ），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见的词是Mangi，不同的《游记》抄本里有Mangi、Mangy、Mancy、Mangino、Manci、Magi等多种写法。马可·波罗来华时正值元朝，中国历史上本就有南蛮一说（ 现代有些方言还把更南方的外地人称作“蛮 子” ），元朝时蒙古人吸收了“蛮子”一词作为对南方人的贬称，用于指原南宋地界的居民，后来也指中国南方。虽然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相当刺耳，不过欧洲人甚至马可·波罗本人知不知道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和贬义色彩值得商榷。

虽然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海”的时候明确指出Cin和Mangi是一回事，Cin是南洋人对Mangi的称呼。不过在描述中国北方时，他却坚持用另一个词Catai（Chatai/Catay）。

这个词中国人应该不会特别陌生，著名的老牌香港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其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Cathay在英语中是中国的古称，和《游记》里的Catay是一个来源，或者不如说，英语的Cathay正是来自英文版的《游记》。

英语中Cathay第一次出现是在1744年英国诗人詹姆斯·汤姆森的著名诗歌《四季》的《冬》篇，这个篇章于1726年写成，后来经过修改扩写，原句为“Bends to the golden coast of rich Cathay”（ 行至富庶的 Cathay 的金色海 岸 ）。詹姆斯·汤姆森是苏格兰人，他一生最远的行程是1730—1731年间前往欧洲大陆的“大旅行”。这是当时英国贵族子弟的传统，即在青年时期，以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为目的地进行长途游学。他从没有到过中国，但一定会知道马可·波罗，Cathay的金色海岸纯粹出自诗人的想象。

最早的英文版《游记》是1579年约翰·弗兰普顿（John Frampton）由西班牙语抄本翻成英语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Cathay以Cathaya和Kataia两种拼写形式出现，以后者为主。《游记》问世的时代，拉丁语还很有影响力，《游记》的早期版本所使用的语言也多是拉丁语的后代。拉丁语本身的单词几乎不会出现th的字母组合，古代拉丁语出现th的词一般是从希腊语借用的。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t和th只是纯粹的拼写不同，读音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希腊语在古罗马社会有着崇高的文化地位，久而久之，使用拉丁语的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在拼写外来语，尤其是异域风情较为浓厚的外来语时，有时会把t写成th。有些版本Cathay的拼写混乱异常，时而写t，时而写th，间或有tt。

成为后来众多版本《游记》母本的15世纪道明会拉丁语抄本则较为统一地使用了Cathay的拼写（ 除了有一处 Cathai），这应该就是后世英语Cathay的源头。

对于欧洲大陆大部分主要语言来说，加不加h的读音是一样的，只是拼写不同，但是英语加了h则会改变读音。由于英语借入Cathay时直接从书面借入，按照自身的读音规律读，因此这个强加的h反倒对Cathay的读音产生了影响。

和汤姆森的诗歌一样，今天西欧语言的Cathay带有一点儿旧时代东方的怀旧调调，西人听来大概就会想起遥远、富有、神秘的东方。但是在东欧，中国的正常名称则普遍为一个和Cathay很像的词，如俄语把中国称为Кита́й（Kitáj）。中亚诸语言则稍有区别，如乌兹别克语称中国为Xitoy，蒙古国的蒙古语把中国称为Хятад（Xjatad） （内蒙古的蒙古语称 /Dumdadu Ulus）。

有意思的是，尽管波斯人贡献了Chin这个重要称呼，Cathay在波斯语中也有出现。上文提到过茶在西方最早的记录是赖麦锡所记的Chiai Catai。这个说法是他从来访威尼斯的波斯商人Chaggi Memet那里听来的。按照读音分析，Chiai Catai应该是波斯语的 （chāye khetāy）。chā自然就是汉语的茶，-ye则是一种在波斯语被称为ezāfe的构词法。

波斯语中要连接两个名词或者一个名词和一个形容词，经常使用ezāfe（ 一般来说如果碰上以辅音结尾的词就直接 加 e ，以元音结尾就加 ye），其作用有些类似于英语的of。譬如 （barādar-e Maryam）就是“麦尔彦的兄弟”。因此chāye khetāy就差不多相当于“khetāy茶”的意思。但是后来在使用中，“khetāy”被省略。Chā-ye被错误分析为chāy-e，茶叶原型就成了 /chāy，从此波斯语里就把茶称作chāy，并影响了很多其他语言对茶的称呼。Chiai Catai基本可以肯定是直接音译自波斯语。赖麦锡还补充这种饮料来源于Cataio国，这正是赖麦锡版《游记》里对Cathay的拼写。

莫非在输出了Chin之外，波斯语还输出了Cathay ？对于马可·波罗来说，很可能确实如此。波斯语的kh是一种擦音，即以软腭为发音部位的h，其实和汉语拼音的h以及许多北方话“海”的声母差不多，国际音标写为/x/。但是欧洲语言的h本来多表示从喉咙呼气的音，摩擦要比/x/弱一些，更像粤语“海”的声母。拉丁语的h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更是早在中世纪时就趋于弱化消失，h实际不发音，因此很难用拼写表示这个音。在早期的法兰克—意大利语版本中，Chatai的变体正是试图用ch的字母组合充当该音的权宜之计，后来也有几个抄本出现了ch-的拼写。这个做法在赖麦锡笔下的波斯商人的名字Chaggi Memet的拼写中也有所体现，Chaggi应该就是波斯语的 （hāji）。

然而波斯人怎么会在Chin之外又把中国人称为Cathay呢？这个亚得里亚海滨威尼斯商人口中的Cathay，其源头则在万里之外的辽宁。 HwQ95MMkqUBuRnVngRRL6e+IYMaEUuT6722oKYFjsUJhXhyBcl6+hvIG4zUeVe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