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hin到China

拜学英语的热潮所赐，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哪怕英语不是很流利，一般也会知道自己国家在英语中被称作China。这也是欧洲西部和美洲各语言中最常见的对中国的称呼。今天全世界范围关于中国的称呼大体分为三类，即“中国”系、“China”系和“Cathay”系。历史上受到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周边国家用“中国”系，中亚和东欧用“Cathay”系，其他用“China”系。除了英语之外，法语的Chine、西班牙语的China、意大利语的Cina等，虽然拼写和读音有些细微差别，总体而言可说是万变不离其宗。

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国的历史虽然有几千年，China在英语中的出现却不是很早的事。最早出现China一词的英语文献是1555年出版的一本游记合集 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 （《 新世界和西印度的十 年 》），作者为理查德·伊顿（Richard Eden）。其中一部分翻译自一本威尼斯学者兼探险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航海记录。这位探险家参加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众所周知，麦哲伦的舰队虽然完成了环球航行，但是麦哲伦本人因在菲律宾与土著发生冲突而遇难。在麦哲伦遇难后接任的船长也在菲律宾宿雾与当地人的冲突中丧生。整个舰队出发时有240人，最终仅18人成功回到西班牙，皮加费塔奇迹般的是这18人中的一员。由于皮加费塔是麦哲伦的助理和舰队主要的记录员，因此麦哲伦的环球旅行得以被较好地记录在案。

伊顿书中关于中国的原文是：“Next vnto this, is found the great China, whose kyng is thought to bee the greatest prince in the worlde.”（ 下一个国家是伟大的中国，它的王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伟大的统治者。 ）

根据记录本身和史实，麦哲伦的舰队并没有抵达中国，当时他们在亚洲地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南洋群岛。书中自陈对中国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一位帝汶岛上的摩尔人（ 阿拉伯商人 ）。除了来自摩尔人的道听途说之外，同一本书里也综合了西班牙学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哥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以及意大利或英国探险家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 他对自己的出身有好几 种说法 ）的作品。中间有一部分提到大名鼎鼎的哥伦布。据该书所说，哥伦布一开始并不是想发现新大陆，而是要寻找通往“the ryche Iland of Cipango”（ 富有的日本岛 ）的新航路。至于这个富有的日本岛，“which fauleth on the parte of great China or Cathay as wryteth Marcus Paulus Venetus and other”（ 坐落于伟大的 China ，或如威尼斯人马可 · 波罗和其 他人所写的 Cathay 的一部分 ）。

在之后的文段中，除了China和Cathay之外，作者还记录了这个东方大国的第三个名字Sina。原文是：“This kyngdomeof China, is very great，and was in owlde tyme cauled Sina.”（ 这个 China 王国幅员辽阔，在旧时被称为 Sina。）随后作者提了一笔，这个国家的人穿着丝绸，举止文明，但是不允许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在该国通商。此时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始，中西科技差距也不如晚清时期那般巨大，西方人对中国尚有美好的想象，也颇多溢美之词。

16世纪西方航海家的记录明确指出，China是当时对中国的较新的称呼，更老的称呼则是Cathay、Sina之类。大航海时代早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一度占得先机，两国在全球各地四处航行，抢夺地盘。为了调和两国之间的矛盾，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494年签订了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条约在大西洋上画了一条子午线（ 南半球有一段通过南美洲东部 ），线西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线东则属于葡萄牙。从此西班牙把注意力主要投向美洲，葡萄牙则在亚洲、非洲经营。因此早期涉足亚洲的欧洲航海家多有葡萄牙背景。

早期的葡萄牙语文献中China也有Chine等其他拼写。之所以要在chin后加上一个元音，一方面大概是因为葡萄牙语是拉丁语的后代，固有的名词以元音结尾居多，阳性名词多以-o收尾，阴性名词多以-a收尾，加上-a更符合这种语言中地名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拉丁文的Sina等老说法可能也对China的拼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几个西方航海家都并未到过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起初基本来自葡萄牙人杜亚尔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巴尔博萨于1516年写了《东方闻见录》（ Livro do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 ），介绍了东方世界的风土人情。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由于其重要性而被反复手抄和翻译。

我们对巴尔博萨生平的了解其实较为有限，一说他是麦哲伦夫人的兄弟或堂兄弟，后来也加入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不过他远远没有皮加费塔那么走运，1521年他在宿雾试图洽谈要回麦哲伦遗体时也被土著袭杀。更靠谱的可能是，当时有不止一位杜亚尔特·巴尔博萨在活动，写了《东方闻见录》的杜亚尔特·巴尔博萨并不是麦哲伦的妻舅，他并没有参加麦哲伦命运多舛的环球冒险，而是继续在印度果阿附近活动，并于1545年左右才去世。这位巴尔博萨大概率并没有去过斯里兰卡以东的地区，他对中国的了解来源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南洋商人。从最终的记述来看，巴尔博萨记录的道听途说准确性相当高，可见信息源大概率和中国人打过交道，巴尔博萨本人也有颇高的判断力。

有意思的是，巴尔博萨在《东方闻见录》里对中国人的拼写是chins，而并非现在葡萄牙语使用的chin s。（ 《东方闻 见录》有的抄本里 China 也写作 Chyna 。今天的葡萄牙语很 少用 y 。拼写改革前，葡萄牙语用作元音字母的 i 和 y 的发音 完全一致， y 一般出现在希腊语来源的部分词汇中，比 i 更加 “异域风情”一些。这也说明，在葡萄牙人眼里， China 多 多少少是个新出现的词。 ）葡萄牙语的复数形式是-s，chins去掉复数词尾的词根是chin，和后来通行的China相比少了尾巴上的字母a。葡萄牙语的chin更像是受到了一种东方语言——波斯语——的影响。波斯语把中国称作 （chin），今天的葡萄牙语ch读/ʃ/，但是在16世纪时葡萄牙语的ch还是读/tʃ/。从读音上说，波斯语对中国的称呼非常有可能就是chins的源头。

作为当年东方世界使用广泛的通用语，波斯语是西方人相对熟悉的东方语言，尤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半段，波斯商人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明朝时，中国相当重视培养会波斯语的通事官员，以方便外交。

波斯语的强大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葡萄牙语对中国的称呼上。同期为葡萄牙服务的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达·恩波利（Giovanni da Empoli）甚至记录了马六甲的一座位于“L'isola di Cini”（Cini 人之岛 ）上的大都会（ 应该指广州 ）。这个“Cini人之岛”的说法相当有意思，反映了西方人早期对中国的想象受到了南洋人以及波斯人的双重影响。

由于南洋群岛岛屿遍布的地形，政权往往以岛屿为单位，南洋人习惯把某国直接称为某岛（ 即马来 / 爪哇语的 nusa）。中国虽然并不在岛上，也被称为nusa。

Cini则波斯风味更加浓重。按照意大利语的拼写规则，i前的c读/tʃ/。Cini这个名字几乎可以确定来自波斯语对中国人的称呼 （chini）。波斯语chini一词的构造其实颇为简单粗暴：末尾的-i是波斯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缀，作用是从名词派生出形容词；chin则如前所述是“中国”的意思。也就是说，chini本来的意思就是“中国的”，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称作chini，中国人当然也是chini了。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和英语等语言是远亲，这样的形容词转为名词的逻辑和英语Chinese既可以表示中国的东西也可以表示中国人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恩波利还确定“il re de Cini, che si chiama il gran chane di Chattaio”（ 中国人的国王，也就是 Chattaio 的 大汗 ）——这将Cini和更早的Chattaio联系到了一起。把大汗拼写为chane的做法可能是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波斯语名词词尾加-e的作用大概和英语的of相当，因此提到Chattaio的大汗就会在chan后面加上e。恩波利可能不明就里，又重新按照意大利语的语法规则加上了功能与波斯语-e类似的di。

波斯语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国名。China除了表示中国外，首字母小写的china还表示瓷器。这则是因为，在波斯人看来，瓷器是最重要的中国商品，因此chini单用就专指瓷器了。英语China和china的说法都有着浓厚的波斯风味，只是由于英语自身语音演变的关系，它们的读音和波斯语差得有些多。

拉丁字母本是古代罗马帝国拉丁语使用的字母，拉丁语元音字母的读音与今天欧洲大陆语言类似，而今天英语的字母读音和其他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譬如，英语字母i的读音为/aɪ/；在欧洲其他语言里，这个字母基本上都读为/i/（ 和汉语拼音 i 的发音一样，汉语拼音字母的读 音遵循欧洲大陆语言的拼读习惯 ）。

今天英语的字母读音之所以和欧洲大陆其他语言会差那么大，则是由于英语在16—17世纪各长元音的读音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化，即所谓的元音大推移。大约从1500年开始，英语中长元音i的读音开始发生变化，先是由/i:/变成了/ei/，随后/ei/的第一部分进一步低化，变成了今天的读音/aɪ/。这个音变相对常见，如19世纪的粤语“皮”的读音还是pi，但是今天的粤语广州音则将其读为pei，粤语东莞音则干脆读成了pai，演变和近古英语如出一辙。

中古英语时期（13—15 世纪 ），作者依照个人习惯随意拼写，差异非常大，非常不利于大规模传播。而16世纪以后，英国的出版行业繁荣发展，图书的受众来自英格兰各地，并不像中世纪手抄本那样仅仅在小范围流通。尽管当时元音的读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并没有任何机构来推动英语的拼写法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英语的拼写还保留着元音大迁移发生之前的状态。此时，英语的拼写已经大体定型。

然而这个读音规则如果碰到从外语借入英语的词，情况就会复杂很多。由于有现成的外语读音示范，借词并不一定遵循英语自身读音的演变规律，如从法语中借入的elite一词，就直接按照法语读音处理，i读为/i:/，完全未受到元音大迁移的影响。有些借词本土化程度较深或借入年代较早，受到了元音大迁移的波及，如champagne也从法语借入，第二个a就读/eɪ/而非法语的/a/。如果是在音变发生期间借入的词，则很多时候会出现读音混乱的现象。China进入英语的16世纪正是元音大迁移的年代。

就读音而言，欧洲大陆国家的China/Cina由于没有受到元音大迁移的影响，其读音要比英语更接近波斯语，然而这个读音借入英语之后，又会因为英语自身的音变发生变化。为了和欧洲大陆语言以及波斯语的读音尽量接近，China/china有着极其繁多的拼写变体：譬如，China的复数形式（ 指中国人 ）就有拼为Chynaes的例子；表示瓷器的china则有chiney、cheny、cheney、chenea等多种拼写，这一类的波斯外来语色彩更加浓重。早期英国人甚至会像伊朗人用chini那样，直接把cheney当成形容词来用，譬如有人就把中国产的丝缎称作cheney sattin。标准英语截至19世纪都有把china读为/ˈtʃeɪnɪ/或者 /ˈtʃiːnɪ/的，这样的发音甚至到了今天仍然在部分方言存在，完全体现了china作为外来词的特点。

而波斯语的Chin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今天的波斯语受阿拉伯语的影响很大，甚至现在的波斯字母也是基于阿拉伯字母创造的。阿拉伯语中中国被称为 （ṣīn），这个词在唐朝已经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一位名为苏莱曼的番商在中国的见闻后来被整理成了阿拉伯文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其中就已经用这个词称呼中国了。总的来说，商人苏莱曼对跟中国人做生意的印象相当好，他的描述里中国人颇守诚信，唐朝有稳定粮价的常平仓政策，对居民的基本生活有一定保障；百姓识字率很不错，土地均被开垦耕种，人也健壮漂亮。想来苏莱曼以进口中国丝绸和瓷器为主的生意应该做得很不错。苏莱曼还对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做了一些对比，他观察到中国人多以木料造房，印度人则以砖石料为主；印度国王众多，不如中国统一；中国流行的佛教从印度传来。

苏莱曼对唐朝中国的了解相当准确，看样子是确实到过中国。这位来自番邦的商人出生于伊朗波斯湾沿岸的锡拉夫港，当时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严格说来苏莱曼并不一定是阿拉伯人，也有很大可能是波斯人。苏莱曼生活的年代，波斯刚被阿拉伯人征服不久，既有的波斯书写传统被抛弃，新的用阿拉伯字母的波斯文尚未发明，文统属于中断状态，此时的波斯人多用阿拉伯文创作。

尽管阿拉伯语的ṣīn出现得很早，对中国的称呼还是更有可能系从波斯语进入阿拉伯语。波斯比阿拉伯地区位置更靠东，和中国自古就有较为密切的贸易联系，而且文明发展比阿拉伯地区早得多。早在阿拉伯人还在沙漠游牧时，波斯使团就曾十次造访北魏宫廷，和中国人有直接接触。波斯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的钱币，毫无疑问是因为波斯商人在中国交易商品而流入的。

因为阿拉伯字母中本没有用来表示ch的字母，波斯语chin的第一个字母چ（ch）是借用阿拉伯字母后波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一般来说，چ很少用于从阿拉伯语借入的单词。反之，阿拉伯语在借用波斯语时把ch借成ṣ则相当常见，譬如波斯语的竖琴 （chang）早期借入阿拉伯语时就成了 （ṣanj）。这和阿拉伯语ṣ的古代读音有关。这个辅音按阿拉伯语传统说法属于“强势音”，发音时舌根后缩，甚至咽部也参与发音。这样的发音方式容易让这个音发生一定程度的塞擦化，听起来和波斯语的ch比较像。

阿拉伯人也从波斯人那里承袭了把瓷器与中国绑定的习惯。阿拉伯语把瓷器称为 （ṣīniyy）和 （ṣīniyya）。阿拉伯语中也有一种从名词派生形容词的后缀，称作nisba。表示“中国”的 （ṣīn），在加上nisba之后就成了形容词 （ṣīniyy），意思是“中国的”；也可以充作名词使用，用来表示中国的东西。但是和波斯语不同，阿拉伯语的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之分，瓷器作为总称在阿拉伯语中是阴性名词（ 更准确说会用复数 ），阴性名词要加上后缀ة（a）。除阴阳性的问题之外，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构词逻辑如出一辙。

实际上，早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波斯人就已经把中国称作Chin了。在使用阿拉伯字母前，波斯人还使用一种伊朗语族常用的字母——钵罗婆字母来书写波斯语。中国用钵罗婆字母写为 ，读音上和后来的波斯语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当时波斯语区分长短元音，i读长元音/i:/而已。在和田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朝时期希伯来字母书写的波斯语文书中，提到了一位说波斯语的犹太商人要购买一些中国香作为礼物，原文中国的形容词写为 （cyny），实际上就是chini。希伯来字母 （ts）其实和阿拉伯字母 （ṣ）同出一源，读音接近汉语拼音c或z。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亲属语言，本没有合适的字母来表示波斯语ch的音，因此就采用 来代替。总之，波斯语的Chin要比阿拉伯语的ṣīn年岁更久一些。

自古以来，Chin就在波斯文化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古代波斯的世界观中，波斯位于世界之中，波斯之外的世界则分成诸多方位，其中排行第一的就是位于东方的中国方位。Chin不光覆盖现代中国，从伊朗东北部、中亚到中国均可以落入Chin的范围。

古代用波斯语创作的大诗人，如大名鼎鼎的鲁米、菲尔多西、哈菲兹，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提到过中国。波斯诗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美人。中国人之美丽在波斯作品中可谓赫赫有名，与罗马人（ 应指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 ）的美貌齐名，甚至稍高一筹。中国人有着纤长的眉毛、白皙的皮肤，住在美轮美奂的中国房子里。

可能是爱屋及乌，波斯文学中还有诸如“中国画廊”“中国佛殿”的隐喻，如果一个地方被这样形容，就是指这里有很多美人。中国也生产各种波斯人竞相追捧的名物，如著名的香料肉桂在波斯语称 （dārchin），直译就是“中国树”的意思。中国生产的麝香令无数人沉醉，波斯诗歌里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是某位美人的头发比中国麝香还香。

当然，波斯文学里的Chin和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完全等价的。阿拉伯统治波斯帝国后的第一部重要的波斯作品，介于神话和史书之间的《列王纪》（ Shahnameh ）里，Chin就是一个“出镜率”很高的词。依照《列王纪》的世界观，古代圣王费里顿统治世界500年，去世前将世界的统治权分给了三个儿子。最受宠的小儿子分到了居于世界之中的伊朗，大儿子、二儿子则分到了西、东两翼。二儿子图尔（Tur）拿到的东翼包括图兰（Turān）和中国（Chin）。由于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伊朗，图尔和大哥一起谋杀了小弟，自此掀起了伊朗与图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

按照古代波斯对周围人群的认知，波斯东北方向的居民被称为图兰人。中古时代以前图兰地区的居民多说伊朗语，他们算是波斯人的亲戚。至于更远的Chin则和图兰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如中亚地区既属于图兰又属于Chin。中古以后，伊朗常被东北方向草原来的突厥人入侵，在萨曼王朝之后，波斯统治者多是出身突厥部落，如伽色尼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的王室都出身于突厥部落，图兰人也多用来指突厥人。甚至由于中国人和突厥人都是东方的，会出现用Chini指代突厥人的张冠李戴的现象。譬如一些诗歌里面提到的“中国美人”，实际来自中亚的怛罗斯或者出身突厥处月部落。还会出现波斯本土的一些诗人，把突厥部落名“处月”当成城市名的情况。

《列王纪》写于977—1010年之间，此时的波斯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东方兴起的突厥人也对伊朗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列王纪》中追溯了古代伊朗帝王的荣光，追忆伊朗“大杀四方”的黄金年代。《列王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叙事也不是很讲究前后一致。就如之前所说，波斯人并不是总能分得清楚图兰和中国。图兰和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列王纪》也说得不是很明白：有的文段中，图兰王似乎也是中国的统治者；有的文段中，中国虽有自己的国君，但是图兰的附庸；还有的文段中，图兰和中国互相独立。

在《列王纪》中，Chin还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就叫Chin，另一部分则是 （Māchin），从Chin到Māchin骑马需要一星期。这是因为波斯人到中国的贸易主要有陆上和海上两条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向西北方向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则从南方的广州出发。波斯人对中国西部和南部较为熟悉，称这些部分为Chin。而中原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由于波斯商人较少涉足，距离伊朗更加遥远，被称为Māchin。Chin有时也称为 （Chinestān）。-stān是波斯语表示地名的常见后缀，是“之地”的意思，今天中亚国家叫“××斯坦”正源于此。有意思的是，菲尔多西还知道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相当流行，他提到了 （bot-e Chin），bot就是“佛”的音译。

这本书把中国的统治者称为可汗（ / khāqān），这一方面是因为《列王纪》的作者菲尔多西分不大清楚Chin和东北方向的草原民族，另一方面是因为南北朝到唐朝的中国皇帝自己也经常采用可汗称号。如南北朝民歌《木兰诗》中有“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而唐太宗李世民号称“天可汗”。另一个中国皇帝的专用称号则是 （faghfur），这个词也有写成baghfur的。fagh/bagh是“神”的意思（ 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 Baghdad 的 bagh 是相同的来源 ），fur的意思是“儿子”。这个词是对汉语“天子”的直译，这说明此时有些波斯人对中国确实有较深的了解，也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称呼国君的。

在《列王纪》的叙事中，中国的统治者一直支持图兰人，因此很多时候和伊朗人为敌。由于《列王纪》本就是以伊朗为中心的史诗，故事结果无非是中国和图兰人一次次被英勇的伊朗人打败。甚至有更加离奇的情节，如伊朗国王鲁斯坦姆就打败并俘虏了中国国君，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亲自访华，并且收获了中国天子的臣服和礼物。这大概是从一些波斯版本的《亚历山大纪》摘抄的。

尽管如此，Chin在菲尔多西笔下仍然是个文明、美丽的地方。中国有着美丽的花园、睿智的伟人、洁白的纸张、精美的织锦，有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文明。跟商人苏莱曼比起来，菲尔多西大概率更有才华，生活的年代也更晚，却缺乏来自中国的一手见闻，因此他笔下的中国更像是个半真实半虚幻的远方国度。

这种对于中国的想象可能最有意思的还体现在摩尼身上。摩尼是古代伊朗的一个先知，创立了摩尼教。摩尼素有擅长绘画的美名；摩尼教有本经典就以绘画形式呈现，名为《图经》。后来的波斯人甚至几乎都把摩尼视作画家而非宗教先知。古代中国绘画在波斯负有盛名，驰名世界的波斯细密画就受到中国绘画的很大影响。由于中国人善画，摩尼也善画，《列王纪》里就把摩尼当成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

真实历史中，摩尼本人和中国可说是毫无关系，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更别提是中国人了。然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摩尼教从世界其他地方消失后，却在中国不绝如缕。这门来自伊朗的神秘宗教，在古代中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当下全世界保存下来的《图经》和其他关于摩尼教的绘画，基本出自中国。

总而言之，Chin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是古代波斯人眼中的一个神秘的远方大国，充满着神秘色彩。历史上波斯人对Chin有过源源不断的想象，少数确实抵达中国的波斯人提供了这些想象的原始材料。到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又从波斯人那学到了Chin这个称呼，最终演变为现代西方对中国最普遍的称呼China（ 以及其变体 ）。至于波斯人为什么会把中国称作Chin，则得再探寻更加遥远的时代。我们在此暂停对China的溯源，而把注意力转向哥伦布之前西方最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身上。 q/NncpZAIM0EtCttnzLoFhVlUIZIEZZnFrm2iJXqKiNd1Ap0wHohdpjrV6QmRJ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