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这是一部围绕“中国”之名从何而来的精彩随笔。郑子宁先生以其生花之笔给读者描绘了一部精彩的文化传播画卷，他的笔触细腻多彩，涉及语言、历史、考古、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他的语言平易通顺，把本来艰深的知识变得老妪能解；他的角度新颖独特，让人沉醉其中、欲罢不能。

这不是郑子宁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事实上，他之前就著有语言文化科普读物——《东言西语》，同样是一本十分精彩的作品。作为语言学者，我对郑子宁先生的工作由衷钦佩。长期以来，绝大部分的语言学家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或信步学苑，但是愿意花时间做科普工作，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一般民众的学者很少。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研究、教学任务已经让大部分青年学者筋疲力尽；另一方面，将艰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又不失严谨的科普读物并非易事，这是区别于学苑派科研的另一种能力。做科普工作往往需要切入问题的独特角度、跨学科知识的整合提炼、深入浅出的论述思路，以及引人入胜的叙事表达。

人类和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就是人类拥有强大的语言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的日常交际工具，还是思维工具，更是和人类的智能、认知息息相关。语言还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一个人使用何种语言变体标记了这个人的社会角色。语言还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就像这本书所呈现的，语言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是如此地绚烂多姿。语言是如此重要，我们有迫切的需要让公众了解它。很高兴看到郑子宁先生正致力于此。

郑子宁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我的同乡。他来自江南文化名城——常州，我来自教授之乡——宜兴。宜兴历史上属于常州府，其语言、文化、风俗都更接近于常州。对我而言，他的文字十分亲切，字里行间有一种家乡文人的味道。郑子宁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知识有深入骨髓的热爱；其后，他求学于新澳，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多元文化下的激荡使他对文化有着敏锐的感知，加之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这一切优势让他笔耕不辍，每隔几年就有一部优秀的科普作品问世。前一阵，郑子宁先生找到我，希望我为此书作序，当然我欣然为之。衷心祝贺本书出版，并期待郑子宁先生的下一部佳作！

黄河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2024年10月于复旦邯郸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中国”这个称呼再熟悉不过。尽管现代科学早已证明地球是一个椭球体，地球上并没有天然意义的地理中心，但我们依然沿用“中国”这一古老而美好的名字。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名字，展现了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所处的国度乃是中央之国的文化自信。

之所以称中国，是因为中华文明无论是在体量、科技还是文化上都早早建立起相对周边其他文明的巨大优势，而非出于纯粹的地理因素。

尽管如此，华夏文明也并非一开始就以中国自称的。我们第一次用中国称呼自己的国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个发现得感谢20世纪60年代陕西宝鸡的一场秋雨。

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是中华文明早期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尤其是周朝和秦朝，它们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的中国。深厚的历史积淀给陕西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其中不少是西周末年埋入地下的，有可能是周平王东迁之时，跟随的周人慌乱之下把家中珍贵的器物暂时藏进地窖。起初这些周人定是准备等局势稳定后再西返，但是他们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关中。

1963年秋季的一天，宝鸡天降大雨。雨停后，一处农家院落背后的崖壁被大水冲掉了一部分，露出一个阴森的鬼脸。院落的主人发现鬼脸其实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罐，就拿它来装一些杂物。后来这家主人因生活艰难搬到外地讨生活，就把铜罐留给了自己的哥哥。哥哥生活也艰难，就想将这个铜罐卖掉。由于铜罐锈迹太重，很难卖出去，最终以3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收购站。如果事情正常发展，下一步铜罐将被送去烧熔，然后再做成劳动工具。

幸运的是，这个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觉察到了这个铜罐不是普通的物品，没有着急处理，而是暂且堆在废品收购站里。直到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某天无意间发现这个铜罐其实是古代的青铜尊。他迅速向上级打了报告，收购了这个青铜尊。此时由于青铜尊锈蚀严重，尊内底的铭文并未被发现。到了1975年，青铜尊在被清洗后，内底的铭文显现。考古学家发现，青铜尊的原主是一位名为“何”的贵族。何作为宗室小支的成员曾经参与了洛邑的营建，周王于丙戌日对何进行了训诰并赏赐贝30朋，何因此做此尊以做纪念。

由于周人的旧都宗周在关中地区，离中原地区较为遥远。周武王克商之时就考虑过在东方建都，但是他在克商后很快去世，未能完成建都东方的愿望。之后商遗民发动叛乱，继位的周成王和他辅政的叔叔周公又花了几年时间镇压叛乱。叛乱平息之后，为了能够安定东方，周朝决定在洛地营建新都。这件事在《尚书·洛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何尊的铭文则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周王在训诰之时，转述了周武王的原话。武王曾经训导要“宅兹中国”。这是一代雄主周武王最大的愿望之一。

此时“中国”概念的外延尚没有今天这么广，更多指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周人本是位于西部的部落，灭掉本来位于中原地区的商时，自然应该建都中原，在此居住，也就是“宅兹中国”。准确地说，何尊上的原文是“中或”。这是因为汉字形声字字形的确定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汉字写法在西周初年尚未出现或者还不稳定。

“国”繁体字写作“國”。“国”和“域”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意思都较为接近，可能是来自同样的词根——一个相当古老的词根。今天“或”字组成的词则另有来源。早期的“或”表示“域/国”，后来由于其和“域/国”读音接近，就借来表示“或者”。鸠占鹊巢后，为了区分“或”和“域/国”两个意思相差较远的概念，才给“域/国”添上了表意的形旁。

何尊在记录“中国”之名方面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何尊之后的西周文献和文物都并未再出现“中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大量出现。此时除了少数表示中等国家或京师的用例外，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已经指政治文化上较为统一的各诸侯国所在的区域，即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前身。秦汉之后，“中国”之名更为普及，譬如在新疆发现的汉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说明在西域的汉朝人已经在用“中国”这个称呼了。

但是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人视自己的国家为天下之中，古代的印度也长期视自身为天下之中。当来自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后，甚至在中国还引发了天竺和中国孰为天下之中的争议。如唐朝的道宣和尚就坚定地认为天竺才是天下之中，因为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太阳从天竺正上方直射，“方中无影”，所以天竺才是真正的“中国”。

实际上，正午太阳从上方直射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区域都会有的现象。印度国土总体分布的纬度比中国要低一些，更靠近赤道。华夏文明早期的重心在北方地区，纬度高于北回归线，因此“方中无影”是稀奇事。倘若到广州以南观察，照样会有“方中无影”的现象。事实上，同样生活在唐朝的义净法师就记录过，室利佛逝国（ 首都在今天的苏门 答腊岛巨港 ）一年会在春秋两季有两次日中无影的现象。如果按照道宣的中国观，大概室利佛逝国更有资格宣称自己为“中国”。

汉字文化圈的近邻，如日本、朝鲜和越南，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因此他们跟随中国人的习惯，把中国就称为“中国”。今天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对中国的称呼都是直接源于汉语“中国”的借词。历史上这些国家由于对中国非常熟悉，也多用朝代名直接称呼中国。比如日本，近古以来更多称呼中国为“明国”“清国”之类。这是由于日本国家内部也有被称作“中国”的地理单元——本州岛西部区域（ 位于日本早期的政治经济中心关西地区以及九州岛的中 间，所以被日本称为中国 ），为了避免出现混淆而进行的区分。相对来说，朝鲜和越南则国中并无“中国”，因此他们就比日本更加常用“中国”来称呼中国。此外，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称呼为Tiongkok，直接来自闽南方言“中国”的读音。只是和日本、朝鲜、越南不同，中国文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相对有限，印尼人只是把Tiongkok当成纯粹的音译名在用。

无独有偶，一向自视为“中国”的印度内部也有个“中国”——一个名为“中央邦”的行政单位。这个名字本是来自梵语 （madhya pradēśa），直译就是“中国”。中央邦位于印度中部，大致相当于印度的“中原地区”。

因为各有各的“中国”，世界上其他文明往往并不会称呼中国为“中国”。那么，他们又是怎样称呼这个东亚的泱泱大国呢？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 hD0zxTvEZF+UKrBMoODmzdFN/CkeV6FZPvxYocewR0gItIRLi9RFSuFmvZRCJM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