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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两年多前认识欧文的。
那时我住在纽约市，距离北加州小镇索萨利托三千英里
。旧金山与索萨利托只隔一个金门海峡大桥，但二者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繁华热闹，后者安静得令人昏昏欲睡。十多年来，欧文和贝莉就生活在索萨利托。我以前在曼哈顿生活，我在苏豪区的格林街有一家店面，租金高得吓人。那里既是我的工作室，又是作品陈列室。
每当告诉人们我的工作是做木雕时，他们通常会迷惑不解地做个鬼脸。不管我如何努力描述，他们想到的都是中学木工课。
我是家门出身，自会三分。祖父是一位优秀的木料旋工。记事以来，我就成天看他干活，是他独自将我带大。
我的父亲杰克和母亲卡罗尔对抚养孩子没什么兴趣。事实上，除了父亲的摄影，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小时候，在祖父的规劝下，母亲还时不时来看我，但父亲于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人。他一年有二百八十天在外奔波，即便稍有空暇，也宁愿蜷缩在田纳西州的苏瓦尼农场，而不是驱车两小时来富兰克林的祖父家看我。我六岁生日后不久，父亲与他刚满二十一岁的助手格温多琳私奔了。母亲丢下我不管，一路追着父亲，要他迷途知返才肯罢休。后来，母亲就将我完全交给祖父照管。
你或许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当然，一个孩子被母亲抛弃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看来，母亲毫无歉意地决绝而去却让我学会了许多。她说得很清楚：弱小的我不可能让她回心转意。
我的生活也没有很难熬。祖父沉稳、善良，每天给我做饭，叫我起床，睡前给我讲故事。他还让我看他干活。我喜欢看他如何用车床将一块巨大的木头变成一些神奇的东西。做得不好时，他会从头再来。
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看到的场景——他举起双手说：“我们要做就做好，你说呢？”然后另辟蹊径，直到满意为止。祖父对我影响颇深。
他让我懂得并非所有的事都一帆风顺。你要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唯一需要记住的是绝不能放弃。
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在木雕方面取得成功，或者说涉足家具制作并以此为生。祖父就经常做些建筑方面的活计来补贴家用。无心插柳柳成荫，自从我设计的一张餐桌刊登在《建筑文摘》杂志上后，我在纽约市中心就有了一些人气。正如我喜欢的一位室内设计师所说的，我的客户想花很多钱来装饰他们的家，又不想让人觉得奢侈豪华。我制作的那些质朴大方的木制品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客户群在其他沿海城市和度假小镇扩展开来，如洛杉矶、阿斯彭、东汉普顿、帕克城、旧金山等。
我和欧文就是这样认识的。阿维特·汤普森是欧文所在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和妻子贝尔是我的忠实客户。贝尔喜欢开玩笑说她是阿维特的花瓶妻子。她实在是太好看了，要不然这个笑话可能会更有趣。澳大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她曾是一名模特，比阿维特最小的孩子还要年轻十岁。她和阿维特住在旧金山的别墅中，也时常一个人隐居在位于纳帕谷北端的圣赫勒拿乡村别墅里。两处居所中都有我的作品。
欧文和阿维特来工作室那次之前，我见过阿维特几次。那次他们在纽约参加投资者会议，贝尔让阿维特顺道来看我给他们的卧室制作的卷边边桌与床架等是否搭配。他家的这个床架非同一般，配套的有机床垫就价值一万多美元。
阿维特不太关心装修之类的事，再说他也不懂。和欧文一起进来时，他身穿一身笔挺的蓝色西装，抹了发胶的灰白头发松松垮垮，手机贴在耳朵上。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桌子，随即盖住话筒。
“我看挺好的，”他说，“你说呢？”
没等我回答，他就走了出去。
欧文则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先是慢慢扫视工作间，然后边走边看，还不时地停下来端详作品。他个头很高，留着一头蓬松的金发，穿着一双破旧的匡威运动鞋，皮肤晒得黝黑。这一切看起来与他那件花哨的运动夹克很不匹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冲浪结束后，里面还穿着一件硬挺的衬衣。这样的形象令我困惑。
我意识到自己在盯着他看，正要转身离开时，看见欧文在我最喜欢的作品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张当书桌用的农场桌，上面堆满了电脑、报纸和各种小工具，留心才能看到桌子下边的部分。欧文正仔细打量着那块边角微黄、边缘有粗糙金属焊接的坚硬红木。
欧文是第一个注意到这张桌子的顾客吗？当然不是。但他是第一个弯下腰，用手指抚摸锋利金属边沿的顾客，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
他转过身，抬头看着我。“这东西够硬的。”
“试想一下在半夜里撞到它。”
欧文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转身走到我身边。我俩离得很近。那一刻，我一心想着自己身上穿的背心、油漆斑驳的牛仔裤，还有凌乱的发髻。当我们彼此对视时，我有种别样的感觉。
“那么，”他说，“要价多少？”
“实际上，这张桌子是陈列室里唯一不出售的作品。”
“因为它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伤害？”
“没错。”
这时欧文笑了。笑容照亮了他的脸。这种大方的、孩子般的微笑使他看起来很亲切。我不习惯在曼哈顿市中心的格林街遇到这种情况，甚至怀疑起它的真实性。
“那么，谈判就此结束？”
“但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其他作品。”
“不如给我讲讲吧？你不妨教我如何做一张类似的桌子，边沿稍微友善些……”他说，“我会签署一份声明书，如有伤害，责任自负。”
我笑个不停。突然间我意识到我们不是在谈论桌子。作为一个最近两年与一个男人恋爱、订婚、直到婚礼前两个星期又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结婚的女人来说，我非常相信自己的感觉。
“听着，伊桑……”
“欧文。”他纠正说。
“欧文。你的提议很好，”我说，“但我不和客户约会，这是我的原则。”
“好吧，买不起你的东西，也是好事。”
他耸了耸肩，似乎想说改天吧，然后朝门口走去。人行道上踱来踱去的阿维特，正对着电话那头大喊大叫。
他快要出门了。我突然很想伸手将他拦住。我想和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敢说这就是一见钟情，却不由自主地想做点什么让他留下。我想在这个有着迷人微笑的男人身边多待一会。
“等等，”我边说边环顾四周，想找个什么东西作为借口，我举着一件客户落下的纺织品说，“这是贝尔的。”
这肯定不是我最好的时刻。正如我的前任未婚夫说的那样，主动靠近某人，而不是抽身走开，完全不符合我的性格。
“我会给她的。”
他径直接过，没有看我。
“郑重声明，我也有一个不约会原则。我是单身父亲，你能理解吧……”他停顿了一下。“但我女儿是个戏剧迷。来纽约，不看场戏，她会不高兴的。”
他指着在人行道上大喊大叫的阿维特。“阿维特肯定不会去的，他要是喜欢才怪了……”
“嗯。”
“那么……你呢？想一起去吗？”
他站在那里，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还是别把它当成约会了，”他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样我们就都没意见了。只有晚餐和戏剧。很高兴认识你。”
“因为我们的原则？”
他的笑容又浮现在脸上，坦率而大方。“嗯，”他说，“因为我们的原则。”
“什么味道？”贝莉问。
我回过神来，发现她站在厨房门口，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肩上背着一个斜挎包，紫色发夹夹在包带下，看起来很烦躁。
我对她笑了笑，摇晃着手机。一直在联系欧文，但打不通，电话都转到了语音信箱。
“对不起，没看到你在那里。”
她抿着嘴，没有回应。这个女孩虽然有皱眉的习惯，但确实很好看，是那种走进房间就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美人。她看起来不太像欧文。头发紫中带栗，眼睛又黑又亮，深邃迷人。欧文说，她长得像她姥爷，名字也和姥爷的一样。
“我爸爸呢？”她说，“他该开车送我去练球了。”
我顿时紧张起来。口袋里欧文的纸条也仿佛沉重起来。
保护她。
“他应该在路上了，”我说，“我们吃饭吧。”
“什么味道？”
她皱了皱鼻子，好像在确认闻见的气味。
“是你在波吉奥饭馆吃的意大利面啊。”
她白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波吉奥不是她最喜欢的餐厅，几周前我们也没有在那里庆祝她的十六岁生日。那天贝莉点了餐厅的特色菜，一种自制的棕色黄油酱多谷物意大利面。欧文给她尝了一点马尔贝克葡萄酒。我觉得她喜欢那意面。也许她喜欢的是和父亲一起喝葡萄酒。
我在盘子里放了一大份意面，将它端到厨房岛台上。
“尝一尝，”我说，“你会喜欢的。”
贝莉盯着我，好像在思量着如果我向她父亲告发她晚饭不好好吃，她是否会惹父亲生气，犹豫再三，她还是跳上了高脚凳。
“好吧，”她说，“我吃点。”
贝莉总是在考验我。这是最糟的。她不是一个坏孩子，对人也没有威胁。但像我这种情况，确实没办法。
有很多理由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讨厌父亲的新婚妻子。家里只有贝莉和欧文时，气氛很好。父亲是女儿最大的粉丝，这自然是她排斥我的主要原因，当然与初次见面时我搞错她的年龄也不无关系，更不用说搬到索萨利托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本该去学校接她的我，被一个客户的电话缠住了。我晚到了五分钟。贝莉是一个严谨的女孩。欧文说他的妻子和女儿能在五分钟内看穿别人——终于找到原因了——在贝莉对我做出判断的那五分钟里，我正在接一个不该接的电话。
贝莉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端详着：“看起来和波吉奥的不一样。”
“不可能啊？主厨在我的一番游说后不但把食谱给了我，还建议我到渡口大厦去买他常用的大蒜面包。”
“为了一个面包，你竟然开车去旧金山？”
也许我太迁就她了。
她往前靠了靠，吃了一大口。我咬着嘴唇，期待她发出赞叹声。
但她却她停止咀嚼，伸手去拿水杯。
“你在里面放什么了？”她说，“吃起来就像……木炭。”
“我尝过了，”我说，“很好吃啊。”
我吃了一口。她说得没错。在我对小访客和欧文的字条感到困惑的当口，黄油酱已从略带麦芽味、泡沫丰富的口感变焦，甚至还有些发苦。吃起来真有种木炭的滋味。
“我得走了，”她说，“我要去搭苏兹的车。”
贝莉站起来。我想象欧文站在身后，俯身在我耳边说：“慢慢来。”贝莉对我不屑一顾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的意思是总有一天她会与我和解的，两年半后她就要去上大学了。欧文不明白的是，我不担心她会一直和我隔阂下去，也不盼望她尽快独立成人，只是感觉我俩之间沟通的时间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