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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样，敲门声响起，外边有人正等着告诉你一个即将改变一切的消息。这个人通常是警察或消防员，也可能是身着制服的军官。当我带着大事临头的不安打开门时，却发现送信人是一个身穿足球服的十二岁女孩。身上护胫等装备一应俱全。
“是迈克尔斯夫人吗？”
我犹豫着。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常常犹豫。我是，也不是。遇到欧文前的三十八年，我是汉娜·霍尔，在那之后我觉得没必要改名。欧文和我结婚一年多了，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不去纠正别人，因为他们其实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妻子。
这当然也是这个孩子想知道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将人分为儿童和成人两类。但过去一年半的生活，我丈夫的女儿贝莉改变了我的看法。她十六岁，不怎么招人待见。第一次见到充满戒心的贝莉时，我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这是我说过的最糟糕的话。
也许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为了和她拉近距离，我开玩笑说我倒希望有人能说我比实际年龄小。我现在知道最好不要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开玩笑，从那以后贝莉几乎不怎么主动搭理我，而我也不敢再和她轻易搭话，更不用说和她聊天了。
扯远了，说回送信的女孩，她站在门口，穿着脏兮兮的带钉足球鞋晃来晃去。
“迈克尔斯先生要我把这个交给您。”
她伸出手，掌心放着一张折叠的黄色便笺，正面写着“汉娜”，是欧文的字迹。我接过便笺，看着她。“对不起，”我说，“刚才有点走神，你是贝莉的朋友吗？”
“谁是贝莉？”
她俩应该不会是朋友。她明显比贝莉小。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欧文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而让这个女孩送信？我首先想到的是贝莉出事了，而欧文又走不开。但贝莉在家里，像往常一样躲着我。震撼人心的旋律跃动着从楼梯传下来（今天播放的是卡罗尔·金的音乐剧《美丽》），循环播放的音乐好像在提醒我不要进入她的房间。
“很抱歉。我有点糊涂了……你在哪里看到他的？”
“走廊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说的走廊就是我们身后的空间。但这讲不通。我们住在海湾一种通常被称为船屋的房子里。这种房子在索萨利托很普遍，有四百多栋。生活在其中，眼前所见全是玻璃和风景，人行道就是码头，走廊即为客厅。
“这么说，你是在学校看到的迈克尔斯先生？”
“是啊。”她看了我一眼，好像说“不然呢？”，“我和克莱尔正要去踢足球，他让我们顺路把这个送过去。我说训练结束后再去。他说，行，然后就给了我们地址。”
像是证明所言不虚，她举起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他还给了我们二十块钱。”她补充说。
或许怕我拿回去，她没有将那二十美元举起来。
“不知道是手机坏了，还是怎么了，他联系不上你，看起来很着急。”
“他说他的手机坏了？”
“那我怎么知道？”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从腰间拿起电话，那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高科技传呼机。难道人们又开始用传呼机了？
卡罗尔·金的音乐。高科技BP机。这或许是贝莉不爱搭理我的另一个原因。十几岁孩子的世界我真是不懂啊。
女孩不停地敲着她的手机，早把欧文和她那二十美元的任务抛在脑后了。我一头雾水，也许这是个奇怪的玩笑，但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再见。”
她朝码头走去，身影越来越小。太阳落入海湾，几颗傍晚的星星照亮了道路。
我走到外面，期待着欧文（我可爱而傻乎乎的欧文）从码头一侧跳出来，足球队其他队员跟在身后咯咯地笑。他们肯定想让我参与这个恶作剧，但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关上前门，低头看着那张仍然折叠在手里的黄色便笺。
四周静悄悄的。突然间，我不想打开它，我想这是一个玩笑，一个错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但又隐约觉得有什么事已经发生，我却无法阻止。
我展开了便笺。
欧文的话很短，只有一行谜一般的文字：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