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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位老教师——仿佛不久前还被颁发了“三十年以上教龄”的奖状与奖章，但今天第一次面对同学们，我仍有些激动。记得50年代，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每年9月1日开学的日子，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要穿新衣服。这或许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就不搞这一套了。我自己也走上了讲台，先是教了十八年的中学语文，最近十五年又在大学任教。每逢9月1日新学年开始，想到要和一些不熟悉的新同学见面，我了解他们吗？他们能接受我吗？……心里就有些紧张，有所期待，也有几分不安。几十年过去了，我今天仍怀着这样的心情，走上这个讲台。你们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代，我的年龄和你们的父母差不多，真正算是两代人了。我们在文学观念上，美学趣味上，能够沟通吗？不可避免、也不必回避的代沟，会不会影响我们在课堂上心与心的交流？——而我期待着这样的交流，会有会心的微笑，无言的默契吗？……
今天，我从宿舍穿过未名湖走到课堂的路上，一直在想：第一堂课我应该向学生谈些什么？于是想到了曾引起我长久思考的一个鲜明的记忆：那一年中国美术馆举行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原作展览，我去看了。展厅前矗立着罗丹的代表作《思想者》的塑像，周围则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闹市一般。我突然感到罗丹和他的精神创造物此时来到中国，是会有些尴尬的，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意象叠合：“喧闹街市中的思想者”。我又想：这不协调的意象叠合，是不是也象征着我自己，或者说我们这一群人？在商潮汹涌、“下海”成为一种时髦的当今社会，我们聚集到这里来，讨论早已消逝了的时代、早已被某些小说家们遗忘了的艺术追求，是滑稽，还是悲凉？似乎说不清楚。——或许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过是各尽其责：老师教书，学生听课而已。我想到、并要这样提出问题，大概也是自作多情？
但我仍然感到，并且要对同学们这样说：正是这“喧闹街市中的思想者”把我们与我们的研究对象——40年代的小说家及其精神产品——联结在一起。大家知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曾经出现过一次“全民经商”的热潮，当时也有大批知识分子“下海”。
剧作家陈白尘曾写过一个剧本，讲的就是一位著名的结核病菌研究专家，他的两名助手，其中一位还是他选中的接班人，或为生活所迫，或为金钱诱惑，终于离他而去，只有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抵御着社会病菌，坚守着科学的阵地，剧作家因此把他的剧本命名为《岁寒图》。在当时的大后方，确实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喧闹街市中的思想者”。作家沈从文曾这样表达他们的志趣与追求：尽管也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以至生存的威胁，但他们更坚信“人之所以为人，必需有一种或许多种抽象原则，方能满有兴趣的活下去”
，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信念），使他们醉心于文学艺术，希望通过对艺术的不倦探索，达到自我情感的陶冶、转化，自我精神的升华，以平衡、调整“目前的纷乱和不安”——尽管也会带来“更大的纷乱和不安”，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同时也期待能够“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
。这大概就是这一代人之所以在那样艰难的物质条件、政治高压与精神困惑之下，仍能够坚持小说艺术的实验的基本动力所在吧。沈从文说他们是在怀着“写二十世纪新的‘经典’的快乐和信心”来从事写作的，期待着“到二十世纪末还有读者”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沈从文们当年正是为我们这些今天的读者写作的；因此，我们如何看待、评价这些40年代中后期实验性作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史”的意义与价值。
而对于我们自身，大家聚集在这里研读当年小说家们的精神创造物，也同样是一种精神的转化与升华。记得前几年在给同学们讲“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我曾经说过，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一次“精神的对话”，是处于现在时空中的“我们”（研究者）超越时空限制，与“千载万仞”之外（内）的“思想者”（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世界级的思想、文学大师、巨匠）进行心灵的交流，思想的撞击。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的精神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时我是这样对同学们说的：请暂时远离那喧嚣的街市，到这里来，做一次无羁的精神漫游，天马行空般的思想驰骋。或许这漫游毫无结果，并不能解答你生命中的疑惑，但仍然是严肃的真实追求，你会感到精神的自由，心智的解放与生命的充实。尽管说到底这不过是以精神的短暂充裕来补偿现实的缺陷，是阿Q式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挣扎。但我们毕竟挣扎过了，就像当年40年代的小说家们一样挣扎了；但也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挣扎，构成了“精神火炬的传递与承接”——我们这一代人（不客气地说，或许也要包括你们这一代在内）已经不敢奢望有真正的创造，但我们至少也要做一个守成者吧，不要让文化的传接在我们这里中断，对后代不致欠账太多吧……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我们这一次精神漫游，是一次学术的漫游。径直说，我要请同学们参预我的40年代小说研究。“参预”是我喜欢用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我的学术追求。我从来认为，学术研究也和文学创作一样，它不是学者（作家）个人一次性创造完成的，而是需要同代及后代读者、研究者的不断参预，我把它称为“学术的延伸”。但对我来说，“参预”还另有一种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自己的研究始终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是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主要接受者，又是共同创造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预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每当我一旦孕育了某种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年轻朋友（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的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学生朋友，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这样写成的：《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都是我开设“鲁迅研究”与“周作人研究”课的整理稿，其中汲取了许多学生作业中的成果，这是很明显的。《丰富的痛苦》与《大小舞台之间》则是在客厅里神聊的产物。
而这一次，我想再做一个试验：请同学们在更大程度上参预我正在进行的40年代小说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其实在我1989年写完《周作人传》后就开始了，到今天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七个年头。之所以“断断续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说研究本非我的特长与兴趣。我习惯于从思想、文化、心理上去把握作家、作品，而对作品艺术形式的把握则相对弱一些，但“小说史”恰好又是偏重于“文体演变”的研究，这就使我多少有些发怵——坦白地说，对于“40年代小说研究”我至今仍是信心不足：我曾经多次“预言”，最终总要写出的有关著作（也包括这本书），都是我的“露拙”之作，质量最多平平。这虽为戏言，但也是老实话。有时候也自我慰解：人都有弱点，学者也如此。当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扬长避短，但有时回避不了，也只好“丑媳妇见公婆”了。
这几年就这样硬着头皮打外围战，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编选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对40年代的小说思潮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和部分老师与研究生一起编选了14卷本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发掘了一批40年代的作品（包括小说）。我自己则对40年代一些重要的小说家如路翎、师陀、废名、无名氏等的代表作做了单个的研究，但都偏重于思想、文化心理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40年代作家“心理走向”做了总体性的研究。当然，还用了极大力量去阅读作品，从中做了初步的文学史的筛选——这其实是最见文学史家功力的一项基础工作。史家的眼光往往体现在对人们忽略或评价不足的作家作品的新发现，对得到公认的作品的独特价值的新开掘，同时也体现在对一些流行而并不具文学史价值的作家、作品的剔除上。当然，这种眼光有时也最能显示研究者的局限：特色与局限从来是并存的。
现在提供给同学们研读的作品就是筛选的部分成果。说是“部分”，自然是说，提供研讨的作品并不代表40年代小说的全部成就，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它们有的被忽略、甚至被埋没，有的虽是这几年研究的热门，但在我看来，还有新的开掘的可能，这些作品一般都属于“非主流”，带有很大的实验性，也是40年代小说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提出来做专门的研读。坦白地说，对这些作品的价值，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提出来讨论就是想请大家协助我再做一次鉴定。因此，我们对作家艺术实验中的“得”与“失”两方面都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不要有什么先入之见。这是一次“文本细读”，即从个人的艺术感受出发，从作品的结构、叙事、语言等形式因素入手，去体味其内在的意蕴。我期待着通过这次我们师生的共同研读，为下一阶段“40年代小说史”的写作，做一些准备。同学们大多是研究生，这次研读也是为帮助大家尽快进入“研究者”角色，而提供的一次良好机会。
我们这个课，分三个阶段。先是“导读课”，由教师介绍前一阶段研究的主要成果：“40年代小说思潮”与“40年代作家心理走向”，这是对影响4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的一个宏观扫描；然后是“讨论课”，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每次由一两位同学主讲，大家讨论，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最后“总结课”再转入宏观，把第二阶段研读的作品，放到与同时期其他倾向的小说的横向比较，及“五四”以来小说发展历史的纵向考察这两个方面中做历史的定位。这样宏观与微观研究的交叉往复，将有助于同学们熟悉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得到一次参预式的训练。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这样上选修课，也是为“如何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变教师“满堂灌”为“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积极参预相结合”，做一次有益的尝试。——如果说我们这次的研究对象是40年代实验性的小说，那么，我们这个课程本身也是具有实验性的吧。
最后要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在讲《丰富的痛苦》时说过的老话：“准备好了吗？请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