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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秋季学期，作为一个毕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全程参与旁听了钱理群老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讨论课“40年代小说研读”。这门课一共讨论了10篇由钱老师预先选定的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文本，每次课上由选课同学主讲其中一篇，然后大家集体讨论，最后再由钱老师点评和总结。这种方式，也成为我后来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讨论课所仿效的基本模式。
当时钱老师对40年代小说已经有了多年的研究，因此讲课过程中既有高屋建瓴的总体观照，也对每篇小说的讨论贡献了慧眼独具的论述。而作为讨论课，钱老师对这门课程也寄予了一些特殊期许。记得在开场白中，他把师生共同参与的这门课定位为“一次精神对话和学术漫游”，强调首先要领悟作品中所蕴含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进而把学术研究的本质也理解为“精神的对话”，认为理想状态的研究“是处于现在时空中的‘我们’（研究者）超越时空限制，与‘千载万仞’之外（内）的‘思想者’（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世界级的思想、文学大师、巨匠）进行心灵的交流，思想的撞击”，希望学生通过对作家“精神创造物”的研读，实现自我“精神的转化与升华”。钱老师尤其鼓励同学们要对文学作品有“精神上的感悟”，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文本的开放性的理解空间，进而在“学术漫游”的愉悦中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这次为《对话与漫游——40年代小说研读》的再版撰写导读，我又重读了该书的“领读者言”（上篇）、“纵横评说”（下篇）以及“众声喧哗”（中篇）中钱老师对每次课的“讲评”，依然为“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的理念，以及他对课程的完美设计和精彩引领击节不已。
应该说，钱老师的课程理念和具体实践已经结出了硕果。我所熟识的一些课程参与者后来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都把选修这门课以及从中获得的“独立研究能力”，视为成长道路上的一次学术研究启蒙。这门课的主讲者主要是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有几位外国的高级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后来大多脱颖而出，其中不少人还成为当今学界的中坚。二十七年的时光逝去了，每次翻开根据这门课的实录编成的这本书，当年在五院的一楼会议室聆听大家积极踊跃、富有创见的发言的情景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记得钱老师当年曾经自谦自己“习惯于从思想、文化、心理上去把握作家、作品，而对作品艺术形式的把握则相对弱一些”，因而他有意识地在小说艺术方面加以督促和引领，讨论课上对文体形式的分析也占了更多的比重。比如在集体讨论冯至的《伍子胥》之后，钱老师觉得同学们偏于关注小说的思想和理念，但对语言的分析显得不足，于是开始逐句朗读，逐句解析，使大家对小说语言的音乐性，以及小说诗性的生成，都有了直观和感性的体悟，进而又提升到诗学分析模式。这是一次我记忆中难以忘怀的课堂教学，也体现了钱老师小说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今天回想起来，耳畔似乎依旧萦绕着钱老师富有激情的朗读声。
钱老师所实践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文本（语言）形式——作家心态——历史语境”三位一体的动态模型，具体说来，是以小说形式（尤其是语言层面）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以作家心态剖析为中介，最后进入时代语境，而战争年代的大历史因此成为文本分析的最终依据。他尤其注重把作家心态带入小说形式内部，心态由此成为小说形式研究内在的结构性因素。这种研究模式对后来者最重要的启示是，40年代小说研究不能去语境化，不能对文本孤立地分析，而要紧密结合战时历史情境和作家的心理状态，把小说形式分析历史化。
钱老师也重视相关的小说理论，不过他所强调的理论，有两个向度格外值得研究者思考和领悟。第一个向度是，强调现代作家自己总结出来的小说理论和作法，或者在文学发展史中真正影响了作家创作的理念视野，比如关注芦焚（师陀）所属意的“用旧说部的笔法”写“散文体的小说”，关注废名对生活“本色”的展示，关注张天翼“老老实实映出了人生本相”，关注沈从文在小说中“保存原料意味”，关注张爱玲“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的小说理想，等等，都内涵着小说理论的历史维度；钱老师尤其留意到了40年代中国小说既与世界小说理念合流，同时又对域外资源加以创化，从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创作趋势，强调如汪曾祺等小说家的创作，一方面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第二个向度是，强调理论与文本的贴合度，而不是一味套用时髦的新理论去图解当年的小说。钱老师启示我们：理论也如文学作品，同样有个历史化的过程；而理论的有效性也主要表现在与文本之间恰切的关联度。概而言之，即理论的历史化和理论的文本化。
钱理群老师的这门课也体现出对现代文本经典化研究的独特探索，也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相关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钱老师直言自己选择的文本，力图展示40年代小说探索的丰富性，尤其选取了一些“非主流”和“带有很大的实验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尚未被经典化，有些则正处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而有些小说的艺术价值，钱老师自己也没有特别的把握，因此，他强调“我们对作家艺术实验中的‘得’与‘失’两方面都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不要有什么先入之见”，“要从个人的艺术感受出发，从作品的结构、叙事、语言等形式因素入手，去体味其内在的意蕴”。这是一种把研究者的原初“感受”、文本的形式探究以及内在意蕴的挖掘统合为一体的细读方法，也使细读成为经典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说，没有经过细读，就无法成为经典。
后来的学科发展历程也验证了钱老师当年眼光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他选择的小说篇目中，萧红的《后花园》、沈从文的《看虹录》、冯至的《伍子胥》、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卞之琳的《山山水水》、张爱玲的《封锁》、汪曾祺的《异秉》和《职业》，都成为小说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加快了经典化步伐；而当时还没有被充分研究，或者学界不大熟悉的作家作品，如端木蕻良的《初吻》、路翎的《求爱》、李拓之的《文身》等，也通过本书得以进一步浮出水面，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格外关注。
在讨论过程中，钱老师还始终强调文本分析能力训练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研究生求学阶段的规定动作。无论是文学性研究，还是90年代学术转型后的文化研究，以及所谓的泛文本研究，其实都依赖于文本解读的基础性能力。重视文本研究的背后，也是对文学的信念和坚守。而这些年来文学性研究的削弱与文本解读能力的下降，可视作同一硬币的两面。前些天微信朋友圈中流传一篇文章，称大量中文系教授根本不懂文学。这其实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这些年忽视文学性研究的必然结果。由此一来，“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本身也成了一个必须首先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回到文本，文本细读的意义何在，怎样分析和阐释文本，也都同样成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重温当年钱老师对文本解读能力的强调，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当年在钱老师的课上我隐约领悟到，经典的阐释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段以及每一代学人都需要重释经典。倏忽之间二十七年过去了，今天的研究生们在前辈的光环下重释这些作品，会有哪些新的向度和视野生成？对既往的阐释是颠覆性的，还是有所增益和拓展？在方法论层面是否生成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这无疑是一些令人兴奋的议题。因此，《对话与漫游——40年代小说研读》的再版，就根据李浴洋先生的独特设计，加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新的解读文字，姑且以“再研读”名之，也借此对参与此书初版本的前辈师长表达敬意。
对于这次新增的“再研读”文字，读者不妨首先了解新一代的年青学人究竟在前辈的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对文本贡献了哪些具有新意的解读，毕竟时移世易，新的阐释空间总会生成；其次，可以关注一下“再研读”的10篇文章是否在整体上为经典的阐释贡献了方法论视野，进而拓展了小说文本分析的新模式。
总的来说，新一代学子在尝试新的研究范式方面更加自觉，表现出对诗学理论和阐释模式的借重，也在借鉴钱理群老师“文本形式——作家心态——历史语境”一体化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文本——理论——历史”三维空间的建构。而重建文本阐释学，大体上构成了年青学子们新的努力方向和整体目标。
今天致力于文本分析的研究者们大都面临一个创建新的阐释模式的问题。而建立新的阐释模式往往比较困难，更考验创新能力，因为每一个研究领域，每一个具体对象，甚至每一篇文学文本，都可能要求各异的阐释模式。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模式不同于理论模式，理论是相对恒定和稳定的，而阐释模式则因不同的对象而异，因为不同的文本要求的正是不同的解读空间和阐释视野。但另一方面，阐释模式又依赖于理论思考。所以就文本解读而言，对理论的借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文本细读最需要的是阐释理论和方法，比如，你是从哪些角度切入文本的？如何读出文本固有的意蕴，而不是你附加给文本的东西？怎样确保你的发现是新颖的，是别人没有读出的？如何使文本解读不囿于单一层面的描述，而是诉诸一个动态的和立体化的阐释空间？回答这些问题往往有赖于阐释框架和理论视野。而真正有效的阐释模式和理论体系，又都需要在文本细读过程中去检验和证明。
有些遗憾的是，限于学力，这些“再研读”文章与自觉追求的阐释方向和研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不过令我欣慰的是，同学们在阅读《对话与漫游——40年代小说研读》的过程中，受到了钱老师和前辈师长们的很多启迪，同时力图与前辈们进行平等的“精神对话”，也经历了一次同样愉悦的“学术漫游”。
接下来以小说篇目为序，逐一谈谈我对“再研读”文章的些许体会，或许有助于读者阅读完当年的解读文章和集体讨论之后，更快地进入新一代学子的问题意识。
从萧红小说文本细节中升华出生命哲理，是学界研究《呼兰河传》以及同时期的《后花园》等作品时比较常见的路数。韩国留学生崔源俊在《〈后花园〉与萧红的人生哲学》一文中也注重萧红对生存哲理的表达，认为小说中“以景物的生长为象征的人生哲理本身才是核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崔源俊到达这个文本“核心”的过程：他更试图从小说形式出发，侧重分析《后花园》的空间场景、形式结构、语言修辞，以及叙事者的中介作用，从而显示出引入诗学模式的努力。而在具体文本分析环节，文章尚显得有些薄弱。
研究界通常把李拓之的《文身》归于心理分析类型的小说，而唐小林的《〈文身〉与40年代历史小说中的主体转化》一文则试图从历史维度出发探求小说中的主体生成问题，把“如何实现自我的主体转化”视为小说作者和40年代历史小说家所共同面临的创作难题，从而寻求一种心理分析历史化的途径，也避免了对作品进行抽象化的理念图解。《文身》的观念化问题，在1995年的讨论课上参与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而唐小林的分析更加落实到小说叙述层面，认为“在《文身》中，带动叙事展开的是人物的心理意识和身体感觉，李拓之通过艺术渲染技巧将‘描写’推动为‘叙述’，展示出较强的叙事控制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反思了40年代深刻影响了文坛的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看重“叙述”而反对“描写”的二元对立理解方式，显示出了小说诗学的视野。
沈从文的《看虹录》与他此前的小说相比，在形式上更有先锋性和实验性，但小说中对生命形式的思索则可以在《水云》等文本中获得某种前理解。孙慈姗的文章《生命·形式·“一个人”——读〈看虹录〉》，也正是首先追溯《水云》所展示的沈从文创作中“我”“故事”“抒情诗”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探讨沈从文对“爱欲、写作、个体经验的升华”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既肯定又否定、既倚重又试图超越的心态”，为自己再研读《看虹录》提供了核心线索。在此基础上，孙慈姗把对《看虹录》的解读置于历史视野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参照之中，重新反思了沈从文贯穿一生的“抒情性”及其在40年代所遭遇的历史困境，也呈现了一种理解沈从文的综合向度。
在当年的讨论课上，绝大多数参与者包括我本人，大体上认为端木蕻良的《初吻》内涵着一个中国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刘东的《〈初吻〉：一则40年代的“草原”故事》没有颠覆这一既有的阐释框架以及心理分析的读法，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新的阐释空间，从而呈现出一种更为综合的视野，既把《初吻》解读为一个欲望故事，也将其判断为一则家族故事，认为“两种话语的叠合与纠葛，才构成了《初吻》这部小说全部的修辞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初吻》也被刘东视为端木蕻良长篇小说《草原》的“前史”，且他联系了萧红《呼兰河传》以及骆宾基《姜步畏家史》等系列作品，认为40年代东北作家关于东北的书写既多元又多歧，这是时代语境与作家处境一同作用的结果，而《初吻》也正是其症候性的具体体现。
与唐小林解读《文身》类似，刘祎家的《主体的辨识——路翎〈求爱〉再解读》也探究了路翎《求爱》中的主体性问题，最终讨论的是主体与历史的关系，预示着一个人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能真正生成为主体。刘祎家继而思考了路翎如何认知“现实”这一在40年代小说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认为小说主人公胡吉文追求的只是建立在话语上的现实，个人的主体也是被话语建构的主体。“而话语是容易耗损、容易更改也阴晴不定的”，由此反思了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只会生产和历史及现实隔着多重透镜的话语”，甚至整个“现代史”也正是一部话语泡沫史，“只是有着零碎而纷纭的种种价值、立场、意见和声音，而离具体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无法去伪存真的话，话语只会对主体的生长和跋涉构成阻滞”。
钱理群老师认为现代“诗化小说”是审美价值最高的类型，也最有诗意，而冯至的《伍子胥》正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但小说中的诗意究竟是如何生成的？是叙事形式内生的产物吗？与外部现实和政治语境有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关联性？罗雅琳在《“诗意”意味着什么？——重读冯至的〈伍子胥〉》一文中处理的正是诗意与现实的互生性，认为“《伍子胥》虽然充满‘诗意’，但此‘诗意’并非向内封闭的，而是包含着向外部现实、向政治不断靠拢转化的内在动力”，从而对“诗意”的不证自明的先验性提出了质疑。而这种思考建立在对冯至所接受的诺瓦里斯的德国浪漫派思想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资源的钩沉基础上，令人格外有信服感，也丰富了对冯至《伍子胥》的文本内涵和诗学形态的理解。
当研究界近来更注重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的散文化和史传化倾向时，钟灵瑶的文章《从“议论性杂文”到“回忆性传记”——〈五祖寺〉解读》更想强调这部作品中“小说性”的生成，正如钟灵瑶追问的那样：“废名如何组织自己近似散文的小说？在文体杂糅之中，近似散文的写法是否还保有小说文体的特征？如果文体近似散文，那为什么还要保留莫须有先生这一虚拟角色？”这些追问对于讨论这部废名一再撇清与小说之关系的作品依然是有效的问题，也使文章得以在诗学的意义上展开讨论的视野。钟灵瑶尤其看重小说中叙事者的声音：“《五祖寺》的叙事人依然重视事件的起因与结果，它们在情节上的调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形式并不真正如同散文一般散漫无边、随物赋形，揭露故事的‘因果’仍然是小说的重要任务。”
李超宇的文章《知识分子与劳动——重读〈海与泡沫〉》表现出弥足珍贵的批判性立场和反思性眼光，既有对钱理群老师当年关于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中蕴涵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基本判断，也能根据自己对小说中相关文本肌理的深入解剖而提出驳论，这是既需要学术洞察力也需要学术勇气的，而学术勇气还要以洞察力为基础和前提。文章也表现出对历史语境重要性的体认，尤其是联系卞之琳所身处的延安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当时的政治政策，使李超宇的文本分析更为历史化，也寻找到了文本历史化的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也要警觉过于历史化会使自己的学术判断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有可能忽略小说对知识分子复杂心理流程和主人公象征化的文学性思维模式的揭示与呈现。
在张爱玲经典化的过程中，小说《封锁》是最被学界看重的经典之一，关于这篇小说的分析也近乎汗牛充栋。顾甦泳的《作为时代转喻的欲望书写——重读张爱玲的〈封锁〉》依然新意迭出，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顾甦泳试图揭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欲望生成机制，把《封锁》的结构体认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在张爱玲精心营建的小说结构中，关联的是作家的历史位置和言说姿态，从而贡献了一个比较有效的诗学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模式的建立也依赖于顾甦泳所借助的理论，有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会带来全新的阐释空间。文章所援引的“欲望介体”的范畴就有助于解释《封锁》中欲望的生成和恋爱感的失落。也许，张爱玲笔下的“封锁”状态和电车空间也正是这样一个欲望介体。
关于汪曾祺4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创作的两个版本的《职业》和《异秉》，学界也已经有不少讨论。肖钰可的文章《局促，或从容的小说——也谈两个版本的〈职业〉〈异秉〉》则试图聚焦汪曾祺的小说意识和叙事技巧，她从4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中感受到的是“小说意识太强烈了，强烈到让读者产生一种突兀感”。而在重写旧作的过程中，汪曾祺似乎终于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这表现为他找到了最适宜的叙事节奏与表达习惯”。而肖钰可对汪曾祺40年代创作所表现出的某种“混乱”而“异质”特性的概括，一方面显示出独立判断和自主思考的胆识和勇气，另一方面对汪曾祺40年代小说的先锋性和实验性意义的估计似乎有所不足。
在写作这篇粗略的导读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翻开钱理群老师馈赠给我的《对话与漫游——40年代小说研读》的初版本，在扉页上，钱老师当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里凝聚着一段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的时光。”而参与编辑和书写导读的过程，也同样是一段值得纪念的美好时光。再次衷心感谢钱老师对我的信任，让我加入本书的再版工作；也感谢李浴洋兄细致的操持和精彩的建议；最后感谢积极参与这次“再研读”的我的学生们，与大家一起重新步入钱理群老师的文学课堂，将是我毕生的荣幸。
2022年3月8日
于北京上地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