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零点时刻？

众多的开端，无尽的终结

戏剧评论家弗里德里希·卢夫特（Friedrich Luft）在地下室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柏林诺伦多夫广场（Berliner Nollendorfplatz）附近的一座城市别墅里，他和来自附近的其他几个人在“烟雾、血、汗和劣质烧酒的气味”之中熬过了收尾战争的最后几天。比起遭受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交互炮击的公寓，躲在地下室里更安全些。“外面是炼狱。如果趴着往外窥探，会看到一辆无助的德国坦克在一排排被烧成灰烬的房屋间推进，停顿，射击，就地转弯。时不时地，会见到一个平民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掩护体逃向另一个掩护体，还不时被炸得坑坑洼洼的电车轨道绊倒；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惊慌失措地从一座被炮火击中而燃烧的房子里冲出，朝着最近的防空洞的方向逃去。” ^[1]

在地下室的窗户旁，一位一直蹲在那儿的老人被一枚手榴弹炸得血肉模糊。有一次，一群来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办公室的士兵冲进了地下室，这些“烦躁、丧气、病恹恹的家伙”每个人都带着一纸箱便衣，以便如他们所说“在紧急情况下”让自己能乔装逃走。但还会有更要命的事吗？“你们趁早滚开吧！”地下室的老百姓们小声却犀利地说。没有人愿意在“终极时刻”和这帮人待在一起。以前那个人见人怕的纳粹街区管理员 的尸体正被一辆拖车拉走，他跳窗自杀了。

突然，有人想起对面房子里还有成堆的纳粹卐字旗和希特勒的画像。为了烧掉这些东西，几个胆子大的人跑了过去。在俄国人到来之前，一定得把它们销毁掉。当枪声突然再次响起，我们的戏剧评论家正小心翼翼地从地下室的窗口往外看，这时一支党卫队巡逻队也正从一堵残存的墙上往外张望。他们想通过“再次梳篦”的方式搜寻逃兵，好让这些人给自己当垫背的。“然后，一下子安静多了。经过一段近乎永恒的竖着耳朵的等待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登上狭窄的楼梯，这时天空飘起了细雨，诺伦多夫广场外的房屋上白旗飘扬。我们把白色的碎布片绑在胳膊上。两名俄罗斯人从那堵矮墙后走出来，前不久党卫队巡逻队还曾气势汹汹地越过此墙。我们举起了双臂，并示意我们胳膊上的绑带。他们微笑着挥手示意我们可以过去了。战争结束了。”

对于弗里德里希·卢夫特来说那个被后人所称的零点时刻定格在1945年4月30日。而在往西640公里开外的亚琛（Aachen）此时战争已结束半年了，它是1944年10月被美军占领的第一座德国城市。在杜伊斯堡（Duisburg）莱茵河左岸的市区战争于3月28日就结束了，而右岸的战火却在16天之后才停歇。即使是德国的正式投降日也有三个不同日期。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于5月7日在美军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位于兰斯（Reims）的总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尽管这项声明确认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都是战胜方，斯大林还是一味坚持要在他本人在场时重复这个投降仪式。所以德国于5月9日再次投降，这一天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在苏军位于柏林卡尔斯霍斯特（Berlin-Karlshorst）的总部签署了相关文件。在历史教科书上，各战胜国一致同意把5月8日这个夹在两天当中的日子定为投降日，而事实上这天什么都没发生。 ^[2]

而对于瓦尔特·艾林（Walter Eiling）来说，零点时刻直到四年之后都还没有到来。因为违反了《惩治民族有害分子条例》（Vergehen gegen die Volksschädlingsverordnung），他当时还在齐艮海因（Ziegenhain）的监狱里坐牢。这个来自黑森州的跑堂于1942年圣诞节因买了一只鹅、三只鸡和十磅咸肉被捕。纳粹速审法庭以“藐视战时经济法规”的罪名判处了他八年监禁和之后的预防性羁押。战争结束后瓦尔特·艾林和他的家人都以为他很快会被释放，可是法院根本就不想重新审理此案。当美国军队监管下的大黑森州司法部部长终于撤销这个荒谬重判时，他的下属部门却持以下立场：撤销的只是监禁，而非预防性羁押。瓦尔特·艾林依旧待在牢狱之中。连后来的多次释放申请也被拒绝，理由是“此犯为人傲慢，情绪不稳定且尚未恢复工作能力”。

在艾林的牢房里，纳粹的统治在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仍然继续着。 ^[3] 像他这样的遭遇也是日后导致对“零点时刻”这个概念产生激烈争论的原因。在康采恩的总部、大学的课堂和国家机关里，大部分的纳粹精英仍活跃在各种工作岗位上。这种持续性的现象被“零点时刻”这个说法所掩盖。另一方面，此概念又被用来着重体现重新开始的决心，以及强调新旧国家间制度上的巨大差别，尽管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第三帝国罪恶遗产的重负下艰难地继续着。此外，对许多人来说，“零点时刻”这一概念是他们所经历的重大转折点的直接证明，这个术语不仅一直沿用到今天，甚至在历史学上正经历着复兴。 ^[4]

在瓦尔特·艾林的牢房里，毫无法律依据的统治依然带着其特有的残暴继续存在着，而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各种形式的公共秩序都崩溃了。警察们困惑地自我打量着，茫然不知自己还是不是警察。那些拥有纳粹军服的人宁愿把它脱下来烧掉，或者染成别的颜色。高级官员服毒自尽，低级别的公务员则跳楼，或者割腕自杀。一个“无人时代”开始了；法律被推翻，没人对任何事情负责。没有人拥有什么，除非他的屁股就坐在他的财产上面。没有人承担负责，没有人提供保护。旧的权威消失了，新的尚未建立；只有大炮的轰鸣声预示着它终将会在某一天到来。即使是过去的上等人现在也开始抢劫了。他们结成小团伙撬开食品仓库，在被人废弃的公寓里搜寻食物和栖身之处。

4月30日，柏林指挥家莱奥·博尔夏德（Leo Borchard）与女记者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医生瓦尔特·塞茨（Walter Seitz）和演员弗雷德·登格（Fred Denger）一起在四面楚歌的首都发现了一头白色公牛。这群人正在寻找掩护以躲避低空飞机的攻击，突然就看到这个动物站在他们面前，毫发无伤，眼神温柔，在硝烟弥漫而恐怖的战争景象中这简直就是一幅超现实的画面。他们包围了它，轻轻地抓住牛角来推它。他们竟然成功地把牛小心翼翼地引诱到了房子的后院，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

但接下来呢？四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里人如何宰杀一头牛？那位俄语相当不错的指挥家，壮着胆子跑去问房子外面的一位苏联士兵。他用两颗子弹帮他们击毙了这头牛。犹豫一阵后，这帮朋友们开始用厨房的刀具一起费力地处理这头死去的动物。然而很快，他们就不再是其猎物唯一的拥有者了。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突然一下子，仿佛被地狱呕吐出来一样，一群喧闹的人聚集到了死牛的周围。他们从好几百个地窖洞里爬出：妇女，男人，孩子。是血腥的气味吸引了他们吗？”一时间人们一拥而上，在牛身的血肉横飞之中扭打。五个沾满鲜血的拳头把牛的舌头从嘴里拉了出来。“难道这就是解放的时刻，这就是我们期盼了12年的那一刻吗？” ^[5]

从首次踏入马尔肖（Malchow）的城市地界后，红军花了11天时间才挺进最后一个内城区。即使在首都柏林，各地区战争的结束时间也不尽相同。5月7日，玛尔塔·希勒斯（Marta Hillers），也就是后来以笔名“无名氏”著称的柏林女记者，就敢骑着自行车穿过变成废墟的街道。她带着好奇从柏林——滕珀尔霍夫区（Berlin Tempelhof）向南骑了几公里，晚上她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战争比我们那儿早结束一天。你已经可以看到平民在人行道上扫地。两名妇女拉着一辆完全被烧毁的手术车，可能是从瓦砾中拉出来的。上面躺着一个老妇人，盖着羊毛毯，她面无血色；但她还活着。我越往南走，战争留下的痕迹就越少。在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到德国人聚在一起聊天。而在我们那一区，人们还不敢这样做。” ^[6]

那头白牛被撕裂肢解后，指挥家博尔夏德和他的朋友们闯进了一套被炸烂的公寓里并搜遍了橱柜。他们没找到食物，却发现了一大堆泡腾粉，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笑着将其塞进嘴里。就在他们于彼此取笑中试穿了好几件陌生主人的衣服时，突然被自己的无耻所震惊。这种亢奋平息之后，这四个人当晚惴惴不安地躺在这位陌生居民的婚床上，从门外的名牌上可以得知屋子的主人叫马胡尔克（Machulke）。床上五颜六色的真丝刺绣上带着“自家炉灶值千金”的字样。

第二天，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穿过城市，第一次尝试着寻找和联络同事、朋友和亲戚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她急切地想要知道最新的消息、形势报告和预测。几天后，柏林的生活已经平静下来，以至于她能够回到被严重损坏的公寓。就像一个大都市里的鲁宾孙，她用散落一地的石头在阳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炉来取暖。煤气和电力供应就不用想了。

在日记中，她记录下了气氛的迅速变化。希特勒死了，夏天也已到来，她终于想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利用她的劳动和观察能力，还有她的写作天赋。战争结束仅两个月，在某个兴奋的时刻她写道：“整个城市都生活在期待的狂热中。面对工作的热情，人们真想有分身之术，想拥有一千只手和一千个大脑。美国人已在这里，还有英国人、俄国人。听说法国人正在往这边赶。……最要紧的是，我们正处于行动的中心，在我们的废墟中世界大国走到了一起，而我们正向这些世界大国的代表们证明，我们的热情是多么认真，对补偿和崛起的努力是无比的严肃。柏林正在开足马力。如果我们现在被理解和被原谅，他们可以要求我们做任何事。一切！比如我们放弃纳粹主义，我们认定新的理念更好，还有我们勤于工作以及我们本质上的善意。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有着成熟合适的时机进行赎罪。” ^[7]

人们原本估计柏林人的感受应该与其城市的外观一致：破碎挫败，亟待破旧立新。而这位44岁的日记作家感到的却是“期待的狂热”，这绝不只存在于她一个人的内心。她看到整个城市都心甘情愿、竭尽全力地工作着。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战争中曾经是一个名为“埃米尔叔叔”（Onkel Emil）抵抗纳粹团体的成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Gedenkstätte Yad Vashem） 里，这个团体被表彰为“国际义人”（Gerechter unter den Völkern）。所以，想要一头扎进工作的不只是那些无力哀悼、麻木不仁的德国人。用这位反纳粹女士的话来讲，希特勒的自杀才过去两个月，柏林就已经在“行动的中心”了，并力图崛起和被宽恕。

在这类呼喊着重新开始的狂热背后，是一种炼狱的终结，而人们见证的只是从中被截取的一个微小片段。为了让后人对当年人间地狱的恐怖程度有个接近实际的了解，战后已有三代历史学家竭尽全力地试图反映其原貌。但其惨烈程度难以言表，没有人能想象战争中6000万的死者意味着什么。人们试图利用理解辅助法，使统计数据的规模易于理解。在1943年夏天的汉堡大轰炸中有4万人在烈火中丧生，这一人间地狱残酷的图景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它夺走了汉堡大约3％的人口的性命。恐怖至极的是，整个欧洲人口死亡率却是上述汉堡事件的两倍还多，战争让欧洲6％的人口死于非命。总体而言，欧洲的灾难密度是汉堡的两倍。在波兰，六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害，多达600万人。最悲惨的还是犹太人。他们的家人统计的根本不是死者，而是幸存者。

历史学家基思·罗威（Keith Lowe）写道：“即使是那些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那些见证了大屠杀、曾见过尸横遍野或万人坑的人，都无法理解欧洲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的真实程度。” ^[8] 战争结束后，情况尤其如此。当每个人举起双臂走出防空洞时，他所感到的混乱，早已使他不知所措了。该如何走出这场灾难，尤其是在德国，这个一切罪行的始作俑者？不少人甚至感到自己继续苟且生活就已是一种不公，至少从修辞上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们的心脏还在继续跳动，他们憎恨着自己。

而偏偏是26岁的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这个日后以一个阴郁的形象留在后世人们记忆里的控诉者，曾经试图将继续生活的重负演绎为他那一代人的强烈宣言。博尔歇特于1941年被征召加入国防军，并被送往东部前线。他曾多次因“对国防力量的颠覆性言论”而受到处罚。1945年，带着严重的前线作战及被拘禁的烙印和未经治疗的肝病，他步行600公里后回到汉堡。在那里，他写了长达一页半名为《没有告别的一代》（“Generation ohne Abschied”）的文章。在文中，他热情歌颂了他们这一代人一往无前的决心，因为这一代人的过去确实被枪弹抹杀了。“没有告别的一代”这个标题意味着，这代人不再拥有灵魂，无论是由于想象力的缺失、心灵的重创或耻辱的压抑。“没有告别的一代”是零点时刻的宣言：“我们是没有维系的一代，没有深度。我们的深度即是深渊。我们是没有幸运的一代，没有家，没有告别。我们的太阳是瘦小的，我们的爱情是残酷的，我们的青春是缺席的青春。” ^[9]

博尔歇特那种狂想曲式的、单调的锤击式文字，也同时展现出震撼力十足的方向迷失感。他骄傲地让他粗鲁的冷漠习性成为一种风格。这一代的年轻人告别了太多的亡者，以至于他们早已失去了对别离的知觉；事实上，告别就是“军队”的本质。然而这个身患绝症的年轻人在文章的最后几行却描述着他想要对未来付出的力量：“我们是一个没有回归的一代，因为我们早已无家可归。但我们是抵达的一代。也许我们是充满了抵达的一代，抵达一个新的星球上，一个新的生命里。在一个新的太阳下，在新的心灵里充满了抵达。也许我们是充满了抵达的一代，抵达新的生活里，新的欢笑里，一位新的上帝那里。也许我们是没有告别的一代，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抵达都将属于我们。”

《没有告别的一代》是一群幸存者们诗意的原则性宣言，他们无力回首往事。许多德国人对那种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自我拷问做出了令人惊骇的拒绝，但这种拒绝正在成为一种纲领。像一块记录过以往经历的黑板，它将会被擦干净，空出地方给新的文字，“一位新的上帝”，抵达一个新的星球。

在这里“压抑”一词淡化了其拒绝的强度。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拒绝。这里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又苦涩地结束。沃尔夫冈·博尔歇特当然很确切地知道，那块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其实只是一种愿望，是个幻觉。不必非得有谁去跟他解释何谓折磨人的回忆，对当年的零点时刻来讲，遗忘是一种乌托邦。

君特·艾希（Günter Eich）1945年底写的那首著名的诗《清点》（“Inventur”）把这零点时刻的一切提高到了宣言式的地位。在这首诗里，一个男人为了重新开始历数家珍，清点着他的家当：

这是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大衣，

刮脸用的工具

装在亚麻袋里。

……

面包袋装着

几双羊毛袜

和别的，除我

没人知道。

……

这是我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帐篷，

这是我的手巾，

这是我的线。

《清点》因其挑衅般的轻描淡写，成为战后文学的代表。他们自称“砍伐文人” ，反对高谈阔论地唱高调，因为他们曾经被同样的高调所误导，从而感到被欺骗，其热情如今也被战争所摧毁。现在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个人的事情，坚持那种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东西——这是“怀疑的一代”的抒情宣言。“怀疑的一代”由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在1957年提出，它虽然体现了所有的精神矛盾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10] 君特·艾希的抒情清点也避开了记忆：带着怀疑，还有外套、铅笔和线团（以及“和别的，除我没人知道”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亮点），人们两手空空地走进了新的生活。

玛尔塔·希勒斯也在她的日记里清点着存货。由于她清醒而真实地描写了当年红军一路挺进过程中的大规模强奸暴行，她的日记在日后广为人知。她所经历的零点时刻是一场持续很多天的性暴力。当这一切过去之后，她在5月13日总结道：

一方面，事情对我来讲还不赖。我年轻，健康。一切并没有对我造成生理上的伤害。我感觉为了生活我已具备了最精良的装备，就好像我在泥沼里长出了蹼膜。我在这个世界上随遇而安，我并非冰清玉洁。……但另一方面来看就只有一大堆负面的减号了。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做什么。没有谁缺我不可，我只是闲在那里，等待着，既看不到目标，也看不到在我眼前的任务。

她考虑了多种可能性：去莫斯科，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或成为一名艺术家？她继而否定了一切。

爱情？它躺在地上早已被践踏。……艺术？我算不上是一个被赋予使命的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我必须谦卑。只有在小圈子里，我才能发挥作用，与人为友。剩下的就是等待结束。尽管如此，生活中阴暗和奇异的冒险依然吸引着我。单单出于好奇我就还是要活下去；因为即便只是呼吸和感觉健康的四肢都能让我感到快乐。

那么那位弗里德里希·卢夫特呢？那个4月底戴着白色绑带从地窖走出来和俄国士兵相遇的话剧评论家，也带着无法满足的好奇活了下来。用“都市人”作为化名，他定期给创办于1945年9月的柏林《每日镜报》（ Tagesspiegel ）的副刊写短评。他的文章大都关于大都市的风流艳事，关于春天的美丽裙装，以及每天清晨等邮差时的紧张期待。

弗里德里希·卢夫特曾经是当年西柏林美军占领区电台（RIAS）《批评之声》（ Stimme der Kritik ）节目的主持人。从1946年2月一直到1990年10月临去世前，他总是用那句让听众们心满意足甜蜜无比的话来结束其每周的节目播出：“我们下周再会，和往常一样，同一时间，同一频道，同一节目。”

就在他1945年从地下室走出来的那所房子里，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妻子，一位绘图员，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十年。70年代初，海德·卢夫特（Heide Luft）经常会去离她家不远的位于温特费尔特广场（Winterfeldtplatz）的一家酒吧。这家餐馆叫“废墟”（Ruine），它不仅拥有这个名字，它就是一个废墟：前屋还是被炸飞的样子，但它的部分墙基还矗立着，和有着参差缺口的残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小啤酒花园。后屋是一个餐厅，那里总是挤满了人。一棵树从前屋被残垣断壁掩盖着的地下室里长了出来，正好可以让人在上面挂上几只灯泡。70年代初，这个酒吧是那些曾经一度想成为诗人的愤青们的聚会场所，他们多数是大学生。战争看起来好像刚刚结束。当她的丈夫在家里为广播电台斟酌着写评论稿时，卢夫特女士正穿着她优雅的毛皮大衣，坐在留着长发的人群中间，有时说上一两句话，总是一副精明而矜持的姿态，有时还会主动请大家喝一杯。她就是那些众多喜欢回到零点时刻的人之一，只是每个人有着各自的回归方式。 pqZVGcjslkN3OidfauIOc5hFDjJbrhaHdmRaMdBQ2NyEmKSTNYm4FsnUJ7vM2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