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大名的崛起

各种各样的管治模式、土地所有制和税制是日本16世纪头数十年的一大特点。11世纪和12世纪，日渐衰弱的平安京（京都）朝廷将土地赐予势力强大的家族和寺社，称为庄园，其中某些庄园延续下来，自主性越来越强。庄园主人委派当地豪族进行管理，维护治安；家族姓氏被冠在占有的土地上，这类家族人员被称为“名主”，他们支配小规模的农户，为幕府的地方官员，如地头、守护维持秩序。在一些远离都城的地方，当地武士家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央的地方代表，“国人”（拥有土地的人）成为不容小觑的势力。地方上还有一班自称为“侍” ^† （さむらい，从“さぶらう”衍生而来，意为“服侍”）——令人联想起都城的职业武士——的武者，他们在未被私有化的国衙领地承担起维护治安的角色。15世纪由继嗣问题引发的应仁之乱，必然令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混乱，最终，部分地区沦为多个管辖权力与规章制度相互混杂、各行其是之地。

到16世纪，日本大部分地方开始形成某些趋势，混乱的局面逐渐呈现出清晰的模样。农业生产力不动声色地出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商业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交易货币化。肆虐中国及朝鲜沿海一带的匪祸既是这波经济发展的反映，又是其衍生出来的后果。一同到来的还有体制变革，以及统治技巧的改善。再者，火器的引入带来军事技术的革新，统治范围扩大，开发手段更加有效，日本中部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解释上述现象，日本的历史学家常提到“战国大名”，以区分中世的“守护大名”，以此突出局势混杂的14世纪与秩序逐渐形成的16世纪两者间的差别。

新崛起的大名在领地上势力强大。守护大名在地方上的权力则要小得多，他们是被任命的，受制于幕府势力、贵族领主和寺社，一旦前者有过分行为，后者很快会向朝廷禀报。战国大名通过军事谋略积累权势，他们有更加丰厚的资源作为支撑，能够更强势地对家臣发号施令，对外界的针砭可以泰然自若。他们当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历经以关原之战为最的一系列战争而存留下来的大名——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自己塑造为领地的独裁者。不过，他们也想加强自己与日薄西山的室町幕府及京都朝廷的关系，他们清楚，中央权力尽管摇摇欲坠，但仍会对自己的大业产生影响、助自己一臂之力，因而一直维持朝尾直弘所谓的“京都取向”（Kyoto orientation） ^[5] 。用朝尾的话来说，室町幕府是在朝廷-官员、主君-家臣这两个体系内运转的。

新地方霸主的崛起过程中存在几个要素。首先，庄园的所有者丧失了数百年来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免税权。由于需要新的办法去控制、剥削依附的农民，户籍登记、土地等资源利用方面的新制度应运而生。早前的制度主要对农田收取实物税，新的趋势则是以货币来计算赋税和财产，且越来越普遍，历史学家将这种新的制度称为“贯高制”。和此前不同的是，贯高制使得征税方可以向所有可耕作的土地收税。大名想方设法充实自身资源，于是命令家臣重新丈量土地（检地），而且要比此前做过的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此外，在斗争不曾停息的年代，家臣的战争职责也是大名关心的事情之一，结果，这次登记的内容远比之前宽泛。根据评估结果，封地领主要履行相应的军事责任。例如，甲斐大名武田氏有一位家臣叫作大井左马允，他的军役经评估为227贯文，这就意味着，每次主君发出号召，他都必须动员4个骑兵和34个步兵。 ^[6] 早些时候，幕府颁布任命都是官方性质的，如今，授予封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为封建领主带去明确的契约义务。主君向家臣发出的指令和告诫也更为严苛和具体。随着主君权力越来越不受限制，“忠”与“孝”这两个久远的道德标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便是绝对的服从。

其实，这些主君要充实自己的小金库并不容易，他们的领地只有一部分归自己治理。检地账准确记录了生产力的情况，使得他们可以对农村地区征收更多的税。许多大名设置收税点、建立新市镇，对于连接家臣或竞争对手的市场的商业网络，想尽办法加以开发和利用。此外，日本不仅货币量不足，而且往往质量低劣。为此，大名发布政令，要求税收只收高质量的货币。无论家臣还是农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困难，家臣有时会出卖或转让自己的封地，而农民则会发起请愿、游行。另一方面，由于大名长期统治同一流域，大规模的河岸工程得以逐步落实，这不仅扩大耕地面积，还对这些耕地起到保护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名的经济实力。

日本的封建统治逐渐走向成熟。那些存活下来的庄园，其收入名义上归京都贵族和寺院所有，但越来越多地被新崛起的地方统治者占为己用。大名将自己控制的领地分给家臣，一旦打仗——这时候越来越频繁——家臣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新的管治模式日渐稳固，火器引入带来新的战争技术，军队规模也随之愈发庞大。各国（省）领主逐渐萌生竞逐国家统治权的意愿。大名给家臣下达的指令中开始出现“国事”“天下”等字眼。

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些现象都是缓慢发展起来的，朝廷和幕府和之前一样仍然是焦点所在，这些现象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它们，反而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其中一个复杂化因素来自骚乱不断的农村，当地有名望的人拒绝缴纳增收的税目。村民向武家政权发难，背后的思想动机带有天皇和宗教方面的意味。他们向往远古统治，那时候他们与朝廷的联系还没有被武士阶层切断。他们经常宣称自己为天皇效力。 ^[7] 为此，武士不得不坚称自己对农村的统治权是朝廷和幕府将军赋予的。虽然将军自身难保，但毕竟是所有武士的最高指挥（“武家栋梁”）。到16世纪，室町幕府的将军已经不成气候，地方上的领主越发觉得有必要发布国（省）的法令，在布告上写道，“虽然不情愿”，但时机使然，“我们必须维护自己的秩序”。 ^[8] 大名或亲自或派使者前往京都，拜见幕府将军、天皇、朝廷贵族，给他们送礼。这在绝大多数强大的战国大名看来属于明智做法。可以说，他们都有一种“京都取向”。这部分是为了保护自己，农民的收成是他们的主要资源，他们需要巩固自己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带有竞争目的，确保对手不会暗地里对付他们。这还是一种进取手段，希望自己能够“升迁”到京都这个核心统治圈里。 UQrpR0TRwksz6Eq/+nQiljpOjQnZZnqkM8uRjA16pca/lFIijmnbO+5dCcBeXl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