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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的日本作家把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讴歌为太平盛世，为这200多年没有硝烟的日子感激涕零。要知道同一时候，中国明王朝正遭受满人的蹂躏，印度处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而欧洲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最后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兴起、灭亡而告终。要理解上述日本作家的想法，我们就必须了解此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德川时期并不是日本第一个统一时代。公元7世纪至8世纪的日本曾仿效中国，实行中央政府制度，开始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时期，直到北方边境冲突爆发。早期政权在近畿一带推行中国式集权制度，但这是有代价的，周边地区的话事权仍掌握在地方豪族手上，到10世纪，私有化迅速发展，大有取代中央体制的势头。朝中宠臣和寺社获赠不少免税田地，中央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为维护治安、土地登记而增设的部门，接掌原来朝廷机构的职能。到12世纪，地方显贵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京城掀起风云。位于权力中央、分为数家支脉的藤原氏，通过政治联姻、私相授官的方式，将势力伸进朝廷内部，势力巨大，天皇为了能自主安排生活、管理田产，开始想办法早早退位。朝廷越来越像是私有的而非政府机构，虽然担任朝廷职位的仍然是相关氏族的头号人物。以大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关乎土地利益的依附关系遍布全国上下。野心勃勃的人囤积自有土地并加以管理，被蚕食剩下的公有领地也在他们的照料之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依附。这些人开始拉帮结派，宣称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有时的确如此。随着这些人的势力日渐增长，朝中贵族试图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2世纪，贵族武士之间爆发一连串战争。这类武士人数稀少，对自己的家族传承十分自豪，他们一身华胄地骑在马上，好不威风凛凛。最后胜出的源氏在位于日本东部相模湾的镰仓，建立自己的大本营。征夷大将军原来只是为了征讨北方阿伊努人而临时设立的职位，但在这时却变成永久的、世袭的名号，用于指称幕府首领。自此开始日本进入军政时代，直到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后才得以结束。
这是个不断发展、变动不居的时代。后来的德川幕府宣称自己沿袭镰仓幕府的政统，这个说法并没有可靠的依据。镰仓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奠定了武家权力，为朝廷（公家）效力，有时甚至令后者相形见绌。在朝廷允许下，幕府强行给全国上下的私人庄园指派管事人（地头），在各国（省） * 设置治安官或军事长官（又称“守护”）以施行新设的执法制度。不过，源氏很快就失势下台，北条氏作为摄政家族接过幕府的权力棒。皇城脚下，天皇的想法更加无足轻重。他们常常从王位上退下来，移居寺院，以便在那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某个退了位的天皇曾试图从镰仓幕府那里夺回大权，但很快就被镇压下来，导致幕府加大打压力度。暗地里掌权的“暗影将军”与“暗影天皇”交锋，镰仓幕府的组织仍然盘踞在朝廷头上。各国（省）及地方利益愈发重要。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大举入侵，武、公两家的脆弱关系被打破。日本安然度过这次危机，主权保持完整。然而，幕府首领没有新的领土可用来奖赏下属。1333年，心怀不满的天皇召集一批同样愤愤不平的武士向幕府发难，最终结束了其统治。
第二代征夷大将军足利氏将幕府设在了京都。这时，“征夷大将军”一职正式和“武家之栋梁”挂钩，然而在现实中，将军越来越难以驾驭各国（省）武士领主。那股被天皇利用的怨气不仅引发1333年的危机，更蔓延至整个14世纪。西方有阿维尼翁和罗马的教宗争权，而在这时的日本，两大军事势力拥护各自的天皇。14世纪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由两个皇室轮流执政，战火才告结束。与此同时，朝廷权力不断萎缩。将军权力仅局限于近畿一带，但无损其在畿内愈发自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足利义满掌权时期，和中国明朝皇帝进行外交协商的时候，他竟称呼自己为“日本国王”。
足利义满（1358—1408）热衷于展露自己的涵养与审美，表现自己和大陆文化接触的能力，他勤勤勉勉地收集画作和陶瓷，以体现自己的修养。那个时代有几百甚至几千人和他一样积极，对于想要的东西，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拿走。14世纪和15世纪，海盗猖獗，朝鲜、中国这两个文明社会屡遭掠夺。这班被称为“倭寇”的人，大部分以日本九州岛附近的岛屿为根据地。这里中央政权与社会公序软弱无力，日本的武士社会开始孕育出蓬勃的商业活力和军事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九州及其周边逐渐成为日本海盗、中国流民、朝鲜叛党的理想根据地，祸害日本邻国。等到朝鲜人调整政策、允许这班强盗在指定港口进行一定限度的交易后，“冥顽不灵”的明朝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像足利义满这样的将军坐镇时，幕府实力还比较强，尚能压制这班海盗，但自从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以后，海盗势力越来越猖獗。1467年，将军继嗣引发纷争，导致武士领袖关系破裂，应仁之乱（1467—1477）爆发，日本境内的政治秩序几近瓦解。由于明朝禁止一切贸易，“地下”交易的风气在中国沿海一带居民间盛行，稍有不慎便沦为海盗劫掠，这种情况到16世纪进一步恶化，危机一触即发。载有几千武装人员的倭寇船队在中国沿海大肆抢劫，抢走粮食及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有一次他们直接打到南京城的城门。如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贸易跟海盗是密不可分、互进互促的关系，不一样的是，英国的海盗得到皇室的认可和犒赏，倭寇却没有。
应仁之乱点燃了漫长的战火，终结了足利氏的势力及统治。熟悉中国史的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称为“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前的时期。幕府将军的影响力跌至低谷，朝廷也一样。1500年继位的后柏原天皇因为财库虚空，不得不在20年后才举办登基仪式。16世纪，每一任足利将军都经历过被夺权、赶出京都的遭遇，有时甚至不止一次。唯一一个例外则是因为遇刺才死在了都城 [1] 。实际权力旁落到地方统治者的手上，当上层在中央争权夺势、陷入胶着局面时，他们趁机壮大自己的人力物力。
自从明朝皇帝禁止日本船靠岸以后，中国商品的买卖便通过中国商人于东南亚各地建立的贸易站点网络继续进行。16世纪的欧洲商人和海盗——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西班牙人、英国人和丹麦人——以中国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为根据地，成功打入这个贸易网络。中国的商业大潮将这些人带到日本。来自中国的私掠船船主汪直便将日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那个收复台湾、令满人（还有荷兰人）最为头痛的郑成功（欧洲人和日本人称他为“国姓爷”），也是在九州出生的，他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
1543年，两三个葡萄牙商人乘坐一艘中国舢板，到达九州南边的种子岛。按某权威说法，这座岛屿曾是“海盗的沃土” [2] ，今天的种子岛是日本最重要的火箭发射基地。葡萄牙人乘着“倭寇大潮的余波” [3] 来到日本，从此开启日本与伊比利亚半岛长达百年的交流，耶稣会的传教士是其中之一。当时耶稣会仅成立数年，他们自律、无畏，大多出类拔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批人对日本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鼎鼎大名的倭寇首领为他们作翻译。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搭乘海盗船从马六甲出发，于1549年到达日本。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传教士具有非同凡响的勇气和奉献精神；当日本统治者打压基督教、驱逐传教士、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仍有上千人信奉这一新宗教。小西行长是九州的一位大名，在关原之战中落败，但他为了不违背不许自裁的基督教义，拒绝听从下属建议自杀，甘愿忍受屈辱选择投降，最终被当众斩首。
日本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首先带来的成果是火器。火绳枪立刻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其引进地命名的“种子岛铳”很快就被仿造、改良并大量生产。火绳枪改变了战争形态，成为统一日本的一大利器，这一点在关原之战的屏风画上已经有所体现。
为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时尧所编撰的《铁炮记》一书，记载了某位僧人初次见识这种武器时的印象，展示了岛民如何努力运用祖辈相传的思想观念来认知这一新式武器：
他们［陌生人］手里端着两三英尺长的东西，这件东西中通外直，用重材做成。里面的通道贯穿首尾，底部封闭。侧面有一个小孔，用以通火。从外形来看，无法拿它来跟我知道的任何事物相比较。使用的时候，将火药和小铅球塞进去。在岸边竖起一个白色的小靶子。用手紧握这件东西，调整姿势，闭上一只眼睛，在小孔点火。然后小球就击中了靶子。引爆的火光如同闪电，响声如同雷鸣。旁边的人都得捂住耳朵……
领主时尧见识了这件东西，如获奇珍异宝。他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东西的名字，也不清楚其具体用途。后来有人称它为“铁炮”，但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中国的叫法，还是我们岛上的称呼。于是，有一天，时尧通过一位翻译，向两个外族首领说道：“虽然我没什么才能，但我愿意学习。”随后，外族首领借由翻译之口，回答道：“若您愿意学习，我们将教您个中奥秘。”时尧接着问：“它的奥秘是什么？”外族首领说：“奥秘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端正，闭上一只眼。”时尧说：“古代圣贤经常教导我们怎样把心端正，我已经学到一些。如果心不正，我们说的话、做的事都将毫无道理可言。所以，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说要把心端正。不过，我们把一只眼睛闭上的话，不就会看不清远处的事物了吗？为什么我们要闭上一只眼睛？”对此，外族首领答道：“这是因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专心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专心致志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大的视野。闭上一只眼，不仅不会降低他的视力，还会将他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起来。这一点您应该知道。”时尧很高兴地说：“这个道理跟老子的‘见小曰明’是相通的。”……
这种武器传入我国已有六十多年。对此尚有一些老人清楚记得。时尧取得两件武器后加以研究，枪火一发，震响扶桑六十州［即整个日本］。时尧还令铁匠学会如何制造这种武器，将之传遍全国上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