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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里的“锁国”一词，是由一位日本学者 *** 提出的。他翻译了坎普费讨论“锁国”（closed country）的那一章，还顺带作了辩护。这份译文在私人之间流传，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公开出版。“锁国”成了一个标准术语直到今天。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德川时期最后的十年里，“开国”在当时激烈的政治话语中被用作“攘夷”的反义词。海军准将马修·卡尔布雷斯·佩里（Commodore Matthew Calbraith Perry）平和地相信，自己正在将文明传播到这片愚昧的土地上，一直以来它都公然违抗国际社会的一切规范。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面对坎普费的结论，我们明显应该仔细考虑是否要像他的译者那样认同他的判决。17世纪应该按17世纪的标准来受审，这里有一定数量的先决条件等待我们检验，在此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是否接受19世纪的佩里对这件事的看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远不是处于完全的“封锁”之中。日本人心知肚明自己被禁止离开或返回日本，违者将以死罪论处。但在德川时期行将结束之前，这些严苛的规定有了一点松动，因为当时的政权发现，回国的人可能会带回有用的消息和技能。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规定被严格执行。19世纪的英、美两国船长认为，为了讨好日本的政府而把遇险的日本海员和渔民送回母国，这种做法既没有帮助这些船只失事的漂流者，对他们自己的事业也没有好处。欧洲远比日本更加国际化、多国化。至于朝鲜，可能比日本更加与世隔绝。
但是，日本人的世界在思想、文化或技术方面远非处于封闭的状态。整个德川时期，不断有中国的学者、艺术家、神职人员前往长崎；有学养的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诚挚招待，即便是中国平民，只要具备才干，都可以对日本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随着18世纪逐渐翻篇，荷兰人的待遇也日益趋同；渐渐地，他们在拜访将军宫殿的时候，不再遭受耍猴般的羞辱。随着日本学者的荷兰语水平见长，荷兰船带到长崎的书籍变得重要起来，比这些船带走的铜还重要。19世纪20年代，上文提及的那位医师，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甚至获准在长崎为日本学生开设学校。
但与此同时，日本人对基督教的猜疑从来没有减弱过。在长崎，即使是进口的汉文书籍也要接受检查，看看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1704年，一位名叫乔万尼·巴蒂斯塔·斯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的勇敢的西西里人前往马尼拉，跟当地的日本侨民学习日语，然后在1708年，带着传福音的愿望，设法在九州岛上了岸。很快他就被截获并送到江户，他生命最后的七年便是在江户的地牢里度过的，讽刺的是，这座地牢被称为“吉利支丹屋敷（基督徒的住处）”。他在那里接受幕府学者新井白石的审问，新井仰慕斯多蒂的智慧和勇气，但对他的轻信表示失望。斯多蒂还向狱卒传教，使其皈依了基督教，但这更加令日本人确信，他的教义是多么危险。不久，有译者受命告知荷兰人，说斯多蒂和皈依基督的人被幽禁在小小的正方形箱子内。他们此后再也没出来过。这件事发生在1715年。半个世纪多以后，西医的先行者及专家、医师山田玄白在日记里提到，普通的村民也都被追捕、折磨并处死，因为他们被指控为地下基督徒。在对付政敌、宣泄私仇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对方指控为基督徒。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一定是邪恶之人；如1825年会泽安提到的那样，其实情况刚好相反，这些人能用善意来误导愚昧的群众，让他们随时背叛自己的国家。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不把日本斥为“闭关锁国”，如今所谓的“公民权”便成了无何有之物。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官方觉察到沙俄正从北方进入千岛群岛、北海道，而英国从南方入侵中国，它必然加强了防卫，再一次封锁自己的大门，断绝交流。毕竟国家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到了这时，家康的锁国计划备受赞赏，成了德川幕府传统的一部分，绝不可违抗。对外贸易也逐渐走到了尽头；来长崎的船只越来越少，它们带来的东西，除了书以外，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已远不如从前，日本的丝、棉、糖产业已经成熟。
准确来说，西方的剧变是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承平已久的日本与西方战火连连的局势形成对比。其间，军事技术急剧地更新换代，日本人持有的武器已经过时，正如持有那些武器的阶级那样处于淘汰之列。欧美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经历变革，形成了参与式的政府，由公民士兵（citizen soldier）参政，而在日本，普通人对武士的活动没多少兴趣。
西方势力的排位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德川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荷兰即将成为欧洲巨头之一，其据点遍布全球各地，但到了19世纪的时候，荷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国，只安安静静地操心自己的事务，跟德川时期的日本一样。19世纪60年代被派去荷兰留学的日本学生沮丧地总结道，他们学错了西方语言，学错了西方国家。松木弘安，即后来的寺岛宗则，在1862年的信中说出了那些留学生的心声。“英、法两国的学者听到我们正在看荷兰的书籍时，都挑起了眉毛表示震惊，”他写道，“即便是荷兰人自己，读的书也是法语书或德语书……出了国界，就没有人知道荷兰。我必须如实说，这个国家弱小得令人吃惊。” [33] 当然，对于日本他可能也会说出相同的话，在日本这个国家，学者读的是汉语、荷兰语的书。
这种做错了选择、结果落后于人的感受，有助于解释为何现代日本人会写出如此多的文献来讨论“闭关锁国”的日本。此外，日本人开始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正值欧洲作者强调国际关系和战争对现代国家的创建具有首要作用之时。 [34] 而孤立的日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自然而然地，“锁国”令便聚集了大家的目光，正是由于这些法令，近世日本才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哲学家和辻哲郎将“锁国”形容为日本的“悲剧”，这个国家在现代经历的绝大部分苦难应归咎于此。他认为，锁国之举导致现代化的进程不得不在政府的操控下匆忙进行，从而进一步鼓动日本去争、去赢，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惨淡收场。
然而，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眼中的江户时代的面貌变得相当不一样。这一代学人自然没有像前人那样被残酷的事实打败、满脑子都是失败的念头。经过几代人的研究，我们终于弄清楚，江户年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当代的日本人不再因为日本“落后”于西方而困扰。和辻的脑海中抹不去的灾难，如今被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结果，他们愿意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将日本的经历和其他国家作比较。对于某些自由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学者来说，整个锁国体制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评判。他们更愿意把这种制度视为一个近世国家的正常或至少合理之举，这个国家正处于定义自身、确认边界的过程当中。他们引用江户时代活跃的知识界作为证据，否认锁国一举扼杀了人们的求知之心和知识的多样性。事实上，转引某位学者的话，“锁国期间，这个国家对新兴潮流的态度远比今天开放……外国的商品和信息大量涌入”，虽然这肯定带有挖苦的意味。如果认同这一观点的话，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教科书上的那些总结严重夸大了现实，西方作者将佩里的功劳打造为英雄般的丰功伟绩，实属言过其实。
但我们没必要为了表明事实被严重夸大而将德川制度看得那么美好。假如德川幕府的创始人没有以如此狭窄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那会怎样？事情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中国和朝鲜是某种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日本处于这种世界秩序之外，除非它愿意从实质上改变自己的主权和自治权。附属国的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拒绝与西方建立紧密联系便是其中之一。但无论如何，这些联系都不太可能发生。英国人在17世纪20年代自行离开日本，此后便越来越多地涉足印度半岛的事务，英国人在印度获得了较此前更为巨大的利润和荣光。17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衰落，对于日本的执政者来说不构成什么威胁。这样一来，就只剩下荷兰人在东南亚一带的沿海据点，但直到19世纪末这些据点才统一起来，处于绝对的政治控制之下。
换言之，事情或许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有一件事除外——灭绝基督教的暴行原来只是内部事务，随后却引发了种种对外限制。这种对宗教势力的控制，是幕府掌控家臣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锁国”和幕府“权力”是可以互换的。
* 《肥前长崎图》。
† 本段中的长度单位“里”（ri）指日本传统长度单位，1里约为3.9千米。——编注
‡ 《伴天连追放令》。
§ 东照宫。
¶ 应为1639年。
**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编注
†† 被称为“阿兰陀通词”。
‡‡ 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编注
§§ 最初的版本是在明洪武三十年颁发，称为明“六谕”。
¶¶ 《六谕衍义大意》。
*** 志筑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