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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吉扯断了日本与亚洲之间的纽带，家康做了各种努力来修补这段关系，其中还有对中国方面的考虑。毕竟，中国的商品特别是纺织品，是17世纪最重要的进口货，能直接在货源地取货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工匠和商人不顾明朝廷的禁令，与日本通商。事实上，九州沿海各地乃至本州的川越、小田原，都有“唐人街”的存在。中国的工匠曾协助设计织田信长城堡的砖瓦，家康及其同时代的人在建造自己的都城时都雇用过手艺娴熟的中国人，其中一些还被赏赐了土地和宅邸。德川幕府统治下的社会安定有序，而晚明的局势却不断恶化，为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选择留在日本，取了日本姓名，成为日本国民。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集中于长崎一地，大多数海外中国人觉得有必要搬到长崎；德川时期的前数十年，有超过两千名中国人居住在长崎。
1609年，家康成功与朝鲜恢复邦交，接着他便与明朝展开协商，试图重新通商。明朝官方没有朝鲜人那样宽容大量，对日本人的提议也表现得没有什么兴趣；有奏折争论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相信“倭寇”。1609年，这些猜疑都得到了证实——萨摩藩在幕府知情的情况下，夺下了琉球群岛的控制权，解除岛上居民的武装，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但其统治者仍待在琉球的首都，以便在独立国家的外衣下维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各方都假装没有发生入侵一事，这在当时还比较容易；当中国派使团前往琉球，授予统治者称号时，日方长官都会谨慎地保持距离。于是，萨摩藩便拥有了中国货物的供应渠道。而且，每当新将军上任，琉球国的使团都会来庆贺，这些使团列队出现在江户的时候，幕府感到自己脸上添光。然而，晚明那些写奏折的人并没有上当受骗，他们提醒皇帝要小心日本会带来新的危险。考虑到华南沿海一带的商人最想前往日本，加上山高皇帝远，于是不出意外，奏折里还主张应当立法禁止修造可以航行到日本的大船。
尽管如此，1611—1625年间幕府就重新和明朝直接通商一事，向福建布政司修书数封。可是，这些信件并不符合中国朝廷对附属国文书的礼节规范；它们没有遵照措辞、文体方面的要求，所用的日期也不是中国农历年号。更糟糕的是，幕府没有对自己侵占琉球的行径表示歉意，反而坚称现在的琉球国王自称为日本的家臣。 [24] 而且，布政司官员的答复似乎也表明他们不同意进行协商。可当幕府收到答复的时候，大坂城没了，家康也已经去世，这时的幕府较此前更加自信，坚信自己能找到对付的办法。那些制定涉及中国的原始方案的官员，此时都认为中方的回复粗鲁无礼，不予理会，并提出未来双方的通信都应该经由对马藩这个渠道，就像他们和朝鲜那样。换言之，两边的政权都选择了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尊严，倘若没有礼节或商业上的好处的话，绝不进行协商。17世纪40年代当明朝官员请求日本一同对付满人的时候，江户幕府终于有机会宣示自己的威望，并以蔑视的语气回复了对方。某位大名给一个家臣写道，中国人“不允许日本船靠近自己的海岸，他们甚至安排了巡逻船。为此他们基本不能正当地过来，如今他们的国家深陷内战之中，还说：‘我们现在有些麻烦，能否请您派一些军队来？’” [25]
幸亏还有中国的私营商人，幕府才能够兼得鱼与熊掌。在国与国的层面，幕府仍保持着傲慢自大的态度，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岛、萨摩藩和中国的私营商人大大满足了它的商业需求，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亚洲形势的变化，幕府认为应该切断日本商人与东亚“污染源头”之间的联系，17世纪30年代以后幕府还想强令日本商人留守国内。但这绝不代表海外的货物、情报甚至技术会就此牺牲掉。
日本的“锁国”最主要针对的是西方。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一个国家选择断绝与西方的联系无异于将自己摒除在世界之外，其实是受到了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幕府制定的大部分贸易政策是为了获得中国的商品，就此而言，他们是相当成功的。对外贸易和长崎制度对幕府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才会为那些生产铜以备出口的藩提供补助，好让这些藩继续维持下去，同时防止它们将铜卖给出价更高的国内市场。“荷兰”贸易实际上是以中国商品为首的亚洲商品的贸易。与荷兰人相比，中国人、朝鲜人能带来更多的商品。用大庭修的话来说，长崎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贸易。 [26]
不像荷兰人，中国人没有馆长、没有获得官方授权，他们在迁移、商业方面的自由度也逐渐在收紧，但是他们的人数要比荷兰人多得多。长崎的唐人坊自1689年设立以来，每逢船队来日之时，便有上千人居住在里面；在它建成的第一年，就有4888个中国住客。唐人坊占地超过七英亩 ‡‡ ，是出岛的两倍。18世纪40年代，形势对荷兰人越来越不利，但在出岛上巡逻的日本守卫只有30多人；而唐人坊则有300多名官员、守卫和监视员对其进行管理。对比之下，两者在规模上的确相差悬殊。长崎的译者被分为两类，一类给荷兰人翻译，另一类则服务中国人且人数远比第一类多。唐通事实际上是负责整个亚洲，其下再分设别的职位来应付中国以外的国家。在17世纪，这意味着泰国、越南、“吕宋”（马尼拉）和印度都有专人负责。从这些地区过来的船只大部分派遣自海外华人的定居地。译者内部维持着一种相当家族式的编制，其学生和继任者一般都是有血缘或收养关系。负责中国的专职人员获得的报酬要比负责东南亚的更多。到了后来，对于来自某学者所谓的“吕宋——中国澳门”（或天主教路线）以外地区的代理人，幕府越来越加以提防，专员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这一贸易占有巨大的份额，特别是在17世纪的时候。1635年，幕府命令中国人只能在长崎登陆。随后，中国人的数量迅速增长；1640年，有74艘中国船到来，一年后，上升到97艘。自1683年满人统一管辖台湾以后，中日双方的贸易来往变得十分繁忙（1688年有193艘船），以至于有必要为中国船员建造专门的居住区，并制定法令条例来限制来日人数。结果，到了18世纪，船数渐渐减少；1720年有30艘，到1791年就只剩下10艘。
至少在德川时代后期以前，日本人还没有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中国人的文化角色与荷兰人的角色、待遇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为了讨好将军纲吉，坎普费及其一行不得不自取其辱地上演几个小时的闹剧，但纲吉自己为了学习中国的高雅文化而刻苦认真地研习。他嘲笑坎普费，但对来访的中国僧人给予最大的敬意。荷兰人被严正警告要隐瞒自己的信仰，船舶停在港口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宗教书籍密封起来。然而，中国人却获准在长崎修建福建、浙江寺庙的分寺，幕府官员还会陪同中国的“甲必丹”、船员一起列队前往这些寺庙，感谢神灵庇佑他们安全抵达。在17世纪30年代法令公布以前，长崎修建了三座寺庙；一座（南京寺）是为了满足那些来自浙江、江苏、江西的人的需要，另外两座即福州寺、漳州-泉州寺，则供福建一带的船员使用。1678年，第四座寺庙（广州寺）落成，系为广东人所建。在这一百多年间，不断有住持、僧侣从中国过来，就职于这些寺庙。
中国僧人动身前往日本中部，参拜宇治的万福禅寺这所临济黄檗宗的寺院之前，南京寺是他们的第一站。南京寺的第一任住持是隐元，他修订了新的授戒法仪。不久，他就接触到（京都）妙心寺的住持龙溪性潜，龙溪恳请他前往京都，与退了位的后水尾天皇会面；隐元还得到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资助。直到1740年，万福寺的所有住持都来自中国。1740年以后的60年里，住持由中国僧人和日本僧人轮流担任，再之后，万福寺的住持则全都是日本人。 [27]
隐元和其他从中国来的临济宗僧人都是将军纲吉一朝的座上宾。纲吉自诩深谙中国经典。他主持了240场《易经》的研讨会，要求僧人、官员、大名、儒学家都得在场。 [28] 他的侧用人柳泽吉保组织了一群人来研究汉语口语，幕府的儒学家荻生徂徕为了掌握汉语会话，还花了不小的力气。徂徕在给中国学者写的信中，写满了近乎令人反胃的奉承话。
昨日，我参观某处佛地，与您这样谦和有礼之人初次相遇。我们就各种话题作了意义非凡的交谈。就如敲钟一样：当钟［您］发出高亮的声音，那是问题得到了回答；当钟［我］发出低沉的声音，那是我惊讶得吸了一口气。毛笔跃然于纸上［我们在写字交流］，带起一阵风，墨汁在纸上化开，绽放出一朵朵花……现在，您不知疲倦、勤勤恳恳地为我展示您那美妙的教义。我能感到心灵之和谐。到家后，我几近昏厥，回忆占据了我……我尝到了至甜之甜，它仍在我的齿颊上萦绕，我无法将它从我的嘴上洗去……在您打禅过后的闲暇时间里，若您能劳驾雄笔一挥，若我能在自己的陋舍挂上这幅字，来自某个永恒纽带的字，它将熠熠生辉，恒久不息［您能赠送我一些书法作品让我展示一下吗？］。 [29]
简言之，将这些担任高级神职的中国人所受的待遇，和那个用来对付天主教神父的天罗地网相比较，一个事实便清楚显示出来——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锁国政策试图将西方的思想和宗教拒之门外，但与此同时，日本的精英阶层却在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道理同样可以应用在中国的商品上。幕府要确保，最好的中国丝绸要落入自己的手中，最好的中国书籍能到达自己的学者手中。
在某些方面，朝鲜学者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传播中国典籍和思想。雨森芳洲费了很大工夫去学习朝鲜语，但在此之前，他曾前往长崎学习汉语口语。朝鲜使团的成员并不只是跟招待他们的日本人交换诗歌、绘画和书法作品。日本人还很热衷于了解朝鲜的医学实践，并找到随团的医师给自己作介绍；在使团的整个旅程当中，日本人一直在跟访日的医师进行问答。此外，上文曾提及，朝鲜的陶工带来了陶土和釉料的知识，使日本得以生产出青花瓷，这些青花瓷在纹样、外形上几乎都与明朝的陶瓷一模一样，以至于后者的器底常常印有明朝年号以示区别，后来，日本的瓷器伊万里烧被荷兰人出口到了近东、欧洲，被荷兰、德国和英国的工匠模仿。换言之，在某些方面，“锁国”的日本是国际文化和技术交流的节点。关于白银流通的研究也表明，17世纪的日本在经济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0]
在第八代将军吉宗的统治时期，日本对中国律例的研究延伸到了制度模式方面，其中又以明朝的行政法为重点。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圣谕六言》 §§ 从琉球传到了萨摩藩。吉宗觉得这些简单的道德箴言可以直接在日本派上用场，于是下令将这一圣谕的通行版翻译成简化的日语版 ¶¶ ，其中的箴言被运用到初等学校的教学当中。有记载表明，大名下令让村役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向村民解释六谕的重要性。这份文书甚至影响到了现代日本。明治时期的《教育敕语》（1890年）作为战前日本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文本，便把六谕视为先例，借鉴其用法。 [31]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德川时期日本和中国的交流还给大众文化带来了影响。就我们所知，到过长崎并一度停留的中国画家就有130多个。这些人并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画家；大多是神职人员、商人，拥有不错的创作水平，足以让日本人钦佩。其中才艺最出众的几位在日本享有盛名。最著名的要数沈南萍，他在1731年、1733年两度赴日。回中国以后，他仍继续将自己的画作送到日本出售；其中有两百多幅保存了下来。他和另外三人后来被合称为“四大家”，正是这四人，将明末清初的花鸟画引入日本。他们的风格舒适、闲逸，很容易招人喜爱。这种作品深受中国中原一带城市居民的欢迎，而且很快就在日本市民间流行起来。中国画家还引进了中国的文人画，这类画作在日本的南画、文人画中找到了共鸣，后者是与谢芜村、池大雅及德川末期折中派的作品风格。明朝印刷品对日本的印刷技术也起到推动作用，技术的进步令印刷业得以蓬勃发展，在日本那些高速发展的城市里，市民对印刷品的需求十分迫切。同时，日本封建精英所赞助的传统艺术，也必然对中国早期主要艺术流派的画作有所借鉴。
18世纪初吉宗统治的时候，幕府面临严重的贸易失衡，为了缓解局面，日本开始从中国进口实用品。随着日本的矿产资源日渐枯竭，幕府分别于1685年、1715年、1790年出台规定，限制金银出口。荷兰人、中国人能够送来的船和运出的铜在数量上都被大幅削减。管控走私的新措施开始生效，为了吓退那些跃跃欲试的人，走私者将公开遭受严厉的惩罚。 [32] 不过更有趣的是，幕府积极鼓励生产丝绸、蔗糖、药物等在进口清单上名列前茅的物品。中国的专家也随之被幕府聘请过来，在日本寻找有用的植物和合适的种植地点。
换言之，在闭关锁国的这些年里，日本的国际贸易不断发生变化。日本对战备原料如火药、硝石的需求和兴趣都有所下降，荷兰人也发现自己给长崎送去的商品多种多样。其中蔗糖是大宗，吉宗极力提倡在日本境内种植这种作物。在爪哇的中国人发动起义后，荷兰人丧失了糖源，导致当地的加工厂在18世纪轰然倒闭，他们和出岛之间的整体事务随之陷入危机之中；幕府行政官提供的铜越来越少，荷兰人威胁要断绝所有联系。他们清楚知道长崎居民都会站在他们那边，因为这座城市是为对外贸易而生、靠对外贸易才能活下来的。与荷兰人具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那些负责和荷兰人、中国人打交道的官员，他们有幸被指派了这份工作，在位期间多次悄悄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