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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离开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遭到了驱逐，剩下的荷兰人成为日本境内唯一的欧洲人。这一结果曾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极力独揽日本贸易的目的所在。他们想方设法地向日本人保证，他们的基督教与对手伊比利亚人的截然不同，一艘荷兰船为了帮助德川幕府镇压岛原之乱，还向原城发射炮弹。然而，他们尝到的胜利滋味在1641年荡然无存，他们接到命令，要腾空平户的商馆，然后搬到长崎湾的人工岛出岛上。平户商馆的一座新建建筑上还刻有“1640 A. D.” ¶ ，这种西历年号属于大不敬。
出岛原来是为葡萄牙人准备的，由那些将要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长崎商人出资建造。出岛呈扇形，长约600英尺 ** ，宽约200英尺。高大的栅栏伫立在石造堤坝上，包围着出岛，上面挂有指示牌，警告行人远离此地。出岛与大陆是通过一座石桥连接起来的，桥上有守卫站岗。荷兰人每年都要缴纳租金。栅栏之内，有几座仓库供20个左右的荷兰人居留，日本译者和守卫也有自己的居住区。这里还有地方可以种植蔬菜，圈养奶牛、绵羊、猪、鸡。水源通过竹管从大陆那头输送过来，这一项是另外收费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分部职员由首席代理人率领，荷兰人称其为“opperhoofd”，而日本人则称之为“甲必丹”。这批人里还包括一个医师、一个书记官和多名助手，地位较高的荷兰人经常会带上自己的黑奴。这里面的任何人在未经特批的情况下都不许过桥，然而批准的次数少之又少，即使获准了，也经常是到长崎的烟花柳巷去消遣；那个地方的女子倒是能获准过桥去见荷兰人，而且更为常见。 [20]
为此，日本专门有一个行政部门负责应付荷兰人；正、副头领，5个秘书，15个监工，36个司库，5个门卫，夜班警卫，厨子，马夫，还有阶级社会里常见的跟班，而这样一个阶级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未充分就业、不事生产的大型阶级之上的。武士的收入经常被称为2人或4人“扶持”，这一点在下文中会再次出现。在风俗画或风俗版画的街头场景里，我们往往会看到侍从为自己的上级扛东西，而“上级”在那时及在以后都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
我们有必要专门说一下译者这个群体。直到17世纪中叶，葡萄牙语仍然是西方贸易的通用语，但随着交往渠道逐渐缩窄并集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学习荷兰语便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出于对中国贸易的需要，长崎的贸易行业也需要一批会翻译汉语及东南亚语言的译者。为了能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沟通，有20多个家族被授予译者一职 †† ，实行世袭制。他们通过指派继承人的方式来维持自己行业的存续，而继承人常常是收养的孩子。家长制是德川时期社会的特点，这意味着，译者们会按照等级高低的方式编排，以家长为首，分为“主要”译者和“见习”译者。日本政策并不主张荷兰人学习日语，唯恐这些外人跟那些与之沟通的人走得太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曾经由于懂得太多日语而被告知要离开日本，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日本人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保持联络。
出岛的生活节奏十分规律，因此十分枯燥。7月，船只顺着夏季季风到达这里。日本的海边瞭望员会宣布船的到来，当船到达海湾入口即帕彭贝格（Papenberg，即“Pope Hill”［教皇之山］，为了殉教的吉利支丹而有此命名）的时候，就会收到信号通知；然后，船长下令让全体船员将枪炮里的弹药退出来，把《圣经》等基督教书籍锁进木桶里。至少早年的时候，船员还必须踩踏圣母圣子像（踏绘），日方觉得在审讯吉利支丹方面这种测试方式尤其有效。
当日本工人卸货的时候，全体船员都要待在船上。17世纪贸易最为兴盛的时候，中国产的生丝在所有贵重物品中位列前茅。排在它后面的，是和战争有关的原材料，如锡、铅、硝石、硼砂。然后才是鹿皮、香料、热带木材等珍奇物和奢侈品，以及欧洲的小玩意，如眼镜、时钟、镜子。货物上陆后便被陈列开来，那些被授权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会派代表进行检查。这些商会中最重要的是丝割符制度，其字面意思是“丝的分配”，它代表了幕府直辖的各大城市的商人。幕府官员可以优先选择物品，他们自然会把战备物资留给自己。他们还可以给荷兰人列订货单，让后者明年运过来。
荷兰人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开始是银条，可17世纪中叶以后，就变成了铜条。17世纪的日本是银的主要出口地，向来也是铜的主要出口地。此外，由于中国明朝末年的战争，直接前往中国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于是，日本产的瓷器，即由佐贺藩的朝鲜陶工率先研制的青花瓷，成为重要的贸易物品，同时是绝佳的压舱物，很快就风靡欧洲、近东一带。最后，还有一项商品畅销欧洲，那便是日本产的漆器、箱柜。其时，从耶稣会与明朝的交流中衍生出来的“中国风”（Chinoiserie）在欧洲大行其道。 [21]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会在11月随秋季季风返航，回到巴达维亚。他们的利润多少，只有一部分视乎日本——爪哇——荷兰贸易；关键环节在于亚洲、近东各地的转口贸易。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宫殿里至今还藏有一批重要的日本陶瓷，这并不是偶然。
贸易的细枝末节被登记在日常记事簿上，内容枯燥，由出岛的商馆馆长保管，然后转交到巴达维亚及之后的荷兰。下一任馆长一般会在第二年到来，代理人基本不会在日本待很久，除了亨德里克·道夫（Hendrik Doeff），他在拿破仑统治期间被困在出岛上。实际上，代理人最重要的公务是11月的江户之行，在船只出发前往爪哇之前，他要与将军进行礼节性的会面。这样的谒见之旅（荷兰人称之为“hofreis”）将馆长的身份从一个商人头目转变为封建领主。在这一方面，他的地位要比朝鲜的大使和中国的“甲必丹”更高，因为只有他，是凭借着家康颁发给拿骚的莫里茨的许可而来到这里的。
这样的出行在德川时期一共有116次；1633年后每年一次，1764年后每两年一次，1790年后则每四年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850年。往返平均需要90天，最长的一次需要142天。首先，他们要坐船前往下关，然后列队行进到大坂，接着沿东海道去往江户。途中，他们会与低级官吏讨价还价，也会跟高级官员碰上面。旅行费用由荷兰人承担（如同封建领主一样），因此馆长急切想把随从尽可能地减少。而日本人则觉得规模越大越好，想让他们带更多的侍从，允许将私事夹杂在公务里。在这整个运作当中，荷兰人感觉日本人在尽可能地少劳多得。出使日记的目的之一便是提供先例作证，让荷兰商馆的馆长可以为自己的节约申辩。
巴达维亚的工作，可以对日本这样一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可接近的国家定期进行观察，并因此吸引了一些才能杰出、好奇心强的欧洲人，他们的记载为我们描绘了日本在德川时期的珍贵画面。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恩格尔伯特·坎普费（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他在1690年以医师的身份待在出岛，并在1691年、1692年陪同馆长前往江户。他的《日本史》一书被翻译成英语，在1727年至1728年初次出版，这本书如同一座大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坎普费是在一位年轻的见习译者帮助下搜集材料的，这位译者跟随他长达两年时间，提供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信息。坎普费记载了他们与第五代将军纲吉的会面，虽说这并不是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但这一记载清楚显示出，到了17世纪末，欧洲人在日本人眼中不过是一种有趣的异国生物罢了。
我们进来后不久，便按惯例鞠了躬，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备后先生［备后福山藩的藩主］代表皇帝［将军］欢迎我们，然后要求我们坐姿端正，脱下斗篷，告诉他我们的姓名和年龄，接着让我们站起来，走路，转弯，跳舞，唱歌，互夸，生气，邀请彼此吃晚饭，交谈，像父子那样亲近地对话，展示两个友人或夫妻之间怎样恭维对方或怎样告别，与小孩玩耍，用手抱起他们，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而且，我们还被问了很多问题，有严肃的，有滑稽的；比如说，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有没有发过很大的脾气，对后一个问题我回答说有，但不是在长崎，我们在那里的待遇跟囚犯没什么区别；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习俗跟他们的是不是一样？我们是怎样埋葬死者的，以及什么时候下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一直都是在白天埋葬死者的……我们有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的祷词和画像，我回答说没有……接着，他们又命令我们朗读、跳舞，或单独或一起，然后让我告诉他们一些欧洲石膏的名称，我提到了我能记得的最坚硬的几种。大使［馆长］被问起了他的孩子，有几个，他们的姓名是什么，还问到荷兰距离长崎有多远……随后，我们被命令戴上帽子，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摘下自己的假发……然后，我再度被要求靠近屏风、摘下假发。随后，他们让我们跳跃、舞蹈、耍闹、一起行走，紧接着他们问大使，让我们猜备后先生的年纪有多大，他回答说50，我说45，他们听到后大笑。然后，他们让我们就像夫妻那样互相亲吻，女士要特别通过笑声来展示自己很满意。他们要求我们再次展示一下欧洲人习惯上怎样赞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女士、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王子、国王。接着，他们请求我再唱一下歌，我唱了两首后，他们感到心满意足，随同的人似乎很喜欢。闹剧结束后，我们被命令脱下斗篷，一个接一个地靠近屏风，然后按照在欧洲告别王子或国王的方式告别……当我们离开会客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们就是这样被折腾了四个半小时。 [22]
日本人开始限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数量，禁止出口白银，对铜的出口也加以限制，而铜正是荷兰人最想要的物品。商馆馆长呈递给巴达维亚和荷兰上级的日记里满满都是诉苦，抱怨送给日本官员的礼物多么昂贵，抱怨他们跟长崎的官方机构争辩，为了价格、货运量，为了进口的漆器和瓷器的质量，为了日本官员利用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年对出岛施加的人身限制稍微宽松了一些，不过荷兰人仍被禁止逾越商人的角色，而且只能通过译者来工作。刚开始的数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这种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但后来，无论是贸易量还是贸易额，都在逐步滑落。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还是有不少异常精明的荷兰人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坎普费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成就也相当不凡；他甚至悄悄地使用指南针，绘制出前往江户的路线图。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瑞典科学家卡尔·彼得·通贝尔格（Carl Peter Thunberg）在1775年来到出岛，他采集了超过八百种日本植物。荷兰人铁俊甫（Isaac Titsingh）在18世纪80年代三度前往日本。在他那时，日本人对荷兰语的兴趣大幅提升，因此当他回国后，还能和勤奋好学的大名用荷兰语通信。铁俊甫自己也准备好对日本进行深度研究，可当他在巴黎过退休生活的时候，他的材料在法国大革命后的骚乱中散逸。上文提到的亨德里克·道夫，在1804—1817年间滞留出岛；他致力于编纂日语词典，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德国人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一名军医，在1823—1828年间留日，他获准在长崎开设一家医学院。他让学生写一下自己国家的情况，借此为一项关于日本的重要研究搜集材料，随后他设法获得一份日本北部的地图，并因此以间谍罪被驱逐出境。此外，还有许多荷兰医师曾在出岛上工作，比起那位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的著名作者，他们停留的时间其实要更长，只是他们的记录基本没有保存下来。
即便贸易量在跌落，但出岛的商馆仍然维持运营，为什么？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个商馆是巴达维亚贸易站的延伸，而后者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最为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荷兰还能以此宣示自己稳定持续的强大霸权。
至于日本人，他们可以通过和荷兰人接触来获取海外情报。每一个来日的商馆馆长都要上交一本《风说书》，记载自上条船来日以后外面发生的事情。坎普费甚至在最后一章里指出，这才是日本直到他那时仍然维持这种制度的原因。他写道，日本完全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需求，它不缺任何必需品。为什么日本没有把荷兰人也驱逐出去？他回答说：“人们认为，强迫他们离开日本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是，准许他们自由出入日本的话又十分危险。为此，他们如今几乎如囚犯一样身处监禁，沦为人质，受到大批眼线的严密监视，这些眼线郑重发誓，哪怕再微小的举动也要加以严查，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用处，但是，通过自己的办法，日本人便有可能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因此，为了让他们在停留期间有所收获、耐心忍受其间受到的种种苦楚，日本人给予他们许可证，允许他们每年抛售大约50万克朗的商品。不要错误地以为，没有荷兰人带来的商品日本人就过不上好日子。日本一周之内丝绸及其他物品的消耗量，要比荷兰人一年的进口量还要多。”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