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家康同样热切希望与西方继续通商并扩大通商规模。由于荷兰人、英国人的到来，他的选项又多了一些，但随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17世纪欧洲的敌对和仇恨。威尔·亚当斯是英国康沃尔郡人，他在1600年驾驶荷兰船“爱”号来到日本，并留在这里一直到1620年去世为止。他受到家康和秀忠的优待，享有较高的地位——他领有一块小封地，组建了一个家庭，还有机会从朱印船贸易中发家致富。同时，他还赡养着英国的妻子、家人，而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划分财产，分别由两个家庭的孩子继承。家康似乎觉得亚当斯这个人有趣且有用，此前有关西方世界的消息都是通过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教士和翻译罗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知道的，而亚当斯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垄断局面。 [11] 同样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亚当斯一度为其担任顾问。两年以后，一系列较小的贸易公司获准合并，组建为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语简称VOC）。
这些公司实质上是互相独立的王国。其长官有权发动防御性战争、修建要塞、制定合约、参与结盟，而这种种行径都是为了扩大他们的贸易规模。早年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一股特别强大的势力。到了1648年，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结束，荷兰实际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有四分之三为荷兰人所掌控，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贸易中同样占了四分之三的比例，荷兰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造船业，瑞典金属的大部分贸易也由荷兰人主导；随后，荷兰人还将法国、葡萄牙产的盐销往波罗的海，将在荷兰织好的布料拿到欧洲各个地方贩卖。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成为香料、糖、瓷器的最大进口商和发行商。于是，它直接与来自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船只、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只竞争。17世纪，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对应的西印度公司，在巴西、在加勒比海的岛屿库拉索与苏里南、在美洲东海岸的新阿姆斯特丹设立要塞和据点，荷兰贸易点的建立、海事力量的崛起便是这整个过程的明证。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自己的贸易与权力网络延伸到南非、锡兰、印度、澳大利亚、爪哇和中国台湾。按照计划，他们于1624年在台湾建立的商馆（factory，以一位首席代理人为首的贸易站）热兰遮城将会是一座足以与澳门媲美的坚固据点，确保他们与日本的贸易持续稳定。
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的时候，正值荷兰共和国从西班牙脱离、发起独立战争之时。紧接着，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在1588年意图征服英格兰。西、葡合并使得荷兰人和英国人联合起来，结成暂时的盟友，一同对抗伊比利亚人在太平洋的霸权。荷兰和英国的公司在印度的苏拉特建立相邻的据点；在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于1619年建立，而在日本，荷兰、英国分别于1609年、1613年在长崎以北的港口平户设立公司。荷兰和英国的船只以平户作为据点，对马尼拉范围以外的西班牙势力和船舶发动了几次袭击，荷兰人还攻打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每当截获葡萄牙的大帆船，他们就会欢欣雀跃地大肆劫掠这些更为庞大也更加笨重的商船。可以预料到，海盗、私掠这些行为也会随之出现。中国的舢板同样是诱人的猎物，当它们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控制的港口之间来回的时候更是容易受到攻击；只有那些带有幕府颁发的朱印状的船只才能幸免于难，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面前，幕府是否会采取暴力行动，其态度并不明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康制定外交政策及对外贸易方面的策略。长期以来，从中国澳门过来的葡萄牙大船是最重要的贸易来源，直到1639年葡萄牙人遭到驱逐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而传教士和基督徒则是另一回事。幕府秉承秀吉的法令和举措，打压传教士和日本的基督徒。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以后，来自新教会的传教士乘坐西班牙船只来到日本，与耶稣会的传教士发生冲突，法令的执行变得复杂起来。1593年，向来四处流连的方济各会修士从马尼拉来到日本；他们是以使节的身份过来的，但在停留期间却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由于并不完全了解这个国家的环境，他们密切关注耶稣会的谨慎做法，以便推迟甚至规避禁令的实行，同时继续对公众进行布道。他们的成功似乎印证了他们对耶稣会修士的看法，即后者太过优柔寡断。与此同时，幕府官员逐渐察觉到，位于东南亚的日本人社区正成为基督徒的避难所，他们疑心，若秀吉的一些旧部也跑到那里的话，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可能会交织在一起。从马尼拉、澳门发来的国书在回复幕府建议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宗教宣传，有关贸易的内容较少，这令幕府官员感到惴惴不安。
英国人的通商请求则少了几分危险的味道。虽然詹姆斯一世自诩为“信仰的捍卫者”，但他的确谈到了商业。最终，英国提出的一项请求得以落实，16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获准进入日本的“任一港口”。另一方面，荷兰有意加深日本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恐惧，并向日方表示愿意进行不带丝毫意识形态的贸易。 [12] 拿骚的毛里茨（Mauritz of Nassau）在1610年的一封信中警告说：“耶稣会以宗教的神圣性为外衣，意图让日本人臣服于自己的宗教之下，分裂日本这个完美的国度，将其卷进内战之中。”为了突出这一点，荷兰人送礼物的时候特别挑选了更招老武士青睐的铅弹和火药，而非供富贵人家摆弄的玩物。
可以想见家康会有怎样的反应。他向马尼拉发去警告，说日本向来被视为神圣的国度，他也不打算违背先人的立场。而荷兰人则获得了官方的通商许可，十分正式，以至于逐渐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协议，这也是唯一一份如此颁发的许可。在未来的日子里，荷兰的首席代理商将定期来拜谒将军，仿佛他并不是一家商业公司的代表，而是一位封建领主。
随着事情的发展，协议各方发觉自己的发财梦破灭。英国人是第一个开始丧气的。他们在平户做了几年贸易后，发现自己的许可证需要得到每一任将军的续签。秀忠时期，根据许可证上的新文，英国人在平户港的采购权受到限制，由此剥夺了他们利用不同市场来牟利的途径。16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其下的代理人为了谋取私利而隐瞒贸易情况，于是关闭了平户、巴达维亚的商馆，把精力集中在更有利可图的印度。 [13]
幕府官员自身也从葡萄牙的贸易中获利，但随着这些贸易与天主教的关联越来越强，他们只好看着自己的商机渐渐远去。幕府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贸易垄断权，先是缩减朱印船的授权范围，然后干脆关闭了这一渠道。家康主政的时候，大名和寺社经常拥有朱印船，外国的商人（包括三浦按针）和船只也可以获得朱印状，其中很多是中国人或中国船；这些朱印船里，有不少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实质上是为幕府高级官员服务的。大名是第一批被逼走的。1631年，相关方面必须追加一份担保文件，而这份文件只能由老中颁发。如今，贸易许可证被限制在经过挑选的七个家族或个人手中，每个都与德川氏存在某种关系。1633年，全部日本人都不允许到海外旅行。
荷兰人旁观事情的发展并为此感到满意，他们期待自己最终能独霸对日贸易。在荷兰使节的说服下，日本人更加确信自己对两面三刀的伊比利亚人的担忧并非无凭，这些使节还煽动他们对海外日本人的猜疑。荷兰使节仿佛在呼唤：“让我们来替您做买卖吧。”最后，荷兰人成功了，但不是按照他们期待的那样。长崎湾的一个人工岛本来是准备给葡萄牙人的，如今却成了荷兰人的家。1641年，他们被迫从平户搬到出岛，此后，日本官方对于外国人的所有疑虑都降临到荷兰人身上，他们通过自由贸易权获得的商机由于相关法规而受到限制，根据这些法规，他们只能跟幕府指定的商人团体交易。荷兰在1648年与西班牙达成和议，使得幕府开始对荷、西两国昔日的仇怨有所怀疑。荷兰早年是英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但彼此也是政治合作的关系，但到了这时，两国关系发生转变，荷兰分别于1652年至1654年、1657年至1667年与英国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