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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晚期，幕府官员回绝了西方国家的通商提议，根据他们的说法，闭关锁国从一开始就是幕府政策的出发点，他们宣称，出于对德川盛世的开辟者、已故的圣人德川家康的敬畏，他们无法改变这一点。然而事实上，没有比这更离谱的理由了。德川时期拉开帷幕的时候，家康就施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鼓励贸易和国际来往。只是从1616年家康去世以后，局面才日渐紧张起来。
家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妥善处理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家康身为位高权重的日本大名，是仅次于秀吉的第二号人物，他必须清楚知道朝鲜一役在人员和财力上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登陆朝鲜半岛作战的军队大约有15.8万人，其中能够回来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二。朝鲜方面的损失肯定更大，这是因为秀吉发现与明朝和议的真相之后，下令对朝鲜进行血腥的报复。
家康赢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后，向朝鲜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和谈。1605年，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两年后，由504人组成的朝鲜使团来日，祝贺秀忠上任第二代幕府将军，然后前往骏府谒见家康。随后双方进行洽谈，最终在1609年签订《己酉条约》。条约允许日本和朝鲜重新通商，不过，过去开放的三个商埠如今只剩下一个，在釜山。即便在釜山，日本人也只能在“倭馆”这个区域内活动，其居住环境类似于17世纪稍晚时候荷兰人和中国人在长崎的待遇。日本人受到严密的监控，不准离开本区域，也无法靠近汉城做买卖。
幕府将对朝事务交给家臣、对马藩的藩主宗家进行处理。对于对马藩而言，朝鲜是它财富和地位的来源。这个藩的领地只有5000石，其收入大部分来自它对日朝贸易的垄断。田代和生的研究清楚表明，日朝贸易在对马藩看来是一份利润丰厚的差事，而对于幕府来说则意义重大。 [5] 一开始，日本人向朝鲜人支付中国生丝的航运费用时，用的是白银。尽管后来长崎禁止输出白银，但对马藩和朝鲜的交易却不受限制。这类贸易自然是对马藩的命脉所在。藩主家臣的主要收入来自这些贸易，有人甚至为了推进双方贸易而伪造了一封幕府写给朝鲜的国书。对马藩资助的商人经营着长崎、京都和江户的商铺。随着日本的城市文化日益发展、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人参进口成为货物运输的主力，而当18世纪后半叶日本逐渐发展人参种植时，对马藩的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幕府在1629年时曾命令对马藩出使朝鲜，但它自己从未派出过正式的使团，而在德川时期，朝鲜就有12个大规模的使团出访日本。这12次出使都发生在1655年以后，其中大部分是来庆贺新上任的将军。幕府特别重视这些来客，在前往江户的路上让他们结队游街，其后常常让他们继续去往位于日光的德川家灵庙 § 。通过这种方式，幕府向大名和百姓宣示，日本是重要的一方强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世界秩序，它并不是一颗在中国圈子内运行的卫星。 [6]
大规模的朝鲜使团即通信使出访的时候，人数300到500不等，场面十分壮观。朝鲜人极为看重这些出访活动，它们不仅具有文化方面的意义，还有外交上的作用。使团成员撰写的游记一共有34种。证明自己的文化水平，与履行外交礼节同样重要。1764年的一位朝鲜使节在游记里描述了自己与朝鲜国王的会面，国王面试使节的候选人，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创作出汉语诗句，确保他们在日本跟当地人交流、比拼的时候能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他们的表现远不止于不败，毕竟朝鲜人要比日本人更接近中国的文化传统。朝鲜人往往鄙夷本土的朝鲜语书写系统，反而对古典汉语青睐有加。但在日本人看来，汉语是一种需要后天学习的书面语，在书写日语假名的时候起补充作用。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德川时代，即便是新井白石（1657—1725）这样的渊博学者，也会急切地想让朝鲜人赞赏自己的汉语诗作。新井曾提到，1682年一个朝鲜使团到访日本的时候，自己去信“三位使团的长官，他们都是出色的学者，想请他们为自己所作的一百首诗撰写评语”；朝鲜人客气地请求与诗人会面，其中一位朝鲜客人还为他的诗集写了跋语，令年轻的新井感到欣慰。 [7] 几年以后，一位名叫前田纲纪的大名——他本身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提到，一群研究明律的学者遇到难以攻克的问题，于是认为有必要听取朝鲜人的意见；他写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把问题交给包括朝鲜人在内的其他人后，才终于明白了一些。” [8]
朝鲜人还在德川时期的宋明理学研究中担当传播者的角色。朝鲜学者李滉（1501—1570），其号“退溪”更为人所熟知，他的著作在日本学者当中广为流传，其学说为许多日本学者所认识，并逐渐演变为德川时期的主流思想。朝鲜医学在日本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从第一次出使日本开始，朝鲜使团里常常会有医师，这些医师一路上都会回答日本人提出的疑问。不止如此，上文曾提及，许多大名听从秀吉的命令入侵朝鲜，然后带回来一大批陶工。朝鲜人的陶艺自中世以来就相当杰出。佐贺藩的朝鲜陶工具备陶土和釉料方面的知识，使得日本生产出青花瓷，这种瓷器很快就收获了很高的评价，得到广泛的使用。以简洁的唐草为花纹的青花瓷，经过水路运输，迅速地到达日本的各个地方，其制作奥秘受到藩政府的严密保护，佐贺藩的货币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来自这种青花瓷的生产。不久之后，这类瓷器（从伊万里港出发，所以该瓷器后来被称为“伊万里烧”）被运到长崎，然后由荷兰商人带到欧洲。到了18世纪，荷兰代尔夫特（Delft）、德国迈森（Meissen）、英国伍斯特（Worcester）的窑口都在烧制青花瓷，用的是欧洲的釉料和纹样。在萨摩藩，一小群居住于苗代川的朝鲜陶工在陶器制作上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晚至19世纪60年代，某位在当地参观的武士写道：这里竟然有这么一个陶工群体，在语言和服饰上都与其周边的村民截然不同。
由此明显可见，在整个德川时期，对朝关系始终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诚然，贸易量逐渐衰减，而且随着幕府财政状况恶化，政府对招待大规模的使团也不再那么热情。1811年，最后一个来日的朝鲜使团甚至没有到访对马藩以外的地方。但是，受这种衰退影响更多的是对马藩的财政，而非官方的朝日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静而温和的好感逐渐褪去，当有指控称朝鲜通信使的任务是确保日本方面没有在策划入侵朝鲜的活动时，早年那股强烈的敌意及恐惧又重新当道。上文曾提到新井白石，有一个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叫作雨森芳洲（1668—1755）。雨森在釜山的日本人社区里学习朝鲜语，他编纂的朝鲜语课本直到19世纪仍在使用。朝鲜方面则有申维翰，他在1719年随使团到访日本，庆贺将军吉宗的上任。他在游记中提到：“人们匆忙跑来求取我的诗作；他们在我的桌上堆满了文章，请求我写些什么，虽然我对每个人都有求必应，但文章继续像柴火那样堆了起来。”在大坂，这种情况更是数不胜数：“由于这些人的缘故，有时候我要到凌晨时分才能躺下，或者没有机会吃上饭。日本人崇尚我们的文章，仿佛我们是神一样，待我们的作品如珍宝。即便是一个可怜的轿夫，也会为获得了一张带有某位使节手书的一个汉字的纸张而高兴不已。”而申维翰则对自己所目睹的日本古典学问不以为意，由于日本缺少敬拜孔子的正式礼仪，他为此感到不快。他发现学校没有祭拜孔子的庙坛，还痛心疾首地感叹日本人在为双亲或君主服丧期间竟然没有正规的丧服可穿，他难过地写道：“他们天性纯良，只是不知道何为正道。”但同时，他目睹日本的城市繁华并为之折服。大坂的道路上“全都是看客。这里的豪华壮观令我目眩神摇，以至于连经过多少个村庄都数不清楚”。到了京都，他发现东大寺“以金银为饰”，描述自己在跨过“伴有琳琅街灯的数里长街”时心里的感受。他想象自己“置身于梦中仙境”。在江户，朝鲜使团列队穿过城市的中心，“路边的长条建筑是商人的店铺。看客的衣着五彩斑斓，因此我想，江户要比大坂、京都更为繁荣”。身为一名优秀的儒家弟子，申维翰感到自己必须将这种景象视为物欲横流的表现并加以谴责，但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总结道，即便在日本的农村，人们也过得相当不错。 [9]
我们可以愉快地得出结论，过去的仇怨和心结已经被放到一边，这200年来朝日双方平起平坐，但令人不安的现象仍旧存在，暗示着旧日的念头并没有消失。申维翰写下了他和雨森芳洲的一次对话，两人都抱怨彼此看待对方国家的想法不妥。雨森说，有段时间他们和朝鲜交好，但朝鲜的书籍依然把他们称为“倭”；怎么会这样？申维翰回答，这些书籍很可能成书于日本入侵朝鲜以后，因此情有可原，不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把他们朝鲜人称为“唐人”？雨森回应道，根据法令本应称呼他们为“朝鲜人”，但因为长得像中国人，就常常称为“唐人”，这表明他们尊重朝鲜的文化。可惜雨森的这些话并非出自真心，“唐人”已经成了外国人的通称，日本的普通人甚至会用它来指称西方人。更糟糕的是，就在几年以前，长崎的荷兰使团长官在日记里注意到，某个夏日是“他们打败朝鲜人的纪念日，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 [10] 换言之，长崎的日本人对荷兰人解释，他们在庆祝秀吉战胜了朝鲜人，朝鲜使团其实来自日本的一个附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