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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崛起之时，西欧的海洋国家正在建立帝国版图和民族国家，欧洲在兴起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而亚洲地区也在掀起改朝换代的浪潮，这三大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日本。
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 of Portugal）赞助的海洋探险活动拉开了这一帷幕。亨利的船只沿着非洲海岸行驶，试图寻找东方香料岛的财富之源。此前，这些丰饶的物资都是由阿拉伯人的船运到威尼斯，然后才转送到西方的。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先后在马六甲和中国澳门建立自己的据点；随后不久，麦哲伦的西班牙舰队开进了菲律宾的水域。这些西班牙征服者从中美洲、南美洲掠取了大量的金银，足以支撑他们往更远的地方进行探索。
中国的税制正在发生转变，以白银为基础的税收体系逐渐成形，因此，中国经济对白银的渴望程度不亚于伊比利亚人。纺织品交易刺激了贸易活动。英国和低地国家的船只出发寻找羊毛制品的市场，然后载着香料、丝绸归来；对于那些专门为富人制作华服的裁缝来说，中国产的优质生丝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物料，而这些富人便是常常出现在文艺复兴的肖像画里与我们对视的人。这些货物原来都由阿拉伯的贸易商提供给威尼斯的商人，而在伊比利亚船只和北欧船只的合力下，这一垄断局面被打破。欧洲人的大炮打垮了阿拉伯的海军，如1509年的第乌战役，葡萄牙人便战胜了阿拉伯人，但他们的枪口很快就对准了彼此。北欧海盗如弗朗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若有买不到的货物，就强行掠夺。信奉新教的荷兰背叛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使得西班牙大举征伐信奉新教的欧洲诸国，对暴力和贪婪的行为在思想和宗教上加以制裁。英西战争期间，一百多艘私掠船频频出现在海上搜寻猎物。
这场海事竞赛很快就波及东南亚的海域。中国人通过舢板逐渐建立起一个贸易网络。自从明朝在16世纪60年代取消海外航行的禁令以后，每年将近有100艘载货量约为2万吨的大船驶向东南亚。用某个权威人士的话来说，“他们从马尼拉带回来上千条白银和热带作物。在雅加达（荷兰人改名为‘巴达维亚’），17世纪初中国船队的总吨位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整支返航船队一样多，甚至更多” [3] 。跟随货物而来的还有华人移民，随着华人聚居地的扩大，一个网络渐渐形成，日本的商人和后来的欧洲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建立的一连串贸易站点，为葡萄牙人、日本人和荷兰人在当地展开的贸易活动打下了基础。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确保日本和美洲的白银能够稳定、顺利地流向中国，中国的丝绸能够稳定、顺利地流向日本：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的丝绸被送到日本的富商巨贾手中，他们为大名的军队供应物资；富有武士手上绣纹富丽、带有家徽的外衣越来越多，供大名府女眷穿戴的桃山时代款式的华服也越来越多。欧洲船与中国舢板竞争，前者常常袭击后者，偷取其货物，而欧洲船利用的据点、航线网络正是在中国商人的需要下逐步建立起来的。
16世纪，新教的宗教改革撼动了欧洲基督教的秩序，这场运动结合了君主的个人目标、政治目的，一举粉碎昔日的基督教团结。信奉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君主则奋力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地并进一步扩张，16世纪中叶后，他们在亚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罗耀拉的耶稣会由一群意志坚定、富有才干的神父主持，他们经常来自低级贵族，属于其中躁动不安、热爱冒险的那一部分人。1540年，耶稣会迈出第一步，这一步将带领他们打开印度、中国、日本的大门。近世欧洲的知识和技术推动了这一进程。葡萄牙的船只上配有新型的航海设备和战争武器，还载有一群反对宗教改革的代表。在传教、贸易、战争的作用下，亚洲大国的边缘建立起一个个据点——印度的果阿、马来亚的马六甲、中国的澳门——从这些据点开展的探险活动，向亚洲文明的腹地伸出试探的触角。
传教的狂热与欧洲的政治变化交织在一起。通过政治联姻的手段，西班牙国王在1580年继任葡萄牙的王位。不久，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成了伊比利亚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愿望。这些事情都给东亚带来了影响。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向葡萄牙耶稣会的垄断权力发出挑战，而日本的统治者担心自己国家将成为外人争斗的地盘，面对这样的局势，英、荷两国的新教徒早已准备好坐收渔翁之利。只要看一眼那些重要的年份和事件，就能知道世界的政治局势对日本产生了多么直接的影响。
16世纪的商业变动和政治骚乱，给日本带来新的一波贸易和海盗浪潮。海盗船队以九州岛沿海的岛屿为根据地，在中国、朝鲜的沿海地区大肆掠夺。在日本的封建领主和富有寺社的资助下，私人性质的出海投机买卖开始进入中国船只建立的东南亚商贸网络。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人带来的枪炮加快了日本的统一进程。强大起来的中央政府渐渐有能力制止邻近沿海地区出现的海盗行为。随后，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扩大战事规模，试图入侵中国但以失败告终，其军队给朝鲜带来巨大的灾难。与此同时，秀吉尽可能地鼓励对外贸易，给商人颁发海上航行的许可证。这类授权书最早在1592年开始颁发，叫作朱印状，同年，秀吉出兵朝鲜；朱印状允许船只在中国台湾到泰国、中国澳门到马尼拉这一带航行。通过这种手段，秀吉取缔了无组织的海盗行径，代之以有组织的战争行动，以及零星的航运贸易，而这些航行的船只都带有统一者颁发的朱印状。
1497—1648年间对外关系的重要年份及事件
秀吉还与传教士为敌，他在1587年征服九州以后，下令将传教士驱逐出日本。他的法令 ‡ 宣称日本为“神的国度”，从一个“吉利支丹”（きりしたん）国家传播过来的“邪法是极不受欢迎的”。基督教的神父（伴天连，即葡萄牙语的padre）要在20天内离开日本。但贸易则另当别论，秀吉特别指出这一点。“随着年月推移，各种各样的物品或可在买卖之列。”与之前一样，“只要不妨害佛法，人们可以继续自由出行”。 [4] 有些传教士离开了，但大部分选择留下来。在长崎，一些耶稣会士考虑将信仰基督教的大名联合起来发动起义，还好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践。不过，到了1597年，秀吉的脾气愈加暴躁和反复无常，他害怕基督教会成为政治上的绊脚石，这个念头让他辗转反侧，他担心包括几位重要大名在内的基督徒可能会听命于除他以外的人，然而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修士并没有与军事巨头来往，他们选择在平民百姓中布道，还获得不错的反响。这一年，26位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在长崎遭到处决，他们的尸体被绑在十字架上，任其腐烂。一年后，秀吉去世，重要的大名全都忙于解决继承问题。基督徒暂时松了一口气，数量甚至一度有所增长。然而，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向这种外来信仰开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使得中国明朝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力量加速崩溃，很快，明王朝就要经受来自北方的新一波攻势。满人军队的锋芒先是指向了朝鲜，然后转向明朝。满人逐渐将明朝的核心地带纳入自身版图之中，中国台湾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向日本求助。德川幕府的统治时代见证了世界局势的巨大变迁。信息的传播必然是缓慢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充分掌握远在自己国土之外的事情。但是，新型技术和航海术结束了这种普遍的孤岛局面。欧洲人得知日本有军阀政治，教会领袖可以不断获悉基督教使者在亚洲取得的进展，德川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极力巩固对外贸易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同时，他避免让对手从中获利，也不让贸易危及自身安全。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的身影出现在了日本，而东南亚一带则有日本商船的踪影，一批批日本侨民和探险者甚至在遥远的泰王国的首都大城（Ayuthia）留下足迹。日本的沿海地区冒出一个个“唐人街”。新上任的日本统治者已经有必要制定对外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