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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期，市井上贩卖的一幅长崎版画 * 描绘了这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之一（见插图4）。低矮的山峰在北、西两侧包围着长崎所在的海湾，保护这座城市免受海洋风暴的摧残。版画上的图注标示了从此地到其他重要地点的距离：京都，陆路210里 † ，海路248里；江户，陆路332里，海路470里余；熊本，陆路35里，海路46里。为了使画面更好看，制图者在港口一带画上船舶：一艘荷兰船在停泊着，而另一艘则被一队日本小船拖曳，正发射炮火表示敬意；有两艘中国舢板，一艘带有“南京”的标记，另一艘则标着“福建”两字。画中还有一些警卫船，从属于肥前藩藩主的船队，他（和福冈藩的藩主轮流）负责长崎港的安保工作；此外，还有很多用于货运的小型平底驳船。画面正中央有一块不合比例、不同寻常的扇形岛屿，通过一道拱形桥与大陆相连。这是人工岛出岛（见插图5），本来是为葡萄牙人建造的，但从1641年开始荷兰人便定居在岛上。这里是长崎的学术中心，制图者或画师正是出于敬意而将尺寸扩大，以便凸显其重要地位。它的南边也有一块人工填土，被用作卸货区，同样通过一座石桥和大陆相连，从这道桥走过去，就能到达一片被墙、壕包围的地方，被称为“唐人屋敷”，即中国人的居住区。
这两块外国人的飞地是长崎对外贸易的枢纽，长崎能够在日本境内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此。如18世纪初的儒学家荻生徂徕所说：“东夷［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长崎展开交往，航海船也是停靠在这里；这个港口满是奇货异物，来自五方之人聚集在此，他们抛弃了家乡，皆为利往；这是他们来到我们国家后登陆的第一个地方。” [1] 身为儒学家，荻生看不起那些营私逐利之人，但像他这样想的人只是少数。对于金钱的驱动力，井原西鹤持有更正面的看法，这位作家的散文作品深受17、18世纪之交的市民喜爱。他热情讴歌海外的商业冒险，这类投机活动在德川时代早期还是可行的，他辩论说：“离开日本，转向中国贸易的高风险投机买卖，把自己的钱财送到完全看不见的地方，这些举动需要勇气和想象力。还好中国商人是老实人，信守自己的承诺：每匹丝绸表里一致，中草药里不会掺点不值钱的碎渣，他的木料的确是木料，银的确是银，即便年月推移，这几点都不会改变。至于那些彻头彻尾的奸诈伎俩，我们反倒在日本境内就能发现。” [2]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长崎，要是有人想要看看——虽然只能远观——外国人即荷兰人和中国人，不妨前往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心。
德川幕府将绝大多数外国人拒之门外，这一点在当时大部分记载中有明确的表示。许多作者把德川时期的日本描述为封闭的国家，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对于19世纪的“开放”，难免过分夸大其意义和成果。像“佩里以前的日本”“佩里以后的日本”这样的教科书标题，又进一步加深了误解。人们可能会认为，德川时期的日本既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对外政策。
事实上，当时是有对外政策的，但由于这些政策更多是针对亚洲而非西方，所以西方的作者才会说出“隔绝”“孤立”这样的词汇。日本的对外政策同样在不停地改动。纵观德川时期，尽管对外贸易的限制力度不断加大，政策制定者忧心的对象更多是西方国家而非日本的亚洲邻国。或许可以这么认为，那些闭关锁国的著名法令，与其说是一道柏林墙，倒不如说是一道竹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