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英语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哲学并不是他们精神装置的一部分。我假设大多数聪明的男女，不管受过何种教育，都阅读小说和观赏戏剧；他们通过读报纸对政治产生兴趣，也通过这一点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捡起一点经济学；他们中的许多人阅读传记作品，并由此学到点儿历史。但是，除了对那些研究它的少数人而言，哲学仍然是一本未被打开的书。这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这个学科已经变得职业化和技术化；部分是因为所有学科的过度专业化——英国教育特别容易遭受这一批评，即它没有把通识教育提高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部分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傲慢，他们不太关心抽象的观念。不管理由是什么，大多数博览群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整个成年生活中都熟悉这些伟大哲学家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声取决于什么，到底是因为什么让这些著名的哲学家中的任何一位有名气。

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去世两千多年后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于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我们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答案当然是，他们的著作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根基。但是如何成为根基的？这本书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开端。

假设你要去一所大学学习哲学，你几乎一定会发现，课程的核心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本质、范围和界限的，也就是某种——以希腊词“ episteme ”（即知识）命名——被称作知识论（epistemology）的东西。在这一学科的大部分历史中，在近代当然也是如此，这已经构成了它的主要关注点，因此主导了大学课程，也主导了这本书。但是哲学的次要分支也可以是令人着迷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最有意思的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但也有美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和许多其他分支。有几个分支在这本书中有所涉及；但因篇幅所限，我们当然不可能公平地对待所有这些分支；因此为了清晰起见，我一直密切关注该学科发展的主流，并始终遵循这一点，只在必要时才关注它的次要方面。抵抗离题的诱惑是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我都想囊括在内，但受篇幅所限又不能讨论。

这本书基于BBC于1987年首次播出的系列电视节目。但它不仅仅包括这些节目的转写本：参与对话的学者和我从这些转写本开始，但是我们对待它们像对待任何初稿一样不敬。作为主编，我要重申的一点是，这本书有其自身的生命，独立于这些电视节目，因此我们会不厌其烦地使它本身尽可能完善，不受我们在屏幕上说过话的限制。参与对话的学者在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从详细的润色到彻底的重构。在电视节目播出时出版这本书，意味着在最后一期节目（恰好是关于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节目）录完后，必须立即将完整的手稿送给出版商。这对于这期节目的主角而言尤其困难，因为他想要重新梳理自己的讲述，而由于时间紧迫，当务之急是我要把手稿立即送到出版社，而且当时我在伦敦，而对话者在纽约。他给了我详细的注释和大纲，我也尽力了，但是我们本想用更多时间来处理书中的讨论。

这个系列电视节目的准备和录制经历了两年半时间，但是最重要的决定是最早开始的——怎么划分主题以及邀请哪些嘉宾。这两个问题都有不同的但同样站得住脚的答案，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也都改变过主意。在节目准备期间，我与一个私人智囊团进行了磋商，它主要由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组成，但也包括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这四位先生经常关于同一问题给我四个不相容的建议，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我实际做出的决定而受到责备。但是他们的帮助是无价的，因为这意味着每一个决定都得到过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批评性意见，并在被采纳之前与其他可行的选择进行了比较。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该系列节目的制片人吉尔·道森（Jill Dawson），她管理非常广泛的行政安排，并在大多数节目中指导工作室工作人员和摄像机。最后，我要感谢苏珊·考利（Susan Cowley）对手稿的打字输入，感谢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他阅读了手稿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布莱恩·麦基
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