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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2018）的武侠小说该如何谈起？读者为什么会津津有味地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必须从小说的角度去探索和分析。
有时候，虽然你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好看，但不见得你就能体会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故事背景。在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历中，去了解金庸如何创作武侠小说还是别具意义的，因为唯有这样，你才更能理解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喻以及其中的深意。
提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背景，就必须从金庸在报业的工作开始讲起。可以这么说，金庸武侠小说作品的生成，与编报、办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诞生，是因为香港报业的变化和发展，这必须从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过程及顺序来谈。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1955年《新晚报》开始刊登《书剑恩仇录》。金庸为何开始提笔写武侠小说，这与他原先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渊源有关。
本来金庸在《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因为香港报业受到左派及右派大斗争的震荡影响，《大公报》决定扩张，于是1950年创办了一份报刊《新晚报》。1954年，为了刺激读者掏钱买报，时任总编辑罗孚（1921—2014）在头版上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隔日开始连载梁羽生（1924—2009）的《龙虎斗京华》，日后其集结成梁羽生第一本武侠小说。
连载《龙虎斗京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刊登武侠小说有助于增加销量。于是《龙虎斗京华》连载七个月后，接着刊登《草莽龙蛇传》，最后一篇连载结束于1955年2月。梁羽生顾不上再写连载武侠小说，在此情况下，报社当务之急就是找人承接写武侠连载小说的重任。
金庸自1952年从《大公报》转调《新晚报》，他和梁羽生两人有共同的嗜好，都喜欢下围棋，私下也经常评说武侠小说。报社的人都知道金庸很懂武侠小说，于是指派他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2月5日《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之后，2月8日金庸接着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面写《书剑恩仇录》。
对我而言，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来历非常重要。正是为了卖报纸，才开启了金庸从此之后欲罢不能的写作生涯。他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的确确对《新晚报》的销量有很大贡献。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与香港报业、杂志业密切相关，另外，新派武侠小说与媒体也有密切的关联。
金庸曾经以笔名林欢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甚至一度在1957年离开了报业，专心为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1953—1985年，金庸出产了七部电影剧本。1956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直到写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传》才真正开创出大名著的局面；1957—1959年，历时两年，《射雕英雄传》一共连载八百多集，最后一集刊登在1959年5月19日这一天的《香港商报》上。《射雕英雄传》连载一结束，隔天的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金庸—查良镛—创刊的报纸。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为报社写连载武侠小说的这段经验，金庸不会有勇气去办报。
过去写连载武侠小说刺激报纸销量的经验，让金庸确信借由武侠小说连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报业。所以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连载最后一集，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如此一来，5月19日读者看完《射雕英雄传》结尾后，5月20日就要到《明报》看《神雕侠侣》连载，利用这种方式无缝接轨，打算将《香港商报》的读者引流到他的《明报》。
从此之后，金庸开始了创作生涯非常关键的历程。了解这段经历，对我们如何去读他的武侠小说，其实真的很重要。《明报》刚创刊的时候，只有三个员工，基本上是一人负责编辑部，一人负责营销部，另外一人是打杂的，整个编辑部实质上就只有金庸一人。草创时期，创办人金庸必须负责两件事情，这也是《明报》成功的关键。金庸采用香港小报（tabloid）的做法，以四开报的形式发行，根据金庸自己的说法，《明报》创办后三十天以内的报纸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曾一度悬赏以二十万港币收购任一张《明报》创刊后第一到第三十天的报纸，但仍一无所获。
《明报》四开报的形式，第一面头版主要刊载香港社会新闻或与香港有关的大事，第二版刊登小说，第三版刊载金庸《神雕侠侣》，第四版是杂文副刊。刚开始的时候，《明报》一天连载《神雕侠侣》一千一百字，一个礼拜之后增至一千二百字，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一天刊载一千六百字。报纸办了一个多月之后，金庸进行第一次调整，他知道有人会甘愿为了武侠小说买报纸，但他也知道连载武侠小说存在另一个问题，读者太容易读完连载武侠小说后就丢掉报纸，或另觅免费的途径读报。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必须另辟蹊径，让大众读者觉得购买这份报纸是值得的。
金庸做了一个决定，时至今日再回顾他此次调整，才觉得这是有道理的。金庸开始在《明报》头版开辟了社评专栏，社评的内容极为严肃，这与他过往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经历有关，由于他擅长写国际新闻，才能够写出严肃的时评政论。金庸开始写社评之后，《明报》就变成香港报业中非常奇特的报纸，当时香港任何左派、右派的报纸，都少有《明报》那种严肃又有深度的社评。
例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都是大型报纸。虽然大报一定会有社评，但此时都比不上《明报》社评的内容，缺乏像《明报》那样视野广泛又严肃的社评。为什么金庸创办《明报》时，香港其他报业无法企及他所写的社评？因为他结合了查良镛所写的社评，同时又有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让市井小民追着看，又可以雅俗共赏，让人觉得这是一份值得买来看的小报。
金庸这个办报策略虽然高明，《明报》仍然经营得非常辛苦。幸好金庸有写武侠小说的本事，他极尽写作能力，在经营报业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写连载武侠小说。因此，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与他办报的历程，完全无法切割开来。
《神雕侠侣》正在连载时，金庸同时写了另一本奇特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在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飞狐外传》的篇幅不长，但它的形式及写法都很特殊。
《明报》创刊时，财务状况极为困难，金庸必须想办法把他写武侠小说的本事变成挹注《明报》财务问题的资金，于是金庸另外创办杂志《武侠与历史》，创刊之后开始连载《飞狐外传》。这本杂志以周刊形式出刊，每七天刊登一篇武侠小说，正因为如此，金庸写《飞狐外传》就跟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常熬夜写稿，大概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写，写到隔天早上，篇幅约一万字。依照《飞狐外传》的写作背景来看，不同的连载形式势必影响同一作者在写作题材上的选择。
《明报》创刊之后，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一路支撑《明报》的收支。一直到1962年5月，发生一件极为关键的事情，让他进而将社评与武侠小说转变成经营《明报》的双刃。在严肃社评与通俗武侠小说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写作基础上，《明报》以其特殊的风格渐渐稳固下来。
1962年5月，爆发了逃港潮。刚开始的时候，香港港督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拒收、遣返的应对之策，却进一步引发香港本地非常严重的大骚动。
《明报》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左右派、不抱成见的立场。借由社评，金庸为《明报》的立场定调，《明报》是最早而且是惟一敢于冲撞港英政府政策的报纸，它谴责港督残酷对待处境艰难的难民，并且站在难民的角度，派记者到第一线报道，《明报》实质上建立起第一批记者。这批记者走到最前线，如实报道难民悲惨的境况。一夕之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良心的声音，在报界的地位扶摇直上，引起读者重视，从此之后不再是小报。
即使不再是小报，《明报》的基本结构仍未改变，金庸还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从《神雕侠侣》一直到他写完《鹿鼎记》前，前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金庸一直处在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的状态。通常是下午写武侠小说，晚上撰写社评，这是他每一天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显露出社评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必有互涉（intertextuality），金庸的武侠小说必然呼应了他在时评当中的观察。
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对照金庸时评里所反映出来的时势变化，才能察觉单独阅读武侠小说时那些视而未见的意涵。在时评的对应之下，金庸武侠小说的层次变得立体起来。
回顾1962—1974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时评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局？
当他晚上写时评的时候，必须面对三个显而易见的议题。首先，是香港正在快速建设和变化，累积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这其实与1962年英国港督政府调整政策，香港因此快速金融化，城市也迅速进行新的建设。倘若不对照金庸写时评的时局背景，可能无法体会到香港真正的样貌。金庸还没被《大公报》转调香港之前，长期待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当他1947年从上海抵达香港时，香港城市建设远远落后于上海，这跟我们今天的想象和理解不同。香港是在他写时评的这二十年当中，化身成为世界级的东方明珠。
其次，在香港脱胎换骨进行建设、转型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内地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他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海宁世家、大地主查家，他的父亲因此受累而被枪毙，从这一渊源上来看，金庸对这段时间的动荡必然有深刻的感触和观察。
最后，是金庸与台湾、国民党之间的纠结，这必须回溯至他的求学背景。在他以金庸这个笔名写武侠小说之前，他没有正式的学历。查良镛的退学记录远超过毕业记录，他曾就读于现在政治大学的前身，也就是当时的政治干部学校，但他只在国民党的政治干部学校念了一年半的书就被退学。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对国民党心生不满。在这个背景之下，金庸既写时评，又创作武侠小说。后来，国民党视他为眼中钉，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成为禁书，他本身也被禁止踏足台湾。
基于这些时代背景，金庸时评里的基本价值观一定会渗入他的武侠小说，在两者互涉的同时，金庸武侠小说呼应了香港、内地（大陆）及台湾的时事变化。如果有谁愿意翻出金庸当年的所有时评，在他所有武侠小说情节脉络中进行查证及对照，其实可以做出别有意义的研究。
从大局势来看，金庸武侠小说架构中的某些象征显而易见。例如《碧血剑》，小说主角是袁承志。明朝历史是武侠小说里的特别元素，金庸让真实的历史人物走进小说里，他从这条路数写武侠小说，以抗清儒将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为主角。
拿历史人物当作武侠小说的素材，让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故事背景，必然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随意篡改真实存在的历史。但金庸依循历史小说这条路数去撰写武侠小说，必须回溯到他小学时代的阅读经验。他曾经说过当时读《三国演义》，全然是护卫刘备蜀汉这一方。也许很多人也有这种情感上的投射，因为《三国演义》在罗贯中笔下，本来就是有意让读者认同蜀汉，尤其是敬佩诸葛亮。所以金庸说他第一次读到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时，他就合上《三国演义》，完全无法再读下去，心情备受煎熬。蜀汉从五丈原撤退之后发生的故事，金庸是从他表哥口中得知的。金庸不能接受蜀汉竟然会最先灭亡，为此和他表哥激烈辩论，以至于他表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书上几行字指证历历，证明邓艾、钟会灭了蜀汉的历史真实，金庸才悻悻然服输，甚至流了不少眼泪。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伤痕一直都在，致使他创作武侠小说时，经常喜欢试图在武侠小说中改写历史，但如此一来，不容你否认及推翻的历史真实也就会一直徘徊在小说中。《碧血剑》小说主角袁承志即是一例，他的武功如此高强，竭尽所能去帮助闯王得天下，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抗清军、诛杀明朝崇祯皇帝。但是说到底，历史是人力无法撼动的事实。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然后崇祯上吊，接下来清兵入关，大败闯王李自成，多尔衮攻入北京，自始清朝入主中原。
金庸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以袁承志的复仇之志为铺陈。依照史实，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而遭凌迟，是故袁承志立誓辅助闯王进攻北京，以报父仇。至于他的报仇对象，想当然耳，必然是崇祯皇帝。袁崇焕服刑之惨烈，源头来自对抗金人—后来的清军入侵中原。
无论如何，清军终究还是攻进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小说家不能为了成全袁承志报父仇的志愿去改写历史真实，所以在《碧血剑》连载的当下，金庸心里有数，只能让袁承志心灰意冷，草草结束小说结尾。金庸让袁承志意兴萧索之余，远征异域，选择在南方的海岛隐居。金庸刻意借由这座海岛来隐喻香港，这则隐喻含有深长意味。对照原先的连载版，以及金庸改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修订版，我们发现小说开场及结尾都做了一番修改。
连载版《碧血剑》一开场，“陕西秦岭道上一个少年书生骑了一匹白马，正在逸兴横飞的观赏风景”。连载版描写了侯朝宗在“斜阳将堕，归鸦阵阵”时的少年身影，但到了修订版，开头改为叙述浡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国王朝贡明成祖—“西南海外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金庸改写连载版本的小说开头，如此一来，就与袁承志隐居海岛的结局相呼应，并且借由让袁承志决定去海岛做化外之民的小说寓意，使象征性作用更为强烈。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的框架承袭帮派、武林的大系统，但他的确曾经发明了性质鲜明的大帮派：一个是《倚天屠龙记》中对抗元廷的明教，由于教徒行事诡秘，教派仪式、口号及教风既神秘又暧昧，与其他江湖门派格格不入，江湖中人视之为“魔”；另一个则是彻彻底底的魔教，即《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用教主东方不败的口号“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去对照金庸撰写《笑傲江湖》的时间点，其深意不言而喻。
金庸小说作品生成的历程，必须从金庸生平来理解。金庸1924年出生于海宁查家，本名查良镛。海宁查家是明清以来的望族，金庸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里，刻意透过陈家洛这个角色，书写乾隆皇帝传说中的身世，其目的就是为了突显海宁查家的历史地位。
查良镛出生于大地主世家，但到了他十三岁的时候，1937年日军入侵江南。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再往南边入侵，从江苏进入浙江。在嘉兴读书的查良镛开始了流亡学生的生活，跟着学校逃亡期间，途经丽水及衢州，一路完成初中及高中学业。
但查良镛的求学生涯颇为坎坷，就读中学时曾被退学一次，大学时又被退学一次。他在流亡中学念书时，学校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校长，训育主任才是学校最高权威的代表，也才是掌管所有流亡学校的关键人物。查良镛在中学时写了一篇讽刺、影射小说《艾丽丝漫游记》，小说灵感当然来自《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小说描写艾丽丝来到中国，造访查良镛就读的流亡中学，遇到了一条眼镜蛇。这条眼镜蛇一直追着阿丽丝，艾丽丝走到哪里，这只眼镜蛇就在她后头追到哪里。所有学生一看到这条眼镜蛇，既害怕又厌恶，但无论怎么逃跑，眼镜蛇永远在他们后头穷追不舍，跟在每一个学生后面，使所有学生不断诅咒、咒骂和尖叫。眼镜蛇不但追着他们跑，还会说话，每当眼镜蛇说话，开头的公式都是说：如果……你们就完蛋了。每一句话都是威胁。
这篇文章发表在墙报上，立刻引起了全校学生传颂一时，所有人都察觉到那只眼镜蛇就是影射绰号叫做“如果先生”的训育主任沈乃昌。因为这件风云全校的风波，查良镛被退学了。这件事是个预兆，透过这件事，金庸展现了他的文字能力及创作风格，由此来看，金庸武侠小说里当然含有影射。
查良镛高中毕业之后，对日抗战还未结束。十四岁之前查良镛在富裕的大地主环境里长大，十四岁之后他成为流亡学生，这个人生巨大的转变关键在于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战争在查良镛的心中，必然留下极为深刻的伤痕。他成为流亡学生之后，家乡沦陷为战区。他的母亲在逃难途中生病，因为无法及时救治而过世。这段悲剧后来反映在《书剑恩仇录》里，连载时金庸妈妈的名字跟陈家洛母亲的名字只差一字，虽然后来经过改写，但还是让陈家洛的母亲姓徐。这部小说可说是查良镛最具自传性的武侠作品。
查良镛切身经历过战争，这段经历分述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沦陷区，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办法全面控制中国。在沦陷区，金庸不可能继续念大学。等到高中毕业，他决定跟几个同学结伴穿越沦陷区，一路途经赣南、湘西，到四川大后方去。穿越沦陷区，让他真正看清战争的本质。沿路堆满带血的尸体，当时他们徒步逃亡的路线与日军进军湖南的路线相平行，中间只差几公里的距离。换言之，查良镛他们一行人随时有可能遭遇日军，性命堪忧。
金庸亲眼看见过战争的残忍及伤亡，经历过人生的生别死离后，才到了重庆，而后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他报考外文系是因为已经定立志向，将来想成为外交官。但很可惜，他未能前往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昆明，被迫留在重庆，与梦想擦肩而过，转而去念有学费补助的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就是政治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校长是陈果夫，他等于是进入国民党的核心干部学校。
一年半之后，查良镛被中央政治学校退学了。他自己从未说过其中的原委，只能参考他同学的两种说法。综合起来，金庸退学应该跟一件事情有密切关联。此时已到了战争后期，当时日军不断地往西南逼近，整个东南亚包括缅甸、泰国和泰北都在日军控制下，滇缅公路也在日军这次军事行动中被截断。日军的策略是绕过东南亚，再进入中国西南边，企图一举攻占重庆及四川盆地。战况一度非常危急，所以才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政策，号召青年从军救国，尤其是尚在念书的青年。国民党的子弟兵学校必须带头，号召青年军的口号一出来，国民党就要求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必须起而响应，意谓这次的号召不是自愿性质，而是强迫青年从军。
然而不会每一个学生都自愿从军，于是到后来，学校规定每一系、每一班的从军配额，因而造成校园里发生严重的分裂。学生分为两派：一批学生宣布自愿从军，他们或是死忠的国民党学生干部；另一批学生没有强烈的从军意愿，成为从军派学生的仇视对象。金庸属于后者。照金庸同学的回忆，本来金庸并不想惹是生非，可是情势所逼，学校默许这一群国民党的死忠学生干部霸凌那些不愿意从军的学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金庸与这一群国民党学生爆发非常严重的冲突，最后酿成他被退学的结局。
我们必须把这一退学事件放在心上，因为这段历史阴影能说明金庸的特质以及他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这件事去理解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退学之后没有多久，对日抗战就结束了。他回到先前的沦陷区，先是返回家乡，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从事外交官的志业。当然他完全没有门路，所以只好先去《东南日报》当记者，这是他接触报业、新闻行业的起点。
抗战结束后，查良镛开始担任《东南日报》的记者、编辑与撰稿人，后来他获得到上海《大公报》工作的机会。至今《大公报》仍是中国报业史上无法忽视的辉煌一页。张季鸾（1888—1941）所创办的《大公报》地位特殊，首先这是知识分子办报，其次《大公报》承袭、追随了美国“新闻古典时代的第四权”，以坚决的信念创办这份报纸，地位之高、待遇之好，吸引当时不少有志从事新闻业的青年才俊。
查良镛得到报考《大公报》的机会。根据其所有传记资料，在一百零九人当中，他以第一名考取《大公报》。此时查良镛虽然仅有二十岁出头，但由于考取了上海《大公报》的工作，成为报业精英的一分子。然而到了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局势诡谲，所以《大公报》内部做出重要决策—成立香港《大公报》。刚开始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只是作为上海《大公报》分社，不过当时报社已经规划，万一内地时局发生变化，报社必须从上海迁往香港。这个规划来自《大公报》强调言论自由的理念。只有在自由的地方，《大公报》才能够生存下去，这是上海《大公报》最初的选择。由于另外两位同事，一个准备结婚，另一个要参加考试，他单身，又无其他挂念，所以就被派往香港分部。
但也因为这个际遇，查良镛从未确切看到1949年之后内地的激烈变化，他不在国共斗争的历史现场。在1949年历史的转折点上，他没有被迫选择国民党或共产党，而是保持了作为《大公报》新闻精英分子的立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查良镛曾在1950年离开香港，动身前往北京。此次旅程是因为他想借这次机会，圆梦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后来，这个梦想被打破了，他才又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巨大的悲剧向他袭来。在土改、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他父亲是个地主，因而被枪杀身亡。不只是他父亲，整个海宁查家也彻底瓦解。查良镛别无选择，只能留在香港。但没有多久，他亲身经历香港激烈的时局变化。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进行彻底改组，成立改造委员会，目的是肃清国民党内部威胁蒋介石（1887—1975）权威的其他势力，驱逐陈果夫（1892—1951）及陈立夫（1900—2001）兄弟。眼看局势趋于不稳定，原来属于右派的国民党大佬及知识分子，他们落脚香港，观望局势如何演变。内地（大陆）、台湾的局势变化，促成香港特殊地位的形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为什么在香港观望局势？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当时朝不保夕。如果选择在台湾定居，难免要再逃难一次，不如留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安身立命。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他们对香港的变化，尤其是香港杂志、报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及至1950年6月，大历史就在眼前，查良镛或者是中国武侠小说不可能逃开大历史的旋涡，一定也受到这段历史变化的牵连。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力卷入朝鲜战争，确立台湾是在美国保护之下。这之后在美国资助下，台湾必须立即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民主自由。这当然不是国民党及蒋介石所向往的，但情势迫不得已，想要获得美国援助，就必须鼓吹民主自由。
此后台湾局势开始变化，香港的定位也就愈趋复杂。香港在二战后被英国从日本手中夺走，地理位置就在内地旁边。即使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水资源都要从北边运来，这是港英政府后来租借九龙半岛和新界的主要原因。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变成地位奇特的避风港。可是自1950年之后，借由美国襄助，国民党在台湾站住脚跟。
自国共内战—尤其是东北围城—之后，直到蒋介石下野，这段时期迸发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后来称之为“第三势力”。国民党在台湾扎根，第三势力也随之保留下来。香港在这个局势当中，面临非常复杂的状况，各方力量均搅和其中。
这几股力量的最上头是港英政府，它仍然是实质统治者。港英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港英政府治理港人的基本政策是，排除港人接触政治的权利，换言之，港英政府拒绝港人参政。长期以来，这是港人历史的痛楚。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确定之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才开始推动让港人参与政治、港人治港的政策。但一切都太迟了，港英政府统治近一百年，港人一直承受着两面性的统治政策：港人有充分自由，不只是现代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港人还拥有传统生活的自由。即使到今天，香港都存在这种异质性：一方面，香港到处耸立着高楼大厦，从尖沙咀到铜锣湾，都是辉煌的金融中心面貌；另一方面，从北角走到旺角，你看到的都是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茶楼、街道，以及狭小到不能居住、接待客人的房屋。这是因为港英政府从未想过让港人成为英国公民，它甚至希望香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只要港人不涉足政治。所以，一方面港英政府给港人充分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并切割港人与政治、政务的一切联结，几乎只有英国与高等华人（又称太平绅士）才能够在有限度的情况下参与港英政府的政务。
由于港英政府的基本政策，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衍生了各方势力聚集香港的结果，但各方势力不可能在政治上较量，只能通过媒体的力量各展其道。因此，20世纪50年代，香港媒体界喧腾一时。在政治立场上，亲共的左派、亲国民党的右派以及第三势力都来到香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部分在地的港人，受到这个局势的启发，选择其文化及政治立场。另外，也有部分南来文人向往大陆，或是心向台湾。在这个混乱局势下，香港媒体的黄金时代诞生了。
对照看余英时（1930—2021）先生的《余英时回忆录》，其中有很精彩的一段。1949年12月31日，余英时先生去了香港，一直待到1955年他才离开香港。他回忆这五年当中，他与当时的几本重要杂志彼此之间的关系，譬如《人生杂志》《民主评论》等。这一时期，在香港杂志界、媒体界看来，《大公报》是核心的媒体。原本香港《大公报》成立时是上海《大公报》分社，但1949年之后香港《大公报》就面临巨大的抉择，一部分来自报社内部，另一部分则不在报社的控制范围内。正是因为《大公报》的名声太过响亮，所以很快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变成新中国在香港建立据点的首要目标。
这个脉络非常清楚。《大公报》从此之后“左”倾，变成左派报纸。本来《大公报》在张季鸾创立之后一直遵从美国民主自由、记者第四权的理念，但在很短时间内，它转向了左派媒体。同时，第三势力的媒体进入香港之后，一直不断地受到左派势力排挤，活跃的空间越来越少，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资援台湾，使得国民党能够在香港也创办了两份报纸—《华侨日报》和《新岛日报》。总的来说，在当时的局势下，整个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全部集中在报业的竞争上。
这段时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一度投身《新晚报》工作，最后也离开了《新晚报》。在这段离开大公报集团的过程中，他着墨不多。但在《大公报》“左”倾的过程中，可以想见左翼思想给查良镛的生命经历带来的剧烈动荡。父亲在斗争中惨死枪下、海宁查家也被抄家，这对他有极强的刺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不可能会选择他早在重庆时就已经与之起过冲突的国民党政权。那么，如果他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选择，显然只会是第三势力。然而，他二十多岁时，抗战一结束，他已经是上海《大公报》的一分子，是中国顶尖的新闻精英分子，他不可能去参与余英时先生投入的第三势力新闻媒体，流亡学生与新闻精英分子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所以毫无意外，查良镛选择离开《大公报》，到长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同时写作武侠小说。
在复杂局势中，《大公报》必须扩张它在香港的影响力，《新晚报》应运而生。创办时期，《大公报》的主要策略是找来本名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写连载小说。
讲到香港的新武侠小说，有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1956年的长达三个月时间里，《新晚报》最负盛名、最受欢迎的专栏叫做“三剑楼随笔”，由三位作者执笔，他们分别是梁羽生、金庸与陈凡（1915—1997）。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在1955年发表，当时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那时在香港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媒体，要争夺媒体上言论的影响力。
当时左派媒体的龙头是《大公报》，《新晚报》等于是《大公报》所衍生的一个媒体。金庸在1955年的时候任职于《大公报》，他的本职是国际新闻编译。当《新晚报》创办的时候，因为是一家新报纸，所以需要有吸引读者的特别之处。《大公报》觉得连载武侠小说会是一个好方法，要用武侠小说来拉拢读者，所以就先派了梁羽生上阵来写武侠小说。
梁羽生在《新晚报》上写了两部武侠小说，一方面大概也是累了，另一方面也需要换一换。所以这个时候就从梁羽生身边找到了本名叫查良镛的金庸，要他接着写武侠小说。
因为是报社指派下来的任务，所以当时查良镛第一没得推辞，第二也没有多想，就单纯地把自己名字当中的第三个字“镛”拆开来，拆开来之后的两个字“金庸”就当作他的笔名。
为什么会找到本名叫查良镛的金庸呢？不过就是因为他经常跟梁羽生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就侃大山。两个人都是武侠小说的热烈读者，两个人满腹都是读武侠小说的经验，累积了各种不同的记忆。很显然两个人聊的时候，一定会讨论什么样的武侠小说是好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好的小说应该怎么写。可能在这样的交谈过程中，他们多多少少也在想，如果我自己来写武侠小说我会怎么写？所以梁羽生一开笔，就能写武侠小说。金庸也是一样，一开笔就写了《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虽然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但是因为他已经阅读了这么多的武侠小说，又有了梁羽生开始在《新晚报》上写这种武侠小说的前例，所以一开始《书剑恩仇录》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
《书剑恩仇录》获得不少读者的青睐，顺理成章，金庸的下一份工作就是在长城电影公司当电影编剧。他身价也水涨船高，薪水从一个月一百五十港币，变成一个月两百港币。他通常每两到三个月，可以完成一部电影剧本，不论剧本最后是否成功拍摄为电影，都能拿到三千港币的酬劳，这当然是待遇非常优渥的工作。而且他还能亲近心仪的电影明星夏梦（1933—2016），金庸的爱情观一部分展现在他追逐夏梦的过程中。到了后来他创办《明报》，许多证据显示，金庸当时多多少少在想：如果我手上掌握一家报业，夏梦会待我更好。为什么我能这么断定？因为自从金庸创办了《明报》，《明报》前五年，确实除了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份报纸上刊登过最多的名字应该就属夏梦了。《明报》勤于报道夏梦消息是显而易见的，金庸甚至还出资让夏梦去加拿大旅游，旅途中按时发送海外旅行游记，那一度是《明报》最重要的新闻内容。
长城电影这一段历程，对金庸来说举足轻重。首先，他累积了一笔财富。其次，他遭遇了许多挫折，一部分是追逐夏梦的挫折，另一部分是编写的剧本拍摄为电影的概率很低，因此才会在1959年决定去办报。刚创刊的时候，报社共有两位合伙人，他和同学沈宝新。他先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但很快就赔完这五万，于是他又增资五万，维持住这五万资本。《明报》早期的资本，金庸总共投入八万，合伙人沈宝新投资两万，一直维持着这个股权比例。所以《明报》不折不扣是属于金庸的报纸，他在长城电影累积的薪资，让他足以支撑《明报》的营运，如果仅靠编译时期的薪水，是难以维系报业的。
创办《明报》之后，金庸的生命就进入另一个阶段。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复杂环境当中，走进香港读者的心中，他清楚明白报业的生存之道。借由撰写连载武侠小说的经验，他了解《明报》与其他报纸不一样的地方是跨越左中右派，因为无论站在哪一个政治立场，所有读者都会阅读武侠小说。这个立场直到1962年5月难民潮之后才有了转变。《明报》成为香港报业的大报，政治立场也变得鲜明，敢于挑战港英政府的权威。
过去有这么多武侠小说问世，在金庸之前，郑证因（1900—1960）、王度庐（1909—1977）、宫白羽（1899—1966）、司马翎（1933—1989）、欧阳云飞（1930— ）、东方玉（1924— ）、卧龙生（1930—1997）前仆后继地闯荡在武侠小说世界中，这些作者让武侠小说界风起云涌。但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在集体的环境下写作，他们依靠其他武侠小说所累积的江湖世界、武侠想象，吸引读者阅读；在读者心目中，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才是他们心向往之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的武侠小说。少林、武当、昆仑、峨眉印象反复出现在不同小说家的作品中，这一片江湖武林才是读者痴迷的对象。
为什么武侠小说最后几乎只剩下金庸独领风骚？包括上官鼎（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共同的笔名）在内的众多武侠小说家都被遗忘了，在金庸崛起之前，很少有武侠小说读者只读一家作品。但金庸塑造了不一样的武侠世界，他笔下的小说主角辨识度极高，读者常热烈讨论金庸小说里的角色像现实中的谁，在现实世界里找寻小说主角的面目。
这意味着金庸塑造太多令人无法遗忘的角色，譬如杨过、小龙女、张无忌这些形象鲜明的主角，或是抢眼的配角如岳不群。金庸在小说角色的介绍上，无论是人性心理的丰富性，或人物形象上的描摹刻画，都引起读者高度兴趣，展现高超的小说艺术。
黄蓉博学多才，中国诗词、术数等知识学问无所不精，在《射雕英雄传》之前，从来没有一部武侠小说出现过这样的角色。金庸等于是把想象中的武侠“隐世界”，套接到“显世界”的大传统中。大传统中的主流学问，包括中国诗词和术数，通过黄蓉显现出来，黄蓉这个角色则象征着大传统。除此以外，大传统中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也被金庸写进武侠小说。
金庸大幅扩张中国武侠小说的可能性，并且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他自己曾在《射雕英雄传》修订版序言里，提及“密室疗伤”那一回目。郭靖身受重伤，在牛家庄密室里疗伤七天七夜，郭靖和黄蓉必须待在密室里，“七日七夜之间，两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离开”，“决不可与第三人说一句话，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密室之外，各路人马不知道他们两人待在里头，发生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尔虞我诈之事，郭靖和黄蓉暗暗在密室内目睹一切。这是一出舞台剧，而且还是个非常精彩的“单目”舞台剧，金庸用舞台剧形式写小说，实在精彩无比。
另外，也是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和黄蓉遇见江南六怪之首柯镇恶，两人到了桃花岛，郭靖才发现五个师父都死在岛上。所有证据都指向东邪黄药师就是凶手，但这是金庸设置的机关，真正的凶手不是黄药师。小说场景换到了古庙，黄蓉在柯镇恶左手掌心写道：“告我父何人杀我。”她直接从藏身之处闯出去，与欧阳锋、傻姑一来一往地对话，一点一滴地套出事件真相。这一段情节是名副其实的推理小说，黄蓉化身为神探，在不合理的线索中重建案发现场，像一个神探般解谜，揭发真正的凶手。
在金庸之前，武侠小说是纯粹的类型小说，类型小说最大特色是集体创作与阅读。从中国侠义小说的脉络往下梳理，譬如《水浒传》《三侠五义》，及至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说，一路传承下来。清末民初，平江不肖生（1889—1957）开始创作新式的武侠、江湖概念；自此之后，中国类型小说从传统的侠义小说脱胎换骨，转变成现代武侠小说。
现代武侠小说在多元时代蓬勃发展，“南向北赵”［南向指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本名；北赵指赵焕亭（1877—1951）］时期之后，郑证因、白羽、王度庐写出风格别具的武侠小说，紧接着出现还珠楼主（1902—1961，本名李寿民）的武侠奇书《蜀山剑侠传》。当时的武侠小说家擅用传体笔法，创造出变化多端的武功招数，栩栩如生地描摹这些武功的招式，而侠义小说《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展现武功本领时，武打的场面都是在几句话之内结束，比较少细节描述。现代武侠小说家倾力着墨武功细节，这些小说家的笔下逐渐勾勒出江湖、武林中侠的人际关系及原则。
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白羽、郑证因、王度庐、还珠楼主等现代武侠小说家，他们的风格和笔法差异颇大，及至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进入了新阶段。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不能在内地（大陆）继续存活下去，而是到了台湾另辟天地，开启另一段新的文学生命。
上述这些武侠小说家来到台湾之后，在武侠小说创作的背景上，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代小说家，大部分也有军中背景。流亡时，他们以武侠小说作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到了台湾，这些作家开始在杂志、报纸崭露头角，大量出版武侠小说，这些小说相互影响他们彼此的写作。
这一代小说家在大量创作的过程中，迸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共同性，他们亦步亦趋地模仿平江不肖生的江湖、武林门派，换句话说，他们的作品让平江不肖生成为传统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武侠门派也就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的共同门派。在这个背景之下，包括平江不肖生式传统武侠小说在内的台湾武侠小说，影响了香港新武侠小说。从这个脉络来看，武侠小说的集体性格，也就更加明朗。
所谓集体性格，意味着无论这本武侠小说是由谁执笔的，小说内容不会有太大差别。虽然读者还是会在意图书封面冠上哪一位作家的名字，但是在武侠小说的阅读环境中，读者“博览群书”，你不可能只读卧龙生的小说，也不可能专攻东方玉的作品集，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武侠小说阅读方式。大部分读者会追着涉猎出版的所有武侠小说，当然很重要的阅读乐趣是去评价这些武侠小说家作品的优劣胜负。
在金庸出现之前，武侠小说面目模糊，它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建构在它的集体性上。读者不会沉迷于单一小说或单一作者，而是沉浸在武侠小说共同塑造的集体记忆中。然而这种武侠小说的阅读形态，自从金庸小说出现之后就完全改变了，这也是直到今日金庸的武侠小说仍然值得一读的缘由。
从武侠小说传承的角度来看，金庸小说不再是集体论述当中的武林世界。金庸小说突显的独特性，是那么鲜活，以至于在武侠小说的集体意识中，金庸自成一格，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武侠招牌。
武侠小说原本是集体阅读的类型小说，一般来说，读者已经熟稔于所有武侠小说所建构出来的集体阅读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武侠小说写得太具原创性，风格太强烈，很可能就会让武侠小说的读者不买单，因为需要重头熟悉、记忆这个新创立的武侠体系，很容易造成阅读疲累。但是金庸打破了这种阅读规则，所有嗜读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沉迷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即使他在武侠小说的集体意识中添加许多独创性的内容，仍然掀起一股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风潮。这在武侠小说创作文类中，是前所未见的特立独行。
金庸的武侠小说催生了奇异的阅读效应，他的武侠小说养坏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原本，武侠小说家都在集体的武林通则中混战，只要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写，读者都会买单。但金庸额外在武侠小说中增添了许多内在故事，以至于到后来，当读者阅读完金庸小说之后，就无法回头再看其他的武侠小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更多期待—武侠小说怎么可能就只写到这种程度，金庸的小说有更深的叙事结构及层次。金庸之后，武侠小说的创作迈向新的标准。
金庸武侠小说的叙事别具一格，其他作者无法任意模仿他的笔法，例如像黄蓉这个角色，容纳中国传统知识学问，琴棋书画，无所不知；阅读这个角色的同时，读者不知不觉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潜移默化，而且注意到其他武侠小说不会给你这样的阅读经验。
你不需要完全理解黄蓉所精通的知识，当她为瑛姑解开三道算题，传授解题的算式：“以三三数之，余数乘以七十；五五数之，余数乘以二十一；七七数之，余数乘十五。三者相加，如不大于一百零五，即为答数；否则须减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数。”即使你完全对于这个解答摸不着头绪，也无碍于阅读上的乐趣，反而跟着瑛姑神驰目眩，目不转睛地看着黄蓉解开一道又一道谜，暗暗赞叹，并且折服于这个角色的聪颖，进而被小说故事说服了。也因为如此，当我们看瑛姑为了解救困在桃花岛上的周伯通，日夜苦思、钻研术数，即使心知肚明她再研习一百年奇门术数也无用，无法胜过桃花岛主人黄药师的学问，仍然殚精竭虑，陷在术数的魅力中，欲罢不能，我们完全认同瑛姑的痴狂。读至此，小说角色和故事完全虏获了我们。
普通的小说家写不出这样满腹经纶、魅力十足又令人信服的角色，无法像金庸一般将中国传统知识架构在小说叙事里。叙事层次丰富的作者可以描写扁平的扁形人物（flat character），换言之，立体的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不可能出自叙事简单的作者笔下。对照之下，意味着小说最复杂的角色，往往回应了小说作者的复杂程度，由此来看，至少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小说的领域里，金庸独一无二。
金庸创作过的角色，比如杨过、小龙女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两个角色的纯粹形象都属于性格偏执的类型人物，一般小说家也可以掌握这种角色的叙事技巧。可是，金庸的最大挑战是那些错综复杂的角色。他早期的突破之作《射雕英雄传》，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黄蓉，而非郭靖，相对而言，郭靖是比较好驾驭的角色，难写的是黄蓉及黄药师这两个角色。
到了创作中期，金庸在叙事上又有所超越，表现在《笑傲江湖》中岳不群这个角色身上。如果小说家的内心里不存在层次丰富的深度，绝对写不出像岳不群这种表里不一、诡计多端的人物。再往后看，在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史上，《鹿鼎记》极为重要，这部作品综合了金庸写作小说的本领和叙事技巧，所以说《鹿鼎记》是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也就一点不令人意外。《鹿鼎记》之后，金庸再无新作，因为他已写尽他所能写的武侠小说。
写作初期，金庸创造出黄蓉；到了创作第二阶段，他描摹出《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这样一个复杂角色；接下来，从岳不群这个角色延伸出去，则是《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到了他小说创作的后期阶段，《鹿鼎记》韦小宝跃然纸上。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前所未有，考验作者的能耐；小说家本身的内涵一定超越了一般读者的想象，才能将韦小宝这个角色写得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