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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问大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宽广深厚，其学问所及不仅广涉中西古今、儒道玄佛，且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在其十卷本的文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四种：《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和中国文化》《在儒学中寻找智慧》。这四种著作不仅可以反映汤一介先生学术体系的构成，也可反映其由玄入道，由道入佛，由佛返儒的学术根脉和学术历程，其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的特点，可谓“三教递进，尤精儒学”。
汤一介先生之精于儒学，其表现主要体现在《儒学十五论》中。关于此书的来龙去脉，有许多故事和背景。今天出版的《儒学十五论》，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儒学十论及外五篇》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而《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原本是汤先生为主编并亲自撰写多卷本《中国儒学史》中的一卷而准备的材料。据我的记忆，《中国儒学史》当初只设计为九卷，分别为“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卷”“现代卷”。之后，聘请九位对各卷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各担纲一卷分别撰写。在撰写过程中，我曾向汤先生建议，是否可再增加一“儒学总论”卷，作为《中国儒学史》的第一卷或最后一卷。我同时又建议“儒学总论卷”可由汤先生亲自撰写。汤先生当时表示同意，但可能感到他总揽《儒藏》编纂的任务太重，很难抽出更多时间专门撰写这一卷，只是同意考虑一下。后来，汤先生确实感到时间不足，再加之精力有限（此时汤先生已年过七十），“总论卷”的撰写便延宕下来。此后我又提议，能否由我写出“总论”提纲，大家讨论确定后，再请九位作者各自承担一章，共同完成“总论”的撰写。汤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并让我先写出一章或一节看看，同时他也表示先收集一下他已有的儒学研究材料和已有的儒学研究的文章，还是准备“总论卷”的撰写。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汤先生告诉我，他实在没有精力独自完成一卷，但他答应会为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写一长序，以补没有“总论卷”的不足。由此，“总论卷”的计划基本放弃了。
据我推断，《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汤一介集》第五卷《在儒学中寻找智慧》这两部论文集应该是或可能是“儒学总论”的准备材料或未成稿。汤先生之所以放弃把它作为“儒学总论”一卷，可能觉得还不够充分和逻辑化，这充分反映了汤先生做学问的严谨和认真。现在看来，汤先生的《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或《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两书，如再稍整理、补充并使之逻辑化，完全可以成为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的“总论卷”。我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是，没有坚持和帮助汤先生做好“总论卷”的撰写工作；至今也还觉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似乎缺点什么。
《儒学十五论》可以说是汤先生儒学研究的精华，本书即将结集出版，也勾起我对汤先生的很多回忆。当初，汤先生让我先写出“总论卷”的一章或一节，我遵命很快写出，却没有拿给汤先生看。但后来，“总论卷”从延宕到放弃，我写出的这一节也置之高阁。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对汤先生的一种纪念和对《儒学十五论》的一些学术铺垫。
儒学自孔子创立至今，已逾两千五百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记忆中，作为中国文化主干和主流的儒家思想，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过。它像滔滔不断的长江、黄河，既有其源，又有其流。尽管有时因高山阻隔或水旱影响，其流向、流速和流量因时因地而异，但既然能最终流入大海，说明其流未断。我们今天谈国学或传统文化，首先必涉及儒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学或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儒学。因此，要了解国学或传统文化，就一定要了解儒学；要了解儒学，就该了解儒学的根脉源流及其称谓和内涵。
“儒学”一词，一般是对儒家思想和学说的概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史记·五宗世家》有“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后汉书·伏湛传》亦有“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等提法。这可能是“儒学”一词的最早出处。因儒家学派为孔子所创，故在孔子前，似无“儒学”的提法。古代“儒”字所代表的意义，最初盖指巫、史、祝、卜等早期宗教的教职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后世学者如俞樾、章太炎、钱穆等遂把原始儒者称为方士或术士。《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钱穆据《说文》称：“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称。”章太炎称：“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涝。”因此，原始意义上的儒，应该是一种宗教性、政治性和教化性的职业。
随着中国古代理性的发展和三代文明的转型，从事原始巫术礼仪活动的儒，逐渐从宗教与巫术中分化出来，开始向两个路向发展：其中一部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礼仪知识，成为国君或诸侯的助手，致仕后又多为政府进行贵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一部分则散于民间，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礼的知识和经验，成为专门为贵族相礼的实践家。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儒学比较晚出。《诗》《书》《易》三部文献中都没有儒字。《论语》中只两见，《孟子》中亦两见，《庄子》内七篇中仅一见，并且都未做具体说明。在先秦的著作中，从孔子开始，方见儒字。其后，《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又有儒者、儒术、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称谓，其中一部分是对孔子以前儒义的追述，如《周礼·天官·大宰》说：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这里所列举的协调和维系邦国之民的九条官制，与儒有关的是三、四两条。这两条内容，不仅与孔子以后的儒家均有关系，而且也透露出孔子以前儒的意义。“师，以贤得民”，郑玄注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贾公彦疏云：“‘三曰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以下，立教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这里所谓三德三行，按《周礼·师氏》：“（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以上是师氏之所掌教。“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按《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上述材料说明，虽然在官职上，师氏与保氏有高低之别，但其所掌工作之内容却极为相似，都是以教育、教化为主，即后世所谓“师保之教”。不仅职务基本相同，其掌管的教育、教化的内容也基本一致，这些内容，在后世的儒家学者身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周礼·地官·大司徒》也谈到儒，且师儒连称曰：
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即原有的基本礼俗。以旧有的基本礼俗来安定万民，其中一俗即“联师儒”。郑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贾疏：“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乡闾子弟皆相联合，同就师儒，故云联师儒也。”这里，师儒连称，反映了儒之内涵的演变，且可以看作孔子以前，从巫、史、祝、卜中分离出来以后的儒的主要含义之一。
20世纪30年代，关于孔子以前有儒无儒的问题，学术界有许多辩论。胡适持孔子以前有儒说，认为“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语言。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的保存者与宣教师”。（《说儒》）冯友兰的看法与胡适相反，认为在孔子以前既已有儒是不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在孔子以前的书上，我们没有见过儒这个字”；其二是，儒是起于贵族政治崩坏以后，所谓“官失其守”之时，“贵族多有失势贫穷而养不起自用之专家者，于是在官之专家，乃失业散于四方”（《原儒墨》），而贵族政治崩坏，又恰在孔子之时，因此孔子之前无儒，儒是自孔子时才出现的。
胡、冯二氏的辩论，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就儒的狭义方面说，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较为妥当；而就儒的广义方面说，胡适先生的看法有合理性。其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缓变的性质，儒与儒家（或儒学）虽然并非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必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说孔子之前无儒家是对的；但说孔子之前无儒，就显得有些绝对。因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建立儒学体系，并不是凭空完成的，必然依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方可创造或完成一个重要的学派。这一点除上引《周官》的两条材料外，还有一些材料可透露此中消息。
第一，《左传》哀公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鲁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74年），上距孔子之死仅迟五年，盖当时《论语》尚未编出，而此之所谓儒书，是较早出现的儒与书的连用，其含义一方面盖指孔子教授弟子《周礼》或六艺之学；同时也不能排除孔子以前的儒学古义。
第二，孔子以前虽无儒之名，却有儒之实。专以相礼为职业者即是其一。其二是在官的礼乐专家，以殷周以来的礼乐典章教授贵族子弟，即前面所提到的“师保之教”。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派士亹为太子师傅，士亹请教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申叔时所提出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内容，基本上都与后来儒家所提倡的“六经”或“六艺”有关。其中，除“春秋”非鲁春秋及“易”没有被列举外，其他“五经”的内容几乎都包括在这个简要的书目中，只是当时还没有明确化而已。
申叔时还对士亹说：如果上述典章文献的教育还不足以使太子恭顺向善，则需要进一步实施具体化的教育内容，即：“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国语·楚语》）申叔时这段话更明确地表示出儒家之前早期儒者或“师保之教”的从教思想及其基本精神。这里提出的“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等观念及内容，亦多为后来的儒家、儒者所继承。楚庄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13—前591年，共在位22年，以折中计，下距孔子出生早五十余年。由此可以说明，早在孔子前，即已产生了与后来儒家关系甚为密切的早期儒者。他们一面做官，一面成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师保，后来遂演变为专以教书为职业的儒。
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既已有儒的职业，而且孔子以前之儒，又多与殷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其中尤其着重于诗、书、礼、乐等文物典章制度。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贵族子弟教育的需要。在孔子以前，只有贵族才有教育，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很少或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王纲解纽”，贵族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和“礼失而求诸野”的局面。汉代刘歆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论及儒家乃言出于司徒之官。而《淮南子·要略篇》论及儒家时，亦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学开始于孔子，遂成定论。
孔子以前有儒，但尚未成其学。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可证明儒学不是孔子别出心裁的创造，而是取法历史，继承古学，发明新义，而取合于时代，故孟子屡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
从上面对古儒的追溯可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或建立的儒学思想，一方面保持了古儒的特点、特征；同时又使古儒跃升为新的儒学，因此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第一，从内容上看，《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被汉代人称为“六经”的三代元典，远在孔子以前，既已成为儒者教授贵族子弟的基本科目，孔子后，遂即成为儒家遵循的重要经典；第二，上述内容虽有传续，但至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迁流，三代元典渐趋散乱，虽在官府时有教授，但若无孔子的修订、整理和传授，中国传统儒学则大有断裂的危险；第三，在孔子以前，“六艺”或“六经”的内容，多是贵族政治赖以存在的理论形态和主导思想，孔子后修其为学，使之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和规范化；第四，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把古代文献和传统学术思想从原来官方独揽的局面转化为向民间普及，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传统教育的基础，为以后士阶层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准备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完整模式；第五，由于古代儒者与后来儒家均以“六艺”为宗，故使儒家学派从始至终对中国社会现实、人们的道德修养、人生的进退出处充满了热忱和关怀，从而与事功、作为及历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树立了远离宗教和关心人文的现实态度及实用理论的传统。
前面提到，儒学或儒家是后来汉代人的说法，孔子本人在《论语》中只谈到“大人儒”与“小人儒”的问题（《论语》中，“儒”字仅此两见）。《孟子》中，“儒”字亦仅两见。到了荀子，情况则大有改观，《荀子》中专有《儒效》篇以释儒，提出所谓“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概念，以阐释孔子所称的“大人儒”与“小人儒”的差别及义涵。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这里所谓的圣人，实为荀子所谓的“大儒”之效。王先谦解“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之“是”，乃谓“管，枢要也；是，是儒学”。荀子认为，作为圣人之大儒，乃是天下之道的总汇，而“天下之道”“百王之道”所依据、所通行者，即是儒学。《诗》言儒志、《书》言儒事、《礼》言儒行、《乐》言儒和、《春秋》言儒之微言大义。总之，此段文字所言“是”者，皆谓儒也，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天下之道皆以儒为归依，遵循它，国家即可得治，违背它，国家即遭衰亡。
这里，荀子明确地把《诗》《书》《礼》《乐》《春秋》作为儒家或儒学的归依，“天下之道”“百王之道”均以此为指导，能行此道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
”（《儒效》），“此之谓大儒”。这些都可看作荀子对儒或儒学所给予的理解或初步界定。
在荀子稍后的时代，虽然仍未现儒家、儒学的概念，但对儒的规定更加具体化，以《礼记·儒行》篇为例，其对儒或儒者的思想、行为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容貌、品行、举贤、援能、修身、交友等等，在列举了十几条儒者所应具有的品德之后，《儒行》篇的作者进一步总结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这里，作者把仁作为儒者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提出来，并从温良、敬慎、宽裕、孙接、礼节、言谈、歌乐、分散等八个方面规定了儒者的思想和行为，突出了仁对儒者的本质界定。该文最后又特别强调：“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以上这两条材料，可看作对儒者的首次定义。其中亦透露出作者对当时“常以儒相诟病”和“众人命儒也妄”的批评。这其中的批评，亦应包含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所造成的儒家学派的分化与相互攻诘带来的思想混乱，故有重新厘定何谓儒、何谓儒学的思想动机。由此看来，《儒行》篇的出现，不会早于荀子，也不会晚于秦汉，一定是从荀子到秦汉间的儒家著作，因为无论是荀子，还是《儒行》篇，都未出现儒家和儒学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秦汉以后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方对儒学的性质及功能做出说明，但却始终未发现儒学或儒家的概念，而是以儒者称之。如其言：“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荀子以后，对儒家或儒学基本特征的最早描述，但还谈不上是对儒家或儒学的定义。对儒家或儒学具有定义性描述和评论者，要数两汉之际的大儒刘歆，其在《七略》的《诸子略》中，正式提出儒家和儒学的概念，且对儒家的起源、性质、特点等做了较为细微的描述和评论。他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
上述刘歆对儒家或儒学的看法，可构成何为儒家、何为儒学的定义，其中既涵盖儒家之起源，又涵盖儒学之基本内涵，同时也揭示了儒学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效用，而且还探讨了“五经乖析”“儒学寖衰”的原因。刘歆对儒家的这种分析评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可见，究竟何谓儒、何谓儒学，自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儒或儒学的了解。儒家“六经”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儒学的内容，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艺术、伦理、人生、道德等庞杂内容。在如此诸多的内容之中，又贯穿着儒家的宇宙观、形上学、人生观和方法论。因此，要给儒家或儒学下一个完全周延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只能从某一角度或某一侧面概括其某一特点。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就是如此，如梁漱溟从儒家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儒学，即是“反躬修己之学”（1985年2月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的演讲）。冯友兰在其《新原人》中，认为儒学主要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问”。而钱穆则认为，“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由此亦可推出“儒学即六艺之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学即是人学”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概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缺乏周遍性。如果把古往今来的这些意见综合起来，能否说：
所谓儒学，是指孔子开创的以“五经”“四书”为主要经典，以天人合一和中庸为主要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基本观念的劝学、修为、务本、入世的人道理论和人文思想。
这样一个定义，能否在外延上与中国古代其他重要学派如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划分清楚，而在内涵上又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儒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从而避免以往儒学定义所存在的同义反复和某种片面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融汇了先秦诸子各派的思想精华，与其他各派相比，儒学或儒家学派是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其中包括从魏晋至唐宋，儒学对玄、佛、道的吸收，近现代以来，儒学对西方思想的吸收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儒学或儒家思想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主干，离开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或将失去其基本内核。
汤先生的《儒学十五论》，可以说是以哲学家的眼光对儒学基本内核的理论透析，它代表了汤先生对儒家哲学体系的完整概述和儒学基本内涵的系统分析。在汤先生看来，天人合一是儒学或中国哲学中讨论天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命题，“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历史上，它成为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普遍共识，成为早期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构成人类处境的外部环境的理论思考和贯通一切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有机、有序和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和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因此，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思考，“它表达着人与天有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而且在人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汤先生还认为，只有把“天人合一”思想做哲学的理解，“这样才能认识其真精神和真价值”。
汤先生论知行合一，重点强调知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在儒家哲学中，它更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它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应知，而且应行（实践，身体力行）。认识问题如果不与道德修养问题相结合，就会产生知与行的严重割裂，从而造成人格的分裂。汤先生在该论中，引王夫之的话说：“智者，知礼者也；礼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礼皆中节，知礼则精义入神，日进于高明而无穷。”汤先生认为，这正是儒家哲学中做人的道理所在。所以，知行合一无非是要求人们既要知天道、人道，又要行天道、人道，以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这样就会有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使知识不流于空疏，使行为不流于污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汤先生论情景合一，乃是从艺术和美学角度，讨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即相融关系，揭示儒学强调从人的心灵深处去体悟道德之善，从而达到由天人合一向情景合一的贯通和渗透，以实现儒学在人生境界上的艺术美与心灵美的有机统一。在汤先生看来，情景合一不仅是美学命题，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命题。汤先生引用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情是内在于人的，景是外在于境的。把审美主体之情，融入审美客体之景，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生命跃动。也即是说，只有情与景相融，心与境相通，内与外相即，才能成为上乘的艺术作品，从而达到主客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这也即是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审美观和艺术观。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审美观，对人之性情的陶冶，对人格修养的润泽，乃至对人生境界的培育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汤先生充分肯定儒家的情景合一的文艺美学命题，它是人们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构成儒家哲学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总之，在汤先生看来，《儒学十五论》的核心即是上述三个合一。天人合一是要求人在生生不息的天道变化中实现自我与天的认同，其所体现的是人类对真的探求；知行合一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认知并实践天人合一，这是人类在身体力行中，自我完其善的过程（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情景合一是要求人在探求真、善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其思想感情而感受天地造化之功，而达到情景交融、主客合一的尽美境界，体现真、善与美的统一。
汤先生认为，儒家哲学关于真、善、美之所以可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来表述，这正体现中国传统哲学以追求一种人生理想境界为目标，而天人合一正是中国的一种在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有着相即不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有机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
汤先生对儒家哲学的理解，具有对儒学现代诠释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汤先生尝试建立自己的中国哲学体系的雏形，即通过揭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归纳出儒家哲学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大核心命题为主线，构建儒家哲学的真、善、美这三重人生哲学的重要理念，突出了中国哲学重人生的基本特质。
从基本范畴到核心命题，再到真、善、美三重理念的建构，最后落实到中国的人生哲学或理想境界，这是纵向延伸的逻辑结构。同时还有其哲学体系的横向逻辑结构：由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的三大核心命题，推衍出中国哲学的三个重要构成部分或三大基本理论体系，即普遍和谐论、内在超越论、内圣外王论。普遍和谐理念体现儒家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体现儒家哲学的境界论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体现儒家的社会政治论。此外，在《论〈周易〉哲学》和《论和而不同》两篇文章中体现出知识论和方法论倾向。
《儒学十五论》是汤先生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在“十五论”之外，汤先生还有大量的儒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学所展开的讨论，其中包括中国哲学范畴体系问题、新轴心时代问题、中国解释学问题、文明共存问题、中西古今会通问题、反本开新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普遍价值问题、儒学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以及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这十大问题与《儒学十五论》都有紧密的联系。“儒学十五论”具有微观研究性质，“十大问题”则具有宏观研究性质，因此，我们在阅读汤先生的《儒学十五论》时，还要参考上述“十大问题”的研究，这样才能全面理解汤先生的历史忧思和他的文化关系。
在海南出版社出版汤一介先生的《儒学十五论》之际，出版社嘱我为该书写导言，汤先生是国学大家，我是汤先生的后学，因此不敢称导言，仅为学习心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