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要略，乃概要、主旨之义。作为一种文体，当创自《淮南子·要略》，著者于《原道训》《俶真训》等正文后，担心读者离本就末，特加简括，以表明各卷之主题。许慎注称“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可知体例之高格。忽忽两千余年流逝，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行于世，亦以明要指，识大体，见精微为追求，在同类著述中可谓标标特出。
著者刘梦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早年与冯其庸、李希凡二老过从密切，应邀参加《红楼梦》校注组。其时他在治学方法上已显露出个人特色：先是受到这部伟大小说的吸引，论秦可卿，论晴雯，论抄本的回前回末诗，阅读深细，阐解时见精采；接下来博览和选录前贤已有之作，辑成《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同时撰写《红学三十年》，将一项专书的研究，提升到学术史的层面。此乃治学之循序渐进，也是摒弃轻巧、竭泽而渔的笨功夫，与四库馆臣、乾嘉学人的路径深相契合。而红学实为王国维、胡适等前贤曾经深耕之地，由此进入现代学术的场域，应属自然亲切，略无阻隔。作者尝述及由文入史的契机，称“桥梁是王国维、陈寅恪与钱锺书”，若具体论列：应是受钱锺书先生影响较早，曾将《管锥编》《谈艺录》作为日课，食髓知味，沉浸其中；受陈氏影响较大，著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论稿》等，搜剔抉发，也在精神上体悟会通；至于对王国维，既有专论，亦“采取王陈并治的办法”，比照映带，充满理解之同情。所著《七十述学》第九章写道：
王、陈、钱学问世界的渊深博雅，不仅可为学术立范，也可为学者为学立则。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评，他们三位都当得，而后学无法不以之为楷模也。
温情络绎，感慨兴会，标举陈氏的“文化托命”之言，自也隐含着一种接引和担当意识。
与此相牵接，刘梦溪也将目光扩展到与王、陈、钱同时代的诸位大家，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天地。可推想，那是一段新的疯狂阅读，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一份沉甸甸的获得感。他开始广邀学界朋友，以名家、名著、名篇为纲领，编纂一部大型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凡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七历寒暑，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梦溪先生为这套丛书撰写了长序，畅言研读百年来名家名著的心得，曰：
中国现代学者群中，有一大批杰出的硕学巨子，为人特立独行，论学兼通中西，著文妙解神会，真正是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和现代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他们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分明可作为现代学术经典而当之无愧。
立论精当，说理通透，文字亦气象阔大。那是中国人迭经乱离的百年，而学术上则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杰出人物，思来是何等的幸运！此文题为《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可视为一代杰出学人的心史，颇见其理性光华，而一经刊载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那场著名的“东塾雅集”即因此而设，李泽厚、李慎之、戴逸、汤一介、庞朴、余敦康等大家相聚论争，火花迸溅，成为当代学术的一段佳话。越十年，梦溪先生由总序扩展为同名专著，再十年又有修订本问世。修订本者，一以见学术生命之顽强，一以见作者治学态度之端严，想读者诸君应有同感。
《要略》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教科书，设题命意偏又逸出“现代”的藩篱，循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谈玄、佛教东渐、宋朝理学之路径，既见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又见“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多元化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意在彰显中国学术的传承流变之迹；而作者所拟之现代概念，则是以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为肇始，大异于史学圈通常的以“五四”为界。他说：“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中国现代学术从发端到结出丰满的果实，道路并不平坦；现代学者在‘五四’前后创造的学术实绩，证实中国学术迎来了新的繁盛期和高峰期。”其所称繁盛期和高峰期，在胡适笔下则是“凋敝零落极了”，评价的差异应出于作者回望百年的复杂感受，当也有着与时下学界情状的比较。
刘梦溪的文字一向明畅骏快，论人记事每真意流沛，数笔点染即情境鲜活，与所谓“学院派”的八股文章大异其趣。如其写王国维投水后的追悼场景：“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向死者遗体告别，恭谨致礼，静默如仪。正在这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莅临现场，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场的姜亮夫、刘盼遂等国学院同学，当即痛哭失声”。后陈寅恪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曰：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不仅是对王国维的深切悼念，也是对文化和学术传承深邃精到的概括。《要略》正文与附录中都曾对“文化托命”引申阐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关键词。举凡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术业有专攻，成就有大小，而矢志于为华夏文化托命则一。
正是在“文化托命”的精神层面上，刘梦溪注意到并喜爱上马一浮——一个僻居僧寺或陋巷、执意远离喧哗的通儒，一个长期被学术圈忽视和贬低的醇厚学人。针对那些不宜评价过高、不应偏爱的说法，梦溪先生直认不讳，强调“二十世纪我偏爱两个人，一是陈寅恪，一是马一浮。我甚至认为马一浮对儒学和佛学的贡献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人”。偏爱，有时也是学术道义的呈现。《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多处引用马氏语录，如曰：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
有些云山雾罩，不那么好懂，即便弄懂也不那么容易去践行。而梦溪先生“呼吸领会”，不仅潜心研治马一浮其人其学，申论阐扬“六艺”的文化意义，且甘愿放下一些成熟论题，发力去重读经书，写出一系列识见独具的专论，学术境界又有升华。
二十世纪早期，随着清朝的衰败崩解，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国内学者滋生出检讨、自贬、疑古等意识，学术进步在焉，历史虚无主义亦在焉。钱穆大声疾呼：“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提倡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约略与之同时，马一浮拟订复性书院学规，以“主敬”为首，而对“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不屑一顾。
现代学人之名句警句，于书中随处可见，可知作者为现代学人的知音，是那个群体的知音，也是一个个前贤的特达之知。其写王国维、陈寅恪、陈梦家的文字让人读之泪下，而对马一浮应更为着力和动情，拂去时序的封尘，也剔除一些荒诞传闻，致力于呈现其个性与思想的光芒，论曰：“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在《要略》一书中，作者慨叹“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接下来备举“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以及韩愈、苏轼、朱熹、王守仁、李贽、王夫之、戴震等，包括二十世纪的杰出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大都命运多舛，饱受政治上的打压或生存困乏，黄杨厄闰，备历艰维。而他们是中国文明史、学术思想史上的标志性存在，是浩浩长空中的星辰，交相辉映，共构成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系。
刘梦溪曾说：“我是念文学出身，为学的路子很长时间未尝或离文学，虽然也喜欢历史，喜欢哲学，但文学的影子隐隐如在。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尽脱文学而入于史学。”极而言之似乎是梦溪先生的行文风格之一，简捷精到所附焉，或稍欠严密。以在下之见，作者至今仍未尽脱文学，而出入于文史之间，对人文情怀每多关切追摹，恰我国现代第一流学人的共通之处，亦本书精华之所在，读者诸君当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