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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拙著《糖史》的第一编——国内编。可以独立成书，因名之曰《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
我对科技所知不多，但是我为什么又穷数年之力写成这样一部《糖史》呢？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意在写文化交流史，适逢糖这种人人日常食用实为微不足道，但又为文化交流提供具体生动的例证的东西，因此就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跑了几年图书馆，兀兀穷年，写成了一部长达七八十万字“巨著”。分为两编，一国内，二国际。西方研究糖史的学者已经写过的，我基本上不再重复。我用的都是我自己从浩如烟海的群籍中爬罗剔抉，挖掘出来的。
现在为什么把第一编称为《中华蔗糖史》呢？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糖泛指蔗糖、甜萝卜糖，还有麦芽糖等等。我仅取其前者，以蔗糖为主，间亦涉及甜萝卜糖，因为这两种糖与文化交流密切相联，而后一种则无此作用，所以我略而不取。
书中有几章已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已经发表过的那一些章，我虽还没来得及同我的原稿细细校对；但是，根据我和别人的经验，在个别地方，难免为所谓“责任编辑”所改动过。如果改得对，我当然十分感激。可情况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我使用了“窸窣”二字，这并不是什么稀见的怪字，连小学生用的小词典中都有。可是我们的“责任编辑”却大笔一挥改为“蟋蟀”二字，真令我啼笑皆非。别的作者也有同样的不愉快的经验。兹事体大，这里先不谈。总之，本书中不管已经发表过或者尚未发表的章节，现在出版时，一律根据我的原稿。这决非我狂妄自大，吾不得已也。
但是，阅读一部长达三十五六万字的书稿，确是一件苦事。我现在年迈昏聩，“老年花似雾中看”，字比花更难看，我已无此能力。只好请我的学生王邦维教授担任这一件苦差事。他精通汉语古典文字，又通多种外语，他是完全能胜任的。对我来说，在垂暮之年，这是一件难得令人愉快的事情。
现在采用这种分开来出书的办法，是应急之举，不得已而为之的。将来两编合为一书，仍称《糖史》，加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
1996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