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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唐代的甘蔗种植与沙糖制造以后，我现在来谈外来影响。在这两个方面的外来影响，不自唐代始。中华民族很早就同域外的民族有文化交流的关系，有出也有入，从而促进了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到了唐代，由于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方面的情况，我留待“国际编”中去谈。在这里我只极其简略地谈一下，而且仅限于上面引用的资料。
笼统地说，唐代在蔗和糖两个方面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国家）和印度支那半岛。
谈到印度，上面引文中已经引了不少。特别是唐太宗从摩揭陀国引进熬糖法，煌煌然见于中国的正史《新唐书》，更是值得注意。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谈了。
至于波斯，这里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历史，远不如印度那样长。我在上一节中已经说到，甘蔗公元600年左右才传入。然而古代伊朗人不久就在熬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成就对世界一些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传入了中国。生活于621—713年的孟诜，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沙糖时说：“蜀地、西戎、江东亦有之。”“西戎”一词不知何所指。在讲到石蜜时，他却明确说出：“自蜀中、波斯来者良。”看来上面的“西戎”很可能指的就是波斯。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事情发生在唐代，记述却见于宋朝。这就是邹和尚的传说。详情请参阅“国际编”第六章“邹和尚与波斯”。我在本书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中还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至于大食，由于伊斯兰教兴起较晚，穆罕默德唐初还在世。所以在唐代，除了大食能雕刻石蜜以外，没有别的关于蔗和糖的记载。唐代以后，阿拉伯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世界上制糖法的传布方面，阿拉伯人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是后话，这里先不提了。
[1] 参阅Noel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vol.I，London 1949，pp.12—13；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