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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楼先生《中国的品格》首次出版，十多年来备受社会各界读者好评。这本楼先生在七十三岁出版的口述著作，影响力如此广泛，既因为社会上有爱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气，大家都想了解“中国”两字的内涵，也因为楼先生确实在这本书里将其毕生的治学体会和盘托出，没有保留，不假修饰，生动地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表现形式。能以如此通俗、简洁的语言，讲清楚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讲透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医理论，当代学人中间，非楼先生莫属。说话通透，是我跟随楼先生求学以来最大的感受。
楼先生研究中国哲学，早年专注于原典的研读和整理，最著名的成就莫过于早已成为学术经典的《王弼集校释》；到了晚年，七十岁以后，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和身体力行，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数这本《中国的品格》，以“人文精神”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或特质，反复再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楼先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先生认为，现代社会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或被物欲左右，或无奈地祈求神灵。“人文精神”最主要的意思是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不受制于内心的物欲、外在的神灵。因此，先生常跟我说，现代社会的建构应当坚持“人文立本”。个人的觉醒和自律，才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相传孔子当年受困于匡，即便身处险境，因对自己的文化传承使命意志坚定而泰然自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周文王以来，历代贤圣赓续道统，斯文不坠。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具有一种独特的连续性。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否定。在那个激烈的反传统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不完全是“全盘西化”的论调。1935 年 1 月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希望中国的文化建设“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然而，怎么算是“科学方法”？1923 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里提出“国故学”，认为“国故”既包括“国粹”也包括“国渣”，主张“拿历史的眼光”整理国故，“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这种基于实证史学的国学研究，现已成为海内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流。然而，对待中国文化还有另外一派，主张要从“精神生命”的角度肯定中国文化。1958 年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发表了一篇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而不能把中国文化当作死了的对象研究。
文化的传承，是一件极复杂的事情，每天都有变化，每天又在延续。看似客观的实证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清楚古今之间的连续性，更难以呈现连续和断裂的对立统一。楼先生将“人文”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质，隐含了一种将文化传统视为精神生命的内在体验。这种基于生命体验的“人文”，包含了一个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经典系统和社会制度，以及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修养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作为哲学教授，楼先生尤其重视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重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经典体系。直到今天，九十岁高龄的楼先生还保留着一个文人的优雅和从容，宛如魏晋名士，对自己叹服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半点虚情假意，身体力行。唱昆曲、吹笛子、传古琴、练书法、讲中医、说茶道，占据了他一生太多的时间。对“人文”的表述和诠释，贯穿于《中国的品格》全书。这条精神主线，一以贯之，浑然天成，并没有试图说服别人，而是在以自己的体验感染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有感而发、娓娓道来的亲切和自然。
因此，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是一种能成为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得乎心、形于体。他说的“人文立本”，是对先圣“斯文在兹”的时代化诠释。
20 世纪中国文化最大的变化，是新旧知识体系的转换。经史子集的四部体系，在 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转换为源自西方大学的“七科”（文科、政法科、医科、理科、农科、工科、商科）体系。
这是中国设立现代世俗学科体系的开端，儒家经学由此失去了它在现代知识体系里的主导地位，但这不代表传统经学所建立的伦理秩序和社会教化就已退出中国社会。现代中国的意义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出现多样化的格局。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多元并存，一方面促成当代中国的思想活力和理论创新，同时也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和主体内容的模糊认识，常常以彻底否定中国本位文化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发展。
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多数情况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有的喜欢讲孔孟老庄的思想传承，有的喜欢讲经史子集的学术分野，有的喜欢讲古琴茶道、中医养生，还有的喜欢讲民间流行的风水算命。所有这些内容，虽说博大精深，但也“统之有宗”：“文”在其中，蕴涵着以“人文”为本的思想。在楼先生看来，“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代表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
楼先生有一篇我认为极重要的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 年 12 月），该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同于现代汉语所说的“人本主义”，强调这种人文精神“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人文”相对于“天文”，一个代表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一个代表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古代中国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楼先生认为，“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应是战国时期的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视为“万物之灵”，不受神、物的支配，这种思想“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从生养的角度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根本，但从治理的角度说，人在天地之间有其主动性，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人的相互交感，“天人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楼先生认为，这里的“天”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关键是“顺自然”，注重因势利导，不违天时。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关键是“疾敬德”，注重道德修养，克尽人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想主线，道家和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都能贯通于此“人文精神”。这部《中国的品格》，其主要的思想内容，大多已经蕴涵在楼先生 1995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里。每次读楼先生的学术论文，都能深切感受到先生“厚积薄发”的沉潜功夫，也都能从中学到一两个终生难忘的学术观点。譬如，这篇文章里说的“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以这篇文章为代表，楼先生还有一批发表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优秀论文，《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袁宏与东晋玄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等，代表了楼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楼先生自己一直呼吁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展“总体上的综合研究”，这批论文是从整体上论述、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有感而发，简明扼要。凭借这样的深思熟虑、融会贯通，楼先生在古稀之年应机说法，娓娓道来，开讲《中国的品格》，受到全社会的好评，也是在情理之中。
我跟随楼先生求学，经常听他说“人文立本”“科技立用”，强调社会建构的根本应是“人文”。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或“人文精神”，放到古代中国，借用古人的话说，即所谓“斯文”。按照朱熹的解释，“斯文”以前大多被说成是礼乐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并不全是儒家的礼乐制度，道家的自然无为，禅宗的自性自度，也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个根本，楼先生有时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他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在古人基础上有所引申。他在这本书里明确表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现代人手里。我们这些现代人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看客，而是要有一种主体意识。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去看传统文化，传统就会有很多优秀方面，自己也会多几分责任。他说，“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想可能就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它。”（第 38 页）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姿态，就是“守正创新”。楼先生还尝试从中提炼出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为若要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譬如，现代中国人常以“科学合理”为自己辩护，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自然合理”。又如，现代中国人特别喜欢专业分工，但在古代，中国人相信“殊途同归”，楼先生由此概括出“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
“自然”是指事物的本来状态，“顺其自然”是说，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这个想法既适用于个人、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不顺其自然，个人、社会、大自然都会得病。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指标，用人为设定的标准去规范社会、改造自然，以及评价人物。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自然合理的思维，则主张要符合事物的特殊性，避免用一个统一的、量化的标准去规定所有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斯文”的“文”，也可以理解成万物的“自然”。儒家在论证礼乐制度的神圣性时说，礼的根基是“达天道，顺人情”（《礼运》）。天道、人情，即是天、人的自然。
万物的“自然”到底是什么状态？这是无法直接用语言文字回答的问题，古人常以“恍兮惚兮”“玄冥之境”“欲辨已忘言”等描述。不过，《周易·系辞》对此还是作了总纲式的回答，“一阴一阳之谓道”，两股相反的力量在相互作用，是“道”的基本状态。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因此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我们无法判断阴阳的界限，它们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变化莫测。《系辞》还给出了另一条总纲，“阴阳不测之谓神”。王弼后来对“神”作出了纯哲学的解释，“神”是阴阳两气推移变化的极致状态。面对这样的状态，人要保持敬畏，只能采取因循、随顺的方式，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随时都有可能转化。这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即使是对立的彼此都是一个整体。以此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不要继续停留在人为设定的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概念里。自从北京大学在 1912 年全面采用西方的学科体系以后，《诗经》研究几乎成了中文系的专门之学，《周易》、孔孟老庄研究成了哲学系的强项，《尚书》《左传》研究成了历史系的强项，但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人为区分。我们现在研究传统文化，因此也应采取“整体关联”的方式。我从 1993 年起随楼先生学习，听到最多的也是他老在说，要“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一旦认识到万物整体关联，此消彼长，人的主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面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我们就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平衡各种复杂的关系。楼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强调中庸之道，就是在努力保持事物的平衡。“中”是适度，过犹不及，只有在动态中不偏不倚，才是最佳的稳定状态。这是“动态平衡”，我们不可能以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特殊性。动态平衡，实际上是“顺其自然”这种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里的实践功夫。如《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楼先生近年来经常讲解中医哲学，认为中医的精髓就在处处讲究阴阳的平衡。一切疾病都来自身体阴阳的失衡，只有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楼先生以“自然合理”“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三个概念概括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把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从表象的层次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今天在讲解儒家礼乐制度的时候，首先要以“人文”的方式说明儒家礼教，即要尊重人的主动性、特殊性，其次还要从礼乐制度入手，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家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时代气息。楼先生对“人文”一词的创造性诠释，给“人文”赋予一种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或可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动力。
古代中国的儒家读书人最在乎的是中华文明的道统。特别是从孟子开始，一直在建构由圣贤谱系所代表的中华道统。韩愈（768—824）的《原道》对这个“道统”作了扼要的说明，“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些圣贤及其事迹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则被追溯到支撑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根源性经典，即经孔子删改或编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代由于《乐》经佚失，故有“五经”之说。从“五经”入手学习，便是从儒学正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汉代虽设“五经博士”，推崇《诗》《书》《礼》《易》《春秋》，但到东汉，《论语》《孝经》实际上已有儒学经典的地位。唐代有“九经”的说法，即《诗》、《书》、“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易》、“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实质还是汉代的“五经”。唐文宗时期仿照汉代镌石太学，将儒家十二部经刊刻于石，开成二年（837）竣工，史称“开成石经”。它们被置于国子监，作为这些典籍的标准版本。“十二经”，是在唐“九经”的基础上增加《论语》《孝经》和《尔雅》，其实质是东汉“七经”加上一部古汉语辞书。宋代儒学深受韩愈影响，特别推崇《孟子》，在“开成十二经”基础上，乃有现在流行的“十三经”之说。
宋代儒学经典粲然大备，但宋儒真正的特色是在哲学义理的诠释上，尤其是程朱理学体大思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正宗。朱熹（1130—1200）选取《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中国社会从此开始特别推崇“四书”“五经”，其亦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对古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国家治理、社会秩序、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楼先生在这部书里把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讲学著文一贯的说法。“四书”“五经”的概括，是承袭中国儒家经学史的传统理路。尽管楼先生对《荀子》一书情有独钟，讲课写作经常引用荀子的观点，但其历史地位依旧无法和《论语》《孟子》两书相比。“三玄”一词，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已很流行，是对《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合称。楼先生将“三玄”置于“四书”“五经”前，有别于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做法，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色彩和哲学特色，认为它们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如果合起来看，《周易》重复出现，《大学》《中庸》属于《礼记》里的两篇文章，“三玄”“四书”“五经”实际上仅是九本书。这九本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中国的品格》一书对这些经典作了精要的点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帝王之学—《尚书》”，“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不易、变易、简易—义理之《易》”，“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逍遥游—《庄子》的精神”，“如何达到至善之境—《大学》”，“为人之道—《论语》”，“完美政治—《孟子》”，“最高的德—《中庸》”。
若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典籍浩如烟海，体裁、内容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自古就有一个积累深厚的文献学传统。特别是其中的目录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将流传的文献分门别类，反映出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或学科分类。《汉书·艺文志》反映了两汉之际的知识体系，将当时保存的文献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这个分类虽把儒家经典放在首位，但对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给予单列，反映了当时很重视实用技术。差不多过了六百年，《隋书·经籍志》把这个知识体系改换成“经史子集”四部，基本上是以儒家观念编制图书目录，多少也有一些类似现代“学科”的意识，并把我们这个民族的史学兴趣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份公元 7 世纪的目录，还有两个附录，分别记录当时流行的道经和佛经。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隋书·经籍志》把道教、佛教视为另类，但能容忍其存在，甚至还明确说当时佛教风靡，“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历经长期的中国化，最终从一个外来宗教演变为中国本土宗教，与儒家、道家道教思想融为一体。中国文化的思想结构，逐渐也从儒道互补的状态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
楼先生在这本书里简要介绍了佛教融入中国的过程，用“冲突”“磨合”和“融合”三个词概括“佛教本土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他在平时的讲课，经常会说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整体影响，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影响了来华传播的印度佛教。他说：“佛教注重人性的净化，提倡内省，反求诸己，这和中国文化的向内精神正好契合。”印度佛教强调因果报应，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其实都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不承认有外在的神灵，所有的苦难、烦恼都是自己的颠倒妄想。到了大乘佛教，一方面把“一切皆空”的思想讲得很彻底，另一方面，大乘佛经大肆渲染诸佛菩萨的神通力，印度佛教因此表现出有神论的特点。慧能创立的禅宗提倡“自性自度”，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再度排斥外在的神灵，既是向佛陀本怀的回归，也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楼先生对此有很多文章讨论类似想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他的论文集《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我自己也缘此提出，“人文宗教”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基本类型，所有的宗教信仰其实都有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
。
我们今天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已经不能脱离中国佛教。佛教对我们的语言、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佛典。楼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主持编辑《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卷十册，影响了一代佛教学者。他在平常讲课时叮嘱我们，学习中国佛教，可以从“三论”“九经”“一录”入手。“三论”是指《中论》《成唯识论》和《大乘起信论》，“九经”是指《金刚经》（附《心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圆觉经》、《坛经》，“一录”是指《景德传灯录》。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非常叹服老师的这份“三九一”书目：学者若能细心研读这套“中国佛教十三经”，必能领会佛法大意和中国佛学的特质。
楼先生一贯主张“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对“三玄”“四书”“五经”有所了解，这些都是支撑中华文明的根源性典籍。如果还对佛教感兴趣，就可以照楼先生说的，读一读“三论”“九经”“一录”，至少应该研读其中的《金刚经》《心经》和《坛经》。中宣部推动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已经把慧能的《坛经》纳入其中。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体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既包括平时我们常说的“修身”，也包括整个知识体系所关联的实践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行胜于言”。
楼先生治学，越到晚年，越注重体悟和实践。刚过 2000 年的那些年，楼先生在七十岁左右，经常和北大禅学社的同学在一起，居然被同学们起了一个“楼体悟”的外号。那段时间，他常穿一件旧旧的“唐装”，印象中有一件是蓝色的，有一件是淡黄的。国学、玄学、佛学，楼先生娓娓道来，完全没有晦涩的学术语言。能如此洒脱自然，原因还在于他能吃透经典，心知其意，于根本处说真体会，并非从文字到文字的论证诠释。从 2010 年开始，十四年来，每到新年，楼先生都给大家编印一册精美的“周历”
。每年选些古训格言，内容从孔孟老庄、《史记》、《淮南子》到诗词名句、民间谚语、家训、楹联，覆盖面很广，然后他以毛笔亲自手书，每周配一段话一幅字，含意隽永，发人深省。选出来的段落，也都是楼先生在耄耋之年依旧参究体会的嘉言警句。楼先生总在追求真参实悟，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最宝贵的实践功夫。
作为一位哲学家，楼先生能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人文精神”。以参究体悟的功夫，楼先生用整体关联的方式会通儒释道，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在他那里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并被付诸实践。平时亲近楼先生的朋友，大概都能记得，他总能忙里偷闲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谈起中医、茶道，他又如数家珍。很长一段时间，楼先生每周三下午都在北大校园内组织一场昆曲雅集，雷打不动。他在自家门口还租了一套小屋，起名“国艺苑”，每到周末，琴声悠扬。这位江南才子，从青春年少起，就对艺术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爱。笛子、古琴、古筝、昆曲、京剧、书法，能玩的他都能玩起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楼先生都已年过七十，总在跟我说，他想办一个“国艺苑”，并不是要弄一个办展览的场馆，而是想让小朋友、年青人甚至中老年人有一个能亲身体验传统艺术的地方，完全不营利。大家能去捏陶器、造房子、做手工、弹琴吹笛、唱曲练声、学画写字、下棋吟诗，甚至还能射箭、打太极、练武术……建筑手工是技艺，琴棋书画是文艺，射箭太极是武艺，古人讲的“游于艺”，就是把平日所学的知识融化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能有所体现。我能理解老师的想法，但这样的场馆，单凭我们这些学者的力量，当然开不起来。老先生一直在说，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有亲身实践。最近二十多年，他总在呼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一定要和保护中医和传统艺术相结合。他的那份认真近乎执着，所以，我常说楼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楼先生认为，中医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在我 1999 年毕业工作以后，他有好多次劝我有时间要读《黄帝内经》。这么多年，我跟着先生认识了很多中医界朋友，慢慢体会到中医确实完整地保存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中医治疗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五行生克、阴阳平衡。古代中国主张气化宇宙论，“通天地一气”，认为天地之气是生命的本源，气分阴阳，阴阳之间又有五行变化。中医用阴阳五行说明人的生理、病理和治病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医术。它的养生理论，关键也在“顺其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中医界举办“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已有十多年历史，楼先生每届都会参加，发表主旨讲演，呼吁中医能得到全社会的精心保护和发扬光大。楼先生在这本书里甚至说：“中医理论的存亡，实际上也涉及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
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人文精神，而其最大的作用是在“育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还包括人之为人的综合素质。《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御、书、数，统称“六艺”，这是先秦时期精英教育的基本科目，艺术是其中重要的门类。楼先生谈国学，总会强调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在我们学生中间，流传着楼先生论艺术的“十六字心法”：“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中国艺术首先看重的是“意境”，而不是它的形式，追求整体上的气韵生动。中国的书法、绘画、诗歌、音乐、建筑、茶道，不同的艺术门类，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有彼此相通的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样的审美，或许就是楼先生经常提及的王弼玄学的“得意忘言”或“得意忘象”。唐代以后的山水诗、文人画，处处透着一股禅宗的空灵之美，表现出事事无碍、一切现成的自由境界。
跟随楼先生已整整三十年，我发现他做学问，从来不枯燥。先生平时有这么多的艺术实践，习字品茶听琴音，雅集唱曲论礼乐。楼先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很长时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2009 年还创办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过去有好多年，每到新年元旦前，他要组织校内外学生、朋友在北大举办一场京昆古琴研究所的迎新年汇报演出。2010 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在这些年举办的各种活动里，最让楼先生时常念叨的是，研究院曾经举办的两次宗教艺术活动：一次是在北大图书馆举办的“宗教艺术书画展”，一次是在北大百周年讲堂举办的“宗教音乐雅集”，两次活动全都邀请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的朋友拿出他们的艺术作品，共同表现中国文化的“和乐之美”。楼先生应该是全中国最有艺术情怀的哲学家。他的这份情怀，又始终连着中国文化的根本。他说：“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更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在楼先生的治学生涯里，始终洋溢着这种艺术精神，真正做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特别在乎的“教养”两字。我有时候反省我们这一代人，感觉我们是有知识但缺教养，很多学问索然无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大成于乐，德配天地，这是一种人格的圆善，“止于至善”。
现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楼先生《中国的品格》一书的再版，我相信，能让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体会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了解支撑中华文明的根源性典籍。在楼先生的感染下，我们共同关心、学习并参与实践中国传统艺术、中医和儒家礼乐，怡养心性，督促自己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
斯文在兹，传统乃现代之根。当代中国人已有条件静心体悟和实践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未来的中国必然也会给世界一种舒心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