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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已就创造社小说的主导面——浪漫主义做了辨析。但创造社小说不仅是浪漫主义的，它还有现代主义这一面。创造社被称为“异军崛起”，这“异”，一是异在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上面，二是异在与现实主义不同的现代主义上面。以郁达夫为例，他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一方面表明他的浪漫主义带有很重的感伤色彩，另一方面又说明他的小说还有现代主义的影响。光从题目来看就很明显：“死”怎么会有“银灰色”“金黄色”之类色彩上的区别呢？郁达夫显然用了现代派常用的通感手法，使之带有象征、朦胧的意味。应该说，指出创造社小说具有现代主义成分，这并不是我的发现，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这么说过。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里曾经提到，创造社等“所谓‘艺术派’实包含着浪漫主义以至表现派、未来派的各种倾向”。又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也都经创造社的同人介绍过。这些流派，实在和浪漫主义在思想上，是有血缘的关系”。谈到创造社具体作家时，郑伯奇还说：“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作为创造社元老之一，郑伯奇这里指出的创造社与现代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应该说基本符合事实（需要纠正的仅仅是这样一点：由于郭沫若等人对未来派不感兴趣
，郑伯奇提到的未来派，对创造社实际上并无影响）。可惜，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意见不予重视、不加认可。因此，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实在只是恢复创造社小说的本来面目而已。
现代主义对创造社究竟有些什么影响？我以为，弗洛伊德学说——精神分析学对创造社的浸润，就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有位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外国学者库纳（F. una）说得好：“没有弗洛伊德，许多现代主义思想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创造社小说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关联。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专治精神病的医生，也是西方一位重要的心理学家。他从十九世纪末（一八九五）起，在研究治疗精神病的过程中，逐渐创立了一套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所谓“本我”，就是指人的本能的原始的欲望，相当于他早期所说的无意识（亦即下意识、潜意识），他对之做了重点研究。在他看来，“本我”是按照“快乐原则”来活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性的冲动”和“侵犯冲动”。他认为“性欲在神经官能症中起支配作用”，精神病起源于性的压抑；而且令人惊讶地提出了所有儿童生来就有性的驱使力的观点，认为男孩的性动机通常结在母亲身上（所谓“恋母情结”），女孩的通常结在父亲身上。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心灵”的第二层次叫作“自我”。按照他的说法，“自我”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同时又要按“现实原则”行事，这就相当于理性的指导（但也不完全是理性，因为其中仍有“无意识”在内）。人的“心灵”的第三层次是所谓“超我”，这大致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良心”。“超我”代表的是道德的限制，它的作用是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弗洛伊德还对人的本能冲动受到“压抑”后的情况以及怎样会“转移”等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把被压抑、被围困的“性能量”称为Libido（中译“力比多”或“里比多”），给予很大重视，认为文艺和人类文明就来源于性的压抑苦闷：由于“性本能的冲动是非常有可塑性的”，“如果现实不允许这方面的满足，那么另一方面的满足可提供充分的补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应当怎样估价？我以为它有科学贡献，有合理成分，也有荒唐之处。弗氏对潜意识的研究有成绩（如梦的解释），对性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也部分地做了科学的揭示，他主张用疏导法对待精神病人也很有道理。然而他过分夸大性的作用，则是很荒唐的。科学实验证明，性意识是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才有的，婴儿无所谓性意识。鲁迅说：“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不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至于弗洛伊德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解释（所谓Libido理论），更没有多少道理，将来我们讲新感觉派小说时，还要深入展开讨论。由于西方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弗氏学说作为对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所做的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欧美一部分知识界所接受，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传播，既不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不开始于三四十年代，而是在“五四”以前。早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东方杂志》第十卷十一号刊载钱智修《梦之研究》一文，就开始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其中两段文字值得注意：
近岁以来，思想界之变动至为剧烈，凡前此荒诞不经，为巫觋术士所持以欺人之事，多突起而占科学上之位置。如睡眠时之梦，亦此中之一事已。梦之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 Sigm und Freud）。嗣后实验心理学家，尤多所发明。即法国大哲学家布格逊教授（Prof. Henri Bergson），亦于此事三致意焉。
福留特氏，谓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至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常于梦中实现之。蒙泰纳氏（Montaigne）之说，亦复如是。凡椎鲁无知识之人，所持意见，大都与福氏相似，惟其解释之法，较怪诞而涉于迷信耳。
弗洛伊德学说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肯定，是一九〇九年（这年弗氏去美国讲演）。五年之后，钱智修就根据美国报刊上的资料，正式向中国读者介绍弗氏学说。虽属零星片断，却显示了他的敏感，其功不可没。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东方杂志》译载《晰梦篇》，转述了弗洛伊德分析梦的理论。当然，中国人接触精神分析学，最初可能是鲁迅这类在日本学医的留学生。但目前因资料不足，只能存而勿论。到五四时期，精神分析学被作为新思潮的一种，得到较大规模的介绍。像《新青年》刊载的陈大齐《辟灵学》，《新潮》刊载的汪敬熙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杨振声的《谭嗣锐的〈新心理学〉》，《东方杂志》刊载的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民铎》杂志刊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予以转载的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心理》杂志刊载的陆志韦的《心理学史》，余天休的《分析心理学》《佛洛德学说及其批评》，谢循初的《佛洛德释梦》《佛洛德传略及其思想之进展》等，都正面介绍或涉及弗洛伊德学说。稍后还有谢六逸、陈大悲、朱光潜、章士钊等的文章和著作。汪敬熙在《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一文（载一九二〇年六月出版的《新潮》二卷五号）中说：
自弗洛伊德于二十余年前创“精神分析”之后，疯狂心理之研究，始有长足之进步。弗洛伊德之学说，以前不免甚遭一般学者之反对；然此次大战中，治疗战时精神病之经验，颇足证明其说之不谬。其说对于一般心理学，亦有二种重大之影响。一，证明往日注重知的研究之不当，及本能与情绪实在人心理中占更重要之位置。二，证明实有无意识之存在。此二点也是予一般心理学以重大之打击者。
汪敬熙当时译了B. Hart的《疯狂心理学》，由新青年社出版。杨振声则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各种范畴如“本能”“无意识”“Libido”等均做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其中有一批是新文学家。他们不但从学理上介绍“精神分析”，而且在创作和评论中贯彻着这种学理。像杨振声写白日梦的小说《磨面的老王》，写性心理的小说《贞女》；鲁迅“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的小说《不周山》，还有《肥皂》；创造社作家写性心理和变态心理的一大批小说；王以仁、许杰受创造社影响而写的一些小说；周作人对郁达夫《沉沦》的评论：它们都显然直接间接地受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
虽然如此，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团体、流派中，真正显示出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而且范围相当广泛、时间持续较久的，还只有一个创造社。从文艺产生的根源，到作品反映的内容，再到艺术表现的手法，创造社作家可以说多方面地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浸润。
创造社作家对于文艺产生根源的看法，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如出一辙。郭沫若早年“信奉的文学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
郁达夫认为：“孤单的凄清就是艺术的酵素。”成仿吾也认为：“艺术是因为反抗这种孤单的凄清而生出来的。”创造社作家喜欢写性心理和变态心理。用成仿吾的话来说：“我们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的。”
郁达夫也在《文艺赏鉴上的偏爱价值》一文中说：“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如果说爱情和死亡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上两大常见主题的话，那么，把性欲看成与文学密不可分，这“始作俑者”只能是弗洛伊德。郁达夫这话不仅说出了他之所以在许多作品中爱写性心理、变态心理的原因，而且显示了弗洛伊德学说对他的影响。郭沫若因为学医，可能很早就接触到弗洛伊德学说
。他最早一篇小说《骷髅》，就有弗氏的影响。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他就用精神分析学来论述文艺创作。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中，他用弗洛伊德学说批判中国的封建礼教，认为封建礼教不合人性，造成性变态，并且从《西厢记》对三寸金莲的欣赏，推断作者王实甫也有一点变态心理。郭沫若说：“照近代精神分析派的学理讲来，这部《西厢记》也可以说是‘离比多’（Libido）的生产。”又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是有些变态。……蔡文姬和苏蕙是歇司迭里性的女人，更不消说了。如此说时，似乎减轻了作者的声价和作品的尊严性，其实不然，唯其有此精神上的种种苦闷才生出向上的冲动，以此冲动以表现于文艺，而文艺之尊严性才得确立，才能不为豪贵家儿的玩弄品。假使屈子不系独身，则美人芳草的幽思不会焕发；蔡、苏不成为歇司迭里，则《胡笳》《回文》之奇制不会产生。假使王实甫不如我所想象的一种性格，则这部《西厢记》也难产出。瓦格奈（Wagner）有句话说得好：‘生活能如意时，艺术可以不要，艺术是到生路将穷处出来的。’到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时候，人才借艺术以鸣，以鸣其所欲。”这段话完全是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文艺的。郭沫若自己说：直到一九二四年四月他离开上海返回日本时，精神分析学“还有一个很执拗的记忆留在我的头脑里”
。可见弗洛伊德学说对他影响之深。
具体说来，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小说的影响，大约有这样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弗洛伊德学说来写潜意识，写梦，如郭沫若的小说《残春》。作者对此曾有解释：“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正在这时，“白羊匆匆走来报难。这是爱牟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的障碍，故入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
。可见，郭沫若完全按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来写梦。应当说明，文学作品中写做梦那是很早就有的，并不一定就能归之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譬如唐传奇就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三梦记》，后来汤显祖写有“临川四梦”，一直到《红楼梦》，等等，真是多极了！但那些梦尽管也能曲折地说明问题，却都带有古老的迷信的色彩。那些作品中的梦，往往是神鬼和人之间交往的桥梁：神鬼可以托梦，人也可借梦与神鬼交接。真正给了梦以接近于科学的解释的，那是近代精神分析学的功劳。郭沫若对于为什么要在《残春》这篇小说中这样来写梦，自己有过比较清楚的说明，他说：“我听见精神分析学家说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最好是从梦的分析着手。……此派学者对于梦的解释，是说‘梦是昼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更借句简单的话来说，便是我们俗语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因此，作者在回答批评家的批评时，满有把握地说：“我自信我的步骤是谨严的。”
郭沫若有意识地按照精神分析学来写梦，把梦作为潜意识的一种表现的小说还很多，如《月蚀》，如《喀尔美萝姑娘》等。郁达夫也有按弗洛伊德学说来写梦境的小说，如《风铃》（后改名《空虚》）。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质夫，在温泉邂逅少女后，竟做了一梦——用刀砍去少女的手臂，这正是白天见少女与表哥相好而产生的忌妒心在梦中的实现，如同郭沫若《残春》中主人公梦见妻杀其儿一样。
第二种情况，是在小说中按弗洛伊德学说来写变态心理，包括变态性心理。弗洛伊德是从治疗精神病入手来研究心理学的，他的学说打有精神病的烙印，即把正常人心理都看成有几分变态的色彩。受他这种学说影响，西方现代派作品常常把正常人写成疯子模样。创造社一些作家也重视写变态心理。郁达夫且不说，即使像陶晶孙，最初一些作品几乎都写疯子，短剧《黑衣人》
就写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由于家族所遗传的精神病，他立誓要为姊姊向死神复仇，把风声当作仇人，结果打死了亲弟弟，最后自己也自杀而死。整个作品从题材到表现方法，都可看出现代派的影响。他的另一个短剧《尼庵》，写青年尼姑高高兴兴和爱人一起奔回家乡，半路上却莫名其妙地自杀了。创造社作家写的性心理，也往往是变态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儿童就有性意识；郭沫若的小说《叶罗提之墓》、陶晶孙的小说《木犀》，便都表现少年的变态性心理。《叶罗提之墓》写少年叶罗提对堂嫂产生奇怪的爱情。后来，当这位堂嫂病死时，叶罗提竟然吞服堂嫂平时缝衣服用的一枚顶针，自杀致死。郭沫若在回忆录中曾说到过自己童年时代有过某种类似的体验，他大概是用弗洛伊德学说对此做了分析整理并夸张地加以描写，于是产生了这篇小说。陶晶孙的《木犀》与此相似，它写的也是一位早熟少年的带有变态心理的爱情故事。通过主人公素威的回忆，追叙了他小学毕业不久和“年龄要差十岁”的女老师Toshiko之间的恋爱，后来女老师患肺结核病死去，少年便永远深情地怀念。这本来是一种不很健康的感情，但作者把它写得很圣洁：月夜，木犀花（桂花）的香味，穿着白衣的女教师……这一切使作品笼罩着一种诗的气氛，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这里得到了结合。
第三种情况，是按弗洛伊德学说来写所谓“力比多”（即受压抑而转移的性能量）创造了文化和文明。郭沫若的小说《Löbenicht的塔》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是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它完全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小说写道：“康德教授虽然到了六十三岁都还不曾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却不输于他精神上的师傅卢梭。他最爱他的母亲，不幸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见背弃了。”“他在年青时候并且也曾起过三次结婚的念头，”但为饥寒所迫，“他的对象已经为捷足者先得了”。于是他发愤著述，成了大学者，但有时常在心头涌起一些莫名其妙的烦恼情绪（如讨厌鸡叫）。这天早晨康德被叫醒后就很烦躁，想发泄出来，他忽然觉得窗外白杨树很碍眼，要求仆人去告诉邻居将白杨树砍掉。邻居女主人对康德很尊重，以前接受过康德献的蔷薇花，她果然满足了康德的要求。康德讲课回来，窗口遮住视线的白杨已经没有了，他看到了空旷的远处，看到了Löbenicht的塔，于是心情很舒坦。他的“《第三批判书》的受胎便在这个时候”。作品含蓄地点明了文化生产与性的关系。不了解弗洛伊德学说，就不大能了解这篇小说。郑伯奇把它说成“寄托小说”，显然是没有读懂。
从创造社作品所受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来看，我们确实感到弗洛伊德学说对现代派文学的作用不能低估。弗洛伊德学说既帮助作家开拓新的描写领域——尤其是潜意识领域，又引导作家去写许多变态以至荒唐的东西：它的作用显然是双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