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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本书是我最爱好的：一本是《庄子》，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在共同的议题上实现交汇，那便是对于人的生命历程、对于人生走向的共同关注。这种关注使得庄子留下了一系列富于人生哲理、对现代心灵有所启示的寓言；使得尼采一反西方传统哲学的神本主义，倡导人本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思想观点。
《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两年后我又写了一本小书《庄子浅说》。在我先后完成这两本书之后，我发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庄子》在形式与内容上有同通之处，比如他们都承接了各自文化中的神话传统，都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表达；他们都保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文化感，以及富有诗意的文学情怀；他们对于人的存在的谈论，都是在同自然的关联中展开的；又如他们都从多维视角、多重观点看待问题，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更分别地与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和“安其性命之情”相应，在激发生命的创造力之后，还要对其进行收敛和安顿。
在我的学思历程中，由尼采的思想园地走向庄子的哲学领域时，无论两者在历史文化内涵上的殊异性或相通处，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直到今日它们的异中之同——例如他们都以关怀人类的命运为主题，高扬人文的精神，阐发审美的人生观等方面，依然使我赞赏不已，引领着我走向积极而达观的人生道路。
从尼采到庄子的学思历程，使我的思想视野逐渐开阔起来。尼采以生命的眼光观看艺术，庄子以艺术的心灵审视生命，都给我日后坎坷曲折的现实人生无比丰盛的精神滋养质素。
在尼采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借着解释希腊艺术精神时，赋予酒神意志的驱动力、赋予日神思维的清晰性，自后酒神式地肯定人生的精神一直贯穿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而讴歌生命也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调，比如他在《愉快的智慧》中说：“生命是不停地将我们的整体转化成光与火焰。”又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生命是欢愉的泉源。”“世界如一座花园，展开在我的面前。”
尼采从生命哲学的立场反思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从柏拉图到康德莫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反基督》）；二是传统形而上学依据逻辑推论进行概念的铺陈，但欠缺生命的活力。正如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指出：“千年来西方哲学家所从事的思想工作都变成一种概念的木乃伊。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我对老庄典籍的注译工作，使我更深入道家的领域，自1967年到1974年约7年的时间，我完成了《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注今译》二书。
我的家乡是福建长汀的客家村，青少年时代便离开故乡，使我与原乡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我终究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我的精神家园，在庄子的天地里寻找到我心灵的故乡。
近年来，我还上溯儒道的思想源头，关注孔老相会、孔老对话的议题。孔子对于伦理教化的倡导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老子对于宇宙本源和本根的探讨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主干。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老子的辩证思维，他在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一系列思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庄子，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我的人生有两个面向，一是学术人生，一是现实人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学习，学习的课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我发现，每个哲学家建构的庞大体系，最后都要抬出一个虚构的上帝，作为其理论的最后保证。在这种无所不包的思维笼罩下，让人深觉失去了真实的自我。直到接触了尼采，他的酒神精神和冲创意志给我重要的人生启迪和巨大鼓舞。后来我教书、研究学问，又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老庄哲学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从尼采哲学到老庄思想的学术研究，是我学术人生的历程。但同时，他们对我的现实人生，有更深刻的影响。
尼采认为，艺术的不断发展是由阿波罗（日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两体的结合。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希腊艺术之神，在希腊世界中为一尖锐对立的存在，在起源和目的上，阿波罗的造型（雕刻）艺术和狄奥尼索斯的非视觉音乐艺术之间，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这两种创造趋势并驾齐驱，又不断地互相激荡，从而引发更强大的创造，这两种精神在神奇的对峙下，仅在“艺术”共同的名词中取得表面的协调，一直到最后，才由希腊人意志活动奇妙地加以点化，而形成希腊悲剧的艺术创作。从荷马的艺术世界开始，他的奥林匹斯诸神的人物，便显示着“旺盛而意气昂扬的生命，将一切善与恶的，都点化而为美好的”。
第一，“冲创意志”根源于狄奥尼索斯因素。尼采认为，世界是创造的，创造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冲创意志”，尼采称它为“Der Wille zur Macht”，英译为“The Will to Power”。“The Will to Power”以往中译为“权力意志”，这是个错误的译名，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
尼采对“力”（Power）的概念，有两重看法：在《反时代的考察》第四篇《华格纳在拜鲁特》中，曾批评青年的华格纳不满足地追求权力与荣耀，但他能将权力转化为艺术创作。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批评华格纳被世俗的成功与权力所腐化。为了保护和增加它们，就向政府、教会以及公众舆论妥协。从华格纳身上，尼采似乎看到“力”的两面，一种是世俗权力的意念，另一种则转化为艺术的创作力。《曙光》之后这概念转向了心理现象的分析。
在《愉快的智慧》中，尼采第一次提到“冲创意志”这个概念，认为它是“生命的意志”。在他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才系统地总结为一种理论，视它为普遍内在于一切存在的动力。
因此，尼采使用“冲创意志”这个名词的原意，是他发现宇宙间每个存在都具有一种特别的意志力，推动着本身与自我发展。在我们人类中，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力，用他的话来说，有一种“创造意志”，它是“向着更高、更远、更复杂目标发展的动力”。
第二，“冲创意志”是“创造生命的意志”。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千零一个目的》《自我超越》和《救赎》这几章里，也都曾提到冲创意志。在《一千零一个目的》中，尼采提出道德的“相对论”，这都由冲创意志所产生。这里，尼采又提到人是价值估定者，凡是发挥毅力、克服困难的，就是“善”。在《自我超越》中，尼采再度肯定推动着人们往前进的就是冲创意志，即使在价值估定时也是如此：“现在这条河载着你们的船前进：这河必须载着它。虽然波浪沸涌，怒涛阻舟，那有什么要紧呢！大智者啊！你们的危险和你们的善恶的判断，不是这条河，而是那意志的本身；冲创意志——这生生不竭的创造生命意志。”
尼采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热爱生命、自由奔放的人。他曾说：“我的热爱奔腾如洪流——流向日起和日落处；从宁静的群山和痛苦的风暴中，我的灵魂倾注于溪谷……我心中有个湖，一个隐秘而自足的湖；但我的爱之急流倾泻而下——注入大海！”（第二卷《纯洁的知识》）“你得用热情的声音歌唱，直到一切大海都平静下来，倾听你的热望！”（第三卷《大热望》）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借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二者的结合来反映世界、观照世界，传达人类的情怀。
在中国，有两大神话系统——蓬莱神话和昆仑神话。庄子把这两大系统都汲取到他的思想里，把神话哲理化。比如，《秋水》篇中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说的是秋天下雨，黄河水高涨，从两岸及沙洲之间望去，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来，形容河面浩荡宽阔。于是，河伯就认为天下的美、天下的壮观都是自己第一，无人可及。然而，当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他改变了自己欣然自喜的面容，转而“望洋兴叹”：如果不是见到大海，我就“见笑于大方之家”了。这时，北海若就对他讲述了“井底之蛙”的故事。庄子借河伯与北海若两个水神的对话，表达了人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才能全面看待这个世界。
庄子和尼采都运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二人又都喜欢用动植物来表达自己的哲理。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教授指出尼采使用动植物在历代哲学家中最多，用了70多种动物。我有一位学生统计出庄子使用的动物多达148种。庄子笔下的鲲鹏雀鴳、龟蛇蚌鳖、大椿雁鹅、海鸟蜗牛、鱼猴蜩羊、栎树马蹄、朝菌蟪蛄，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栩栩如生。庄子运用这般奇思妙想以打破儒者常规的思想观念。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形容鲲鹏展翅一飞冲天的这种壮阔的艺术精神时说：“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漫，万象在旁。”鲲鹏展翅和任公子钓大鱼均描写出主体心灵的高扬，体现出开阔壮丽的宇宙视野。鲲鹏展翅是精神的高扬而达到一种天人之境，任公子钓大鱼则是俯瞰人生的一种超迈高远之志。
在庄子的《齐物论》中，开篇便以对比反差的手法交相描述开放心灵与封闭心境的两种认知形态的不同。该篇首章借地籁“众窍为虚”而发出万窍怒号，洋溢出天地人三籁的美妙音响，铺陈出之后的“莫若以明”。接着写人世间党派的对立冲突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纠结，接着铺陈出“随其成心而师之”，展现出人间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景象。在开放心灵的观照下，《齐物论》提出“道枢”与“两行”的认知方法：“两行”意指两端皆可行，即彼、此双方皆能有所观照；“道枢”的关键是在对立差异中寻求共同的焦点。《齐物论》的主旨如果用一个命题来表述，即是“相尊相蕴”，而《齐物论》中在论述群己关系时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这段话正是呈现了齐物精神的主题思想：这是说一切物都有它是的地方，一切物都有它所可之处。“然”是指事实的存在性；“可”是指价值的取向性；“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即是肯定人、物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价值取向有它的可行性。接着，《齐物论》说，举凡小草和大木，丑女和西施，以及种种奇异独特的现象，从道的观点来看，都可相互汇通为一个丰富内涵的整体（“道通为一”）。庄子以包容万物来齐物之所不齐。这齐物精神便是一方面肯定个物的殊异性；另一方面又从更高远更宽广的道的视角，打通万有存在的隔阂；又从同一性与共通性的面向，使殊异性的万物相互交汇，而统一成为一个众美汇聚的整体。
庄子在《秋水》篇中再度列举万物特质的多样性，如梁柱可以用来撞开城门，却无法用来堵塞洞穴；千里马日驰千里，若论捕鼠则不如黄鼠狼；猫头鹰夜晚能视毫末，白天却一无所见，进而论证万物特质的多样性、生命样态的丰富性乃“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而这也正是《齐物论》“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的意义所在。
《齐物论》和《秋水》着重于从认知的角度，力求破除自我中心的局限，而以开放的心灵尊重观点的多元性，同时欣赏万物的多样性。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从成心出发，就会出现意见、观点和主张的冲突。但如果拥有开放的心灵，认识到各种观点的相对性，不以自己的观点为绝对的真理而能够尊重他人观点的价值和合理性，就可以从主体的自我为中心臻至于互为主体——主体之相互含摄。
庄子的齐物精神正是在彼此尊重差异的宽容中，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得以在群体生活中展现其各自的功能，“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同时也正是在高扬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中，让群体生活中的多元开放性有了实现的基础。这相互关联的群己关系，正是庄子安情说的重要关注之处。
在《秋水》篇末，庄子与惠子濠上观鱼论辩的场景，如此记载：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周濠上观鱼之乐的故事，正是他审美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流露。老庄的自然哲学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时空意识。庄子哲学持一种有机的自然观，认为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并非各自独立隔绝的，而有着许多共同之点与相互感通之处。人接触外界景物，景物的形态引发人的情思。人们常因景物的触发而产生独特的感受，并将自己的感受及情趣转移到景物之上，即所谓“触景生情”。濠上观鱼之乐，揭示了情景交会时审美主体在美感经验中透过移情作用，将外物人性化，将宇宙人情化，以安善人的“性命之情”。
首先，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传达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情景交会。这个故事的开端打开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庄子与其挚友惠子游于山水之美的濠梁之上。在这里，“游”是主体的审美活动，“濠梁”是审美的客体，主体“游”于客体，便产生了情景交会。
濠梁之上的情景交融，引发了人的想象力与情思，庄周置身于如此清悠的林路溪水之间，物我交接，自然景物让人倍感亲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产生了精神上的交流与契合，故而庄子有感而发地说鱼是快乐的。这就是魏晋人所说的“濠濮间想”。
其次，“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的认知，因“两类相召”而产生移情作用。庄子由小白鱼“出游从容”的姿态而欣然地说“是鱼乐也”，这使我们想起《田子方》篇所谓“两类相召”——物与物相互招引。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是“一气相同通”的，主体之情与山水之景的交流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作用的。这就是古人所谓的“情以物迁”（《文心雕龙·色物》）。在情景交融中，主体的“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再次，“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传递了理性分析与感性同通的区别。同样是遨游于自由自适的环境中，庄子感受到“鱼之乐”，惠子却提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惠子对庄子的质疑彰显了理和情的对显。庄子具有艺术家的心境，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在感受到外物情态的同时，将主体的情意投射到外物上，产生移情同感或融合交感的作用。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性格，强调概念的清晰性与判断的有效性。庄子和惠子的辩论，一个是在观赏事物的美、悦、情，一个是在进行理性的认知活动，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故而一个有所断言，一个有所怀疑。尽管如此，惠庄依然有其共通处，二人都有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都认同天地万物一体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虽然惠庄二人思维有着感性同通和理性分析之别，然而纵观《庄子》全书，庄子并没有将二者割裂，而是肯定了理和情的联系。
最后，“请循其本”，传达情性一如而物类相通。“请循其本”，庄子的意思是指天地万物都源于道、本于气，“本”也就意味着道气相通、情性一如。
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千零一个目标》中，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论点：第一，世界各地区产生了多样性的道德形态，各民族各有其价值判断；第二，不同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是创造意志的呼声；第三，列举了四个族群的价值取向，各自的道德标准、内涵各有不同；第四，每一个民族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判断都基于四个重要因素：困苦、土地、天空及民族关系。我们应该对于一个民族的困苦、土地、天空及民族关系有所认识，这样才能了解他们自我超越的法则是什么；第五，道德准则是人为设定的，并非所谓天启的——“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声音”；第六，人类有千百民族，有千百种道德准则。然而，不同的善恶判断之间就会形成相互对抗，乃至裂痕、隔离。因此，需要有一个新的视野，作为大家合力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千零一个目标》所提出的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使人类能够从一个新的视野来追求更高的目标，延续多样的道德形态，求同存异。尼采这一主张与庄子的齐物精神正相会通。
2006年3月写于台北市舟山路台湾大学宿舍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