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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价值的转换中，道德价值的转换居于首位。尼采看出我们的文明表面看来是健康的，其实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揭开我们文明的底层，发觉里面充满了颓废与怨恨的色彩。尼采乃追溯根源，结果发现，欧洲道德传统实以基督教为主流。于是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批评乃集中在道德的问题上。
尼采以前，有不少人攻击基督教，尼采的批评所以显得特殊，乃在于他的抨击基督教道德甚于基督教教条。尼采看出，前人攻击基督教所采取的历史和科学的路线，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于是他转移方向，彻查基督教在道德上的影响，他发现基督教教人怜悯，自我否定，禁欲主义，结果把这世界涂上了浓烈的悲观色彩。基督教这些怜悯的说教者，只看到人的动物性，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尊严的尊敬。如果按照基督教的道德观点或生活观点来看，世界岂不变成一个大病院。
基督教企图传播怜悯的德行来攻击人的尊严，因为怜悯本身就包含“俯就”，同时还包含“蔑视”（可不是吗？我们从来不怜悯我们所崇拜的人）。基督教传布怜悯之情，以缩限人的能力与独立性，使每一个被怜悯的对象都不能自立——你愈不能自立，便愈需外力的援助，于是基督教那套“神之救助”的幻想，便笼罩着你。
同时，基督教又梦想着最后的审判和永恒的地狱之火。他们一方面讲谦逊、温和、苦难，另方面却根据这些理想来审判别人。于是，憎恨乃成为道德的核心。甚至于他们所宣扬的“爱”，也只是无能的憎恨之模品。
道德的目的，乃在于求人的自我完成，而基督教的道德观却有害于人的自我完成，因而必须加以扬弃。
尼采解剖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时他也研究人类道德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以前的道德盲目的服从习俗，建立在迷信的恐惧上。不管任何人违反了习俗，都会使整个群族感到有罪，他们对于违反习俗的人，都期待着超自然的惩罚。他们视受难为美德，视残酷为美德，视虚饰为美德，视复仇为美德，视否认理性为美德。这些都是群族道德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尼采把道德分为群族道德和个体道德，不过他认为迄今所有的道德都还具有某些集团性。
群族道德最古老的类型是“群体道德”，尼采说，群体形成的基础是怯懦与恐惧——强者则本性上是独立的。因此，一个群体重视一致与平等，憎恨差异与独立性。所以群体道德倾向于凡俗，诉诸平庸。一方面，群集动物由于不能自立而需要领导，群居的生命养成强力的服从本能。另方面，一个群体常迫害天生的领导者——优越的强者。
尼采指出群体道德的着重点在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变化。早先处在一个危机的环境中，由于恐惧的心理，群众养成好战的冲动，只要对于团体有利的行为都被赞扬。但是，当外在危险消除时，恐惧就转向群体中的某些分子。他们并求安全、和平。群体道德共享颓废道德的价值：诉诸怜悯，免于痛苦，苟且偷安。
群体道德起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则相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别。“主人道德”（master morality，可译成“自主道德”）是一种自我肯定，它的价值来自自我主宰（selfmastery），它表现着奋发的精神。“奴隶道德”是一种自我否定，它呈现出懈怠的心态。前者是健康的道德，后者是颓废的道德。健康的道德由健康的本能所指引，它在于肯定生命，发挥潜能意志。颓废道德却受萎靡的生活所左右。作为一个颓废者，丝毫不能抵抗刺激，任何东西都容易损伤他。颓废者的心理常常充满着无能的怨恨。教士为受难者寻找他怨恨的对象，便说一切受难者都是由于罪。从这里出发，这些人又产生了自我的憎恨。
尼采观察人类道德的种属之后，他诊断现代道德便是传统群体的、颓废的以及奴隶的道德之混合——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基督教道德的主要成分。这诸种德行，根深蒂固地影响于世人。习俗上所谓的“好人”（要不偏不倚、要圆和、要通达、要识时务……），其实一经分析，这些人不是无能的颓废者便是群集动物（a flock animal）。
习俗上所谓的“好人”，乃是寄生虫型的人物——自满、保守、缺乏创造性。在这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培养负重和踏实的精神以肩负创造和生长的使命。我们需要养育刚健的生命，刚健的生命乃是力的表现，骁勇（特别是道德上的勇迈）、坚毅自信，都是力的表现——从“冲创意志”中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