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采作品,不自觉地有一种生命涌现感、外溢感,他那诗的语言,激起你内在生命的动力。我们且听听看,尼采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尼采说:
生命是不断地从自己抛弃将要死灭的东西。
生命是欢愉的泉源。
生命告诉我这个秘密:“看!”它说,“我们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
真的,你称它为创造的意志,或是向目的、向高处、向远方、向多面的冲力。”
生命是用柱子和阶梯把自己建立在高处,而后可以投视远方。
人生实是一个自我征战的过程,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不断地从自己抛弃将要死灭的东西”;生命的意义:把自己从庸俗和动物性中提升出来,并且“不断地超越自己”,更新自己。人生犹如登高,拾阶而上,每步路都是脚踏实地的,“把自己建立在高处”,如大柱般地坚实磐固。
充沛的生命力,是新价值创造的泉源。它表现为勇于思考探索,勇于向问题挑战;生命便是一个创造的历程,在其中培蓄更大的工作能力。生命蕴藏着无穷的潜在力,我们当激发自己的冲创意志以增强生命的活力,丰富生命的内涵。
(1)用自己的脚走路:一个人当努力成为独立思考者。知识的重担压垮了无数的学人,使他们一辈子忙于阅读参考书籍,而无暇自我思索。尼采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作为借镜。他说:
当我埋头工作时,在我的身边看不到书本;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任何人在我面前说话甚至思考。
我的眼睛坏到使我停止一切学究的工作,我离开书本;好几年我没有读什么书——这是我给自己的最大恩惠!本来的我,好像早已被埋葬了,在不得不听从别人(这就是阅读的意义!)的压力下,失去了表达能力。这时慢慢地,胆怯地,犹豫地觉醒了——最后又开始表达自己。
读书的用意就是参考别人对于问题的思考过程,所以一个人如果成天只让别人替我们思考,久而久之,依赖性的孳长将会渐渐地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当然,基本的训练是必需的,相当程度的吸收是必要的。就像尼采那样,在他青年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当他开始表达自己时,便阖起书本,走出书房,运用自己的思考力。反观现代学者,自傲于旁征博引,如果要他走出书房,搬开所有的参考书,他将一片茫然。所以尼采讽刺说:“学者是颓废者。”他说:
实际上无所作为而只知埋头在书堆的学者,最后完全失去为自己思想的能力。要是没有书本在手上,他根本不能思想。……学者是一个颓废者。
尼采说:“书房使我生病。”
对于学究式的学者,这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现代学者“不坐在太阳晒到的阶梯上”,只是“张着嘴看别人思想”。
这种学风是很值得反省的。
尼采鼓励人们要“表达自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尼采不但要人用自己的脚走路,还要人不循旧路,另创新途。他说:“我的精神不再在已用过的鞋底上奔跑。”
常人安于既定的习俗观念里,如蛹之安于茧中,一旦要他独立思考,要他表达自己的思想行为,他将如失依凭而手足无措。如同一个学者,讨论某些问题时,他只会引经据典地征引这个人说那个人讲,不是柏拉图说就是笛卡儿讲,问他自己怎么样去讲,他却茫然了。把许多大学者脑子里各家各派的学说全部掏掉,立刻就会瘫痪而失去工作能力。要脱离古人枷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尼采问说:
许多人够得上脱离枷锁吗?许多人一旦抛弃了为奴的地位,便同时抛开了最后的价值。
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做一个思想者,必须要有勇气和魄力,要有自己盖高楼起大厦的决心,不以在别人屋檐下摆摊子搭铺位为足意。
(2)勇于探险开拓:尼采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新道德的标准。他说:
什么是好的?你问。勇敢就是好的。让小女孩说:美丽动人才是好的。
什么是好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好的。
尼采以生命力的强弱作为新价值重估的标准。他认为一切知识的进步,都是勇气的结果。他鼓励人们,不仅要勤于思考,而且要勇于向“禁地上漫游”。他说:“过去所严厉禁止的,常是真理所在。”
这种情形,在苏格拉底,在布鲁诺,在弗洛伊德,在尼采自己身上,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常想,在儒家那套伦礼教范观念下,若非有绝大的勇气,潜意识心理学定难发展出来。一般人谈到性或有关政治社会问题时,大脑的活动就被常情俗见封住了。在思想界里,我们常可见到许多突出的见解,实是道德勇气所激发出来的。一个战斗性的思想家,不但要向问题挑战,也要向思想的禁地上作探索。
作为一个思想者,要向问题挑战,要向自我作战。人生在世,遇到外在的敌人固然不少,有时内在的敌人却更为严重。最致命的敌人常是自己。怯懦、颓丧、妥协、怠惰,无时无刻不是在围攻自己,腐蚀自己。所以尼采说:“净化自己,内心留有许多禁忌和腐秽。”
在这改革的时代里,无数人只想到要革别人的命,却很少留意到先要革自己的命。每个人内心,都有无数的禁忌和腐秽,敢于面对自己,勇于向自己作战,才能使自己健康起来。
作为一个思想者,必须有探险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尼采说:
把你的城市建立在火山口下,将你的船驶向未经探测的海洋。
在思想的探险中,激发你的潜在力;在思想的开拓中,增强你的生命感!尼采这种坚忍奋发的开创精神,便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应有的精神。
(本文为1971年11月26日应台湾大学论坛社之邀所作讲稿,刊于1972年2月号《大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