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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由盛而衰的一百多年里，许多不朽的小说出世，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等。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和遭遇。相比而言，《浮生六记》显然不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小说，例如俞平伯就认为它只是一个“小玩意儿”
，他称它为“一篇好的自叙传”。在各种中国小说史中，这个“小玩意儿”也很少占有什么重要地位。绝大多数小说史对这本书连提都没有提到。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说：“凡六卷……专述家庭儿女间琐事。”但凡是注意到这本书的人，对它都有很好的评价。俞平伯说它虽是个“小玩意儿”，“可全书无酸语，无赘语，无道学语”，“处处有个真我在”，“作者虽无反抗家庭之意，而其态度行为已处处流露于篇中”。林语堂在他的《浮生六记》英文版序言中也说，这本书“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浮生六记》成功地提供了一种别的小说都没有提供的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他们在封建末世的不幸的生活。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字三白（1763—？），他不是什么斯文举子，也不是出身名门，而是一个习幕经商，能书会画，生于小康之家的小知识分子。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很少，他写的“六记”也只剩下了“四记”。这“四记”是由一个名叫杨引传的人在书摊上发现，于 1877 年首先刊行的。“杨引传的妹婿王韬，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可见这书，于 1810 至 1830 年间，当流行于姑苏。”
全书采取了自叙传的形式。第一卷《闺房记乐》写的是沈复与他的妻子陈芸的恋爱故事，情思笔致真率质朴，表现了一对情侣在必然产生悲剧的时代和环境下对暂时的幸福和自由的追求及从中得到的短暂的快乐。第二卷《闲情记趣》记的是作者和他的妻子爱美的习性。笔墨之间，高洁隽永，写出了他们在污秽的现实环境中胸怀豁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自己创造和享有的微小的闲情别致和生活乐趣。第三卷《坎坷记愁》，宛转悱恻，写人与人之间的不能相互理解，封建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以及这对夫妇的生离死别。第四卷《浪游记快》简洁明快，写主人公在与社会疏离的情况下只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寄托。《六记》的另外两记已遗失，只存目录。《中山记历》大约是写主人公漫游台湾的情景，《养生记道》则可能与道家的修身养性有关。
《浮生六记》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作者沈复自己，一个是作者的妻子陈芸，他们都是当时的小知识分子。从这本书的内容看，沈复并不是一个饱读经史，身通六艺的名士；陈芸也只因幼时口诵《琵琶行》，而后“于书篇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个人幸福，向往得到一点自由和对美的享受，但又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终成悲剧中人物。林语堂说：“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生活中，看他们追求美丽，看他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朋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陈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
在中国封建社会即将全面瓦解的时期，这类悲剧太多了。知识分子各个阶层都有人为争取幸福、自由、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最后无不以失败而结束。
《浮生六记》生动地记录了封建没落时期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们潦倒一生，无所作为，由于前途无望而只能在爱情和大自然中寻求寄托。和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零余者”颇有类似之处。他们都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感到自己不被社会所需要，但他们仍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不愿随波逐流，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他们多次尝试，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多以失败而告终，成为于社会不起作用的悲剧性人物。然而《浮生六记》的主人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和俄国没落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同，和思想解放时期的嵇康、阮籍也不同，生活在封建帝国没落时期的沈三白始终挣扎在饥饿和贫困之中。他经常失业，他和芸始终连自己的家也没有，总是寄居于朋友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邗江盐署，代司笔墨的工作，他从朋友家里接来芸，“满望散心调摄，徐图骨肉重圆”，可是，“不满月，盐署忽然裁员，他又在被裁之列”
。他有时在有钱人家里教孩子读书，但也常常“连年无馆”只好“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获，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青君（他们的女儿）亦衣单股慄，犹强曰不寒。固是芸誓不医药”
。三白经常是“奔走衣食，而中馈缺乏”
，他的女儿虽然年仅十四，也是“质钗典服”，备尽辛劳。他们被逐后，无法养活自己的女儿，只好把女儿给人做童养媳，儿子辍学去做生意。芸死后，“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还有朋友帮助，才得入殓。”
三白终其一生是“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右支绌”。从无稳定的收入。
如此困苦的经济环境使他无法像俄国没落贵族那样气宇轩昂，目空一切，也不能像嵇康、阮籍那样无所顾忌，傲视豪门。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与权威对抗，藐视他们的价值标准。这突出表现在他不愿做官，拒不参加科举考试等方面。沈复和陈芸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说是他们寄居在“萧爽楼”的那一年半。这年，沈复 30 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的应该自立的年纪，沈复却因其父怒逐陈芸，而不能不迁居友人鲁半舫家的“萧爽楼”，以卖画绣绩为生。这时，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品诗论画”。住在“萧爽楼”时，沈复规定了萧爽楼的“四忌”和“四取”：
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
。
这“四忌”“四取”大抵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不愿当官，不谈国事，也不做赌博之类无聊之事。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希望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也有一部分人看不起做官的，也不愿意做官。这里当然有种种原因：有的是想做官而不得；有的是家资富厚，不愿受做官的约束；有的是做过官而理想不得实现，有过痛苦的经验；有的是看透了世禄，觉得那样的生活没有意义。对于《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来说，他不谈“官宦升迁”，一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除科举一途外，不可能有做官的机会，而他又讨厌“八股时文”；二是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虚伪，在绩溪做了几年幕僚，他深感“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所以决定“易儒为贾”；三是因为他的人生理想和所禀性情。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一种恬淡自适，安宁和谐的家庭生活，无论在金钱和事业上，他都没有很强的进取心，只要能和妻子或几个好友“终日品诗论画”，“喝茶饮酒”，就心满意足。他就是从这种不合作、不理睬的态度来傲视官宦权门的。《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曾以“多情重诺，爽直不羁”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个性。“萧爽楼”的四取，总的说来，就是要有一片真情，不受礼法的束缚并含蓄深沉，喜能慷慨助人。他曾责备他的爱妻“腐儒迂拘多礼”，宣称自己很讨厌这一套，认为“礼多必作”，宣传“恭敬在心，不在虚文”。
他和朋友相处也是无视礼教，任性情出之。他与朋友之间的交往经常是不拘形迹，有时“坐地大嚼”，“或歌或啸”，有时“呼朋引类，剧饮狂歌”，“少年豪兴，不倦不疲”。
有时“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有时“酒瓶既罄，各采野菊插满两鬓”，狂放而不加伪饰，大有魏晋遗风。
在“萧爽楼”居住的一年半是这对夫妇最快乐的日子。这里，“楼共五椽，……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木樨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厢，地极幽静。移居时，有一仆一妪，并絜其小女来。仆能成衣，妪能纺绩，于是，芸绣妪绩，仆则成衣，以供薪水”。沈复自己则与朋友“写草篆，镌图章，加以润笔，交芸备茶酒供客”。这时期，沈复夫妇与一群淡泊名利，厌弃官宦的知识分子终日品诗论画，他们把这段日子看作他们“正作烟火神仙”的岁月。但终因时代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沈复之流已不能真正如魏晋名士那样无所顾忌，也不能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从为人方面来讲，这类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三白引以自豪的是自己“一生坦直，胸无秽念”
，因此无所畏惧；他继承着中国士大夫“清高”的传统，“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
。他强调“大丈夫贵乎自立”
，对家产毫无所求，而且生性慷慨，虽然自己不富，却总是尽其所有帮助别人。当芸刚离别人世时，三白非常悲哀，他在芸的墓地上暗祝：“秋风已紧，身尚单衣。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少信息。”他果然谋得一个代课三个月的位置，“得备御寒之具”。但当他的朋友“度岁艰难”，向他商借时，他就把所有的钱借给他，并说：“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一俟得有乡音，偿我可也。”而乡音殊杳，这笔钱也就无法收回。
沈三白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零余者”一样，无益也无害于社会，常常因为坚持他们不合于社会习俗的道德原则而被社会所压，为小人所欺。如三白的兄弟启堂就是这样的小人，由于他的奸诈，芸曾被翁姑逐出家门。他又担心三白可能回家分家产，多设刁计阻挠，并花钱雇人向三白逼债，最后，又说“葬事乏用”，要借一二十金。三白则完全无力保护自己，如无朋友指点，就会把“代笔书券”得来的二十金“倾囊与之”。
这类知识分子迂阔而不懂世事，受欺而无反抗之心。芸多次受到莫须有的冤枉和不公平的待遇，他虽然和她站在一边，一起被逐出旧家，但始终不敢站出来，为芸说一句话，总是一再容忍退让。这使他的生活很不幸，但却又无法认识这不幸的原因。三白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好人，“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他以为这是由于他的“多情重诺，爽直不羁”和没有钱，以至“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
但这只是现象，他不能认识到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不合理和他自己对这种不合理的容忍，由于他们无力改变客观世界，就只能在主观世界中寻求解脱：或逃遁于个人的感情生活，或浪迹于大自然。
爱情，是三白生活乐趣的最重要的源泉。无论是西方作品或是中国小说，像《浮生六记》这样细腻地描写结婚后夫妻之间的眷恋和情趣的都很少见，很多作品都只写婚前恋爱的复杂过程，而结婚往往被写成这一过程的终结而一笔带过。三白和陈芸之间的爱情完全是中国式的，具有它独特的魅力，也有它自己的弱点。
《浮生六记》所描写的婚姻关系所以如此之美，首先是因为女主人公陈芸的性格被写得很美。沈复 13 岁时遇到了陈芸，“两小无嫌，得见所作（指陈芸作诗）”，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能吟诗作画的小姑娘。当时沈复就向母亲提出：“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陈芸字淑珍，长沈复十个月，故称淑姊）。”这个小姑娘逐渐成长为一个非常动人的女人，正如作者所说：“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最难得的是她热爱生活，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能充分领略和创造生活中的美与乐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常是充满活力，无所畏惧，例如女扮男装去庙会观灯，假托归宁去太湖游览等。她博学多才，能诗能文，又巧于刺绣，刺绣不仅使她爱美的性格得到了更深广的开拓，而且使她甚至在穷愁潦倒中，靠刺绣维持家用开销。在贫穷、不幸和不公平的待遇面前，她从不抱怨，而是理智镇静地处置无法改变的事实，有时甚至以一种幽默感出之，以减轻一点别人和自己所感到的沉重。例如她在病中被翁姑逐出家门，不得不离别子女，夜半出走时，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她虽然不富，但从不吝啬，经常为沈复“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林语堂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
林语堂这话并非过甚其辞。
在《浮生六记》中，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爱情成熟的起点，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的开始。沈复深爱其妻，与陈芸一起生活，“情来兴到，即濡墨伸纸，不知避忌，不假装点”。
他大胆地、全无避讳地写出了他的真我真情。在他们的洞房之夜，沈复写道：“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他们两人议论了一阵《西厢记》，之后，“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作者凭一股真情来写他的回忆，从不假装道学，避讳谈及他们肉体的亲密。沈复并不否认他的“恋卧”，也不隐藏他们“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的“爱恋之情”。这样的情爱描写婉转清丽，细腻而含蓄，全然是中国式的，可谓乐而不淫。
芸和三白的关系主要在精神方面，也就是知识分子型的，他们谈古论今，吟诗作画，饮酒品茶；两位主人公的婚姻不仅出于真情，更重要的是依托于共同的理想和情怀。两位主人公都厌恶追名逐利，他们认为“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就是最理想的“神仙生活”。
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禄。他们爱情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人生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共同来创造和享受生活的美。他们一起栽培盆景，一起静室焚香。“枫叶竹枝，乱草荆棘”经过他们的创造都成了艺术品，“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也都“另有世外之趣”。
再如三白“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支，中置一支，外置五支。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复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总之，他们夫妻都能最大限度地欣赏对方的创造和情趣。爱情，就存在于这种相互的欣赏之中。
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关切的往往是对方。如三白从邗江盐署，被裁失业后，“芸始犹百计代余筹画，强颜慰藉，未尝稍涉怨尤”。而当三白不得不离开重病中的芸，长途跋涉，去向亲人告债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困难，而是唯恐芸为自己担忧，因此假装“顾骡以安其心，实则囊饼徒步，且食且行”。
实际上，在许多关键时刻，芸都是三白的精神支柱，帮助他作出重大决策。例如他们被父亲驱逐出家门时，只好将女儿许给别人做童养媳，让儿子改行学贸易并决定于破晓时分，悄然离去，这一系列措施都出自芸的安排；三白几次筹款都是芸出的主意，他的“易儒习贾”也是得到芸的支持。其实，芸比沈复更有决断，更向往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她都是沈复的精神支柱。沈复在写到与芸死别后，有这样一段话：
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辨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赉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以胜道哉？
当然他们的爱情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旧中国是一个男性中心，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娇妻美妾”被认为是男人应有的享受。芸忘我地眷恋三白，除饮食起居各方面照顾他而外，也愿意帮助他从别的女人中得到乐趣，例如在太湖万年桥下，纵容三白与船家女素云调笑，又亲自结交妓女，想为三白谋一“美而韵”的妾，并为此和妓女憨园结为姊妹。三白也是一样，他虽然始终如一爱着芸，但离开芸，并在广州经商赚了一点钱，就到妓院去挥霍掉“百余金”，和妓女喜儿交好。芸死后不久，三白的朋友送给他一个妾，他也就“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中国旧社会只向女人要求“始终如一”，而对于男人，则在性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虽然芸并无妒嫉之心，并因此而反衬出她对三白的无私的爱，但这种不合理和不公平仍不能不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
辽阔瑰丽，多彩多姿的中国山水从来就是不满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逃避世事，寻求精神寄托的场所，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像沈三白那种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对社会前途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山水怡情”便成了他们极其重要的生活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的遨游名山大川并不只是对大自然的欣赏，而首先是一种生活理想。因此沈三白把“抛书浪游”看作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浪游记快”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结束“读书应举”的生涯而取得了遨游名山大川的自由。
这种“寄情山水”的生活理想主要是对比人生的短暂和大自然的永恒，人生的有限和大自然的无穷，从而得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重新估价人生的荣辱得失，悲欢离合，使人从世俗的忧患烦恼中得到解脱。因此，重要的不只是大自然的美，而且是这种美在人的内心中所唤起的一种感应。例如“旭日将升，朝霞映于柳外，尽态极妍；白莲香里，清风徐来……”这是西湖的美，而“令人心骨皆清”则是这种美所引起的人的感应。再如“仰视长空，琼花飞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所引起的是“名利之心至此一冷”。
“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所引起的则是“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这都是由于大自然的启迪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理想。
从这里出发，《浮生六记》中关于大自然的描写常常是综合性的——不单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而且是自然景色与人的心灵，与文化传统，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人类生活理想的综合。例如下面一段描写：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
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
篱边请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尝玩竟日。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绿阴”、“晚霞”、“池中的月影”、盛开的菊花……这些属于视觉形象；聒耳的蝉鸣，四起的虫声，这是听觉形象；“微醺而饭”，吃螃蟹赏菊，这是对于食物（味觉）的满足。浴后的“清凉”则属于皮肤的触觉。这种对于自然景色的享受显然是多方面综合的。这大自然景色恬静而美好的瞬间又与这对夫妇和平宁静，怡然自得的心境相映照，烘托出他们“君画我绣，诗酒自怡”的生活理想。而这一切又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如他们联吟的诗必然是五言或七言的对偶句，邻老的故事多半涉及因果报应，九月赏菊多半有吃螃蟹相伴。对大自然来说，相同的瞬间可以重复多次，以至无限，而人生却如此短暂而难于再现，由于芸的病故，他们共同赏月、赏菊的情景已是绝不可能重复，只有“知己沦亡，可胜浩叹”了。
由此可见，大自然不只是一种可供观赏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寄托和一种与人生的对比而存在。名山大川，丛林古刹从来就是失意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沈三白也不例外，当他妻丧父死而遭社会逼压又无力反抗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行将出走深山，求赤松子于世外矣”
。赤松子是云游四海，相传得道成仙的一个道士。
由于自然山水不仅是被欣赏的客观对象，而且与主人公的理想、心境相连，因此《浮生六记》对景色的描写往往有其特殊的个性。往往“人珍我弃，人弃我取”，“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总之，“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
沈三白最喜欢的是自己独立发现，未经人工斧凿的一片奇景，为了发现这种天然景色，他常常不惜作惊人的冒险。例如游览虞山：“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惜无径可登。’余兴发，挽袖卷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巅。所谓洞府者深仅丈许，上有石罅，洞然见天，俯首下视，腿软欲堕。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叹曰：‘壮哉！游兴之豪，未见有如君者！”
他认为美丽的景色既要自然天成，又要靠“胸有丘壑的人”加以修剪联络，去其朴野，而以“奇思幻想点缀天然”。若过于雕琢，则“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
，甚至会“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如狮子林：“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穴，全无山林气势。”
若全无人工修饰则又会“其势散漫，旷无收束”，特别是名山大川多与中国久远的传统文化相联结，这个文化就是从这些山川中产生的。这种联结往往为自然山水增添了无限情趣。如写到河南函谷关就想到这是“老子乘着青牛所过之地”，又想起韩愈的诗
。写到安徽绩溪石镜山“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石削如屏，青色光润，可鉴人形”，就想到民间传说，认为这块青石能照前生，“黄巢（农民革命将领）至此，照为猿猴形，纵火焚之，故不复现”。
总之，对于三白这类知识分子来说，大自然是他们可以逃避社会的“世外”，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与传统文化联系的一种体现。
在写作技巧方面，《浮生六记》也有许多创新之处。中国文化传统文、史、哲不分，无论在哲学论文、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很多类似传记的片断，《史记》一百零三篇，便有七十篇是列传。但像《浮生六记》这样，以主观感情如“乐、趣、愁、快”来划分不同的生活层面，每一层面又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的结构方式则显然是一种创新。《浮生六记》对于材料详略轻重的安排主要以“真情”为准，凡有助于作者抒发自己感情的部分则着重详写，反之则从简。例如“抛书浪游”，“弃儒习贾”，在三白一生中不能不说是很重大的事件，但都是一笔带过；而对于芸的死则详加描绘，特别是守灵一段：“余乃张灯入室，见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伤泪涌。又恐泪眼模糊，失所欲见，忍泪睁目，坐床而待。抚其所遗旧服，香泽犹存，不觉柔肠寸断，冥然昏去。转念待魂而来，何去遽睡耶！开目四视，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缩光如豆，毛骨悚然，通体寒栗。因摩两手擦额，细瞩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纸裱顶格，几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四顾间，光忽又缩如前，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
这段文字三次跌宕都是为强调三白对芸的一片深情。第一个转折，“伤心泪涌。又恐泪眼模糊”；第二个转折，“冥然昏去，转念待魂而来”；第三个转折，“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都是三白为想念芸，期待芸，为芸设想而强压自己的感情而更加逼出了这种感情的深邃和真诚。读者也只感到这种感情的强烈而不觉其重复，这种以感情为中心的写法，在时间上有较多的灵活性和较大的容量。作者在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时可以掺进后来的感慨，说明当时并不知道的结局。例如在《闺房记乐》中谈到芸为三白筹划以憨园为妾时，最后两句是：“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又如芸被翁姑所逐，与儿女生离死别，作者写道：“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诀矣。”
这都是把后来发生的事插入时间的顺序中，这种写法不仅产生一种悲凉回味和怀旧的情调，而且使结构的各部分之间互相穿插照应，联成一个整体。如憨园事，于《闺房记乐》中先写“芸竟以之死”，于《坎坷记愁》中则相呼应，写芸死前梦中咽语，“憨何负我”“病势日以增矣”
，芸死后，作者写自己携木主还乡，“青君、逢森（芸之子女）归来，痛哭成服”
，也是为照应前面所写的“母子已成永诀”。另外如《浪游记快》中写“是年冬，余为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欢，寄居锡山华氏”
与《坎坷记愁》中为西人做保的故事相呼应
，“嘉庆甲子春，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
与前面弃丧受欺的详细描写相呼应
等都起着同样的作用。所以说这种写法容量较大，是指作者可以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熔为一炉，自由发挥，不受体例的限制。林语堂曾指出“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
。凡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他的说法。
在语言方面，《浮生六记》也是很有特色的。无论是叙述描写还是议论，作者都运用了大量四字句，如以下一段：
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抸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
整段记事描写除“是时”“令人”“既而”“颇”“莫不”“余思粥”“担者即为”等或虚词，或对时间地点的限制，或对原因的叙述而外，主干全是四字句。这种四字句沿袭着《诗经》中的四言诗和汉赋中的四六句，既简练而富于节奏，又有丰富的表现力，变化也多种多样。如上面这一段，有的四字句包含一组对偶并列的关系，如风和、日丽，结构完全相同，主语跟一个形容词作谓语；青衫、红袖结构也相同，都是以一个形容词限定一个名词，越阡和度陌则是两个动宾结构的并列，或坐或卧，或歌或啸都包含对偶并列的关系。“不饮自醉”是另一种矛盾反衬的关系：不饮应该不醉，但却仍然醉了，有力地表现了春日景色的迷人；另外如“游人见之”“羡为奇想”等则是比较松散的叙述结构。这些不同结构的四字句交错相连就产生了简练、富于节奏的丰富的表现力。
《浮生六记》语言的另一特点是绝无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陈词滥调，尤其是对于情感的表达常有其特殊的方式。例如写三白和芸新婚远别，并不写芸如何伤心落泪，而是从三白的心理来写：“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这种语言不仅不落俗套而且反衬出芸的一片深情，更能感人，再如写他们两人的重逢，也只是简单的几句话：“芸起相迎，握手未能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用一种并非现实的情景（魂魄化烟成雾）来强调现实的感情，取得了远非一般描写所能得到的有力效果。不仅是写感情，就是写景，作者也常用出人意外的新颖的语言。例如写檐前一株老树的浓阴，不是从老树本身来写，而是从人来写“人面俱绿”
。人来到树下，脸也变绿了，可见树阴之浓。
《浮生六记》中还有很多人物对话，其中不少已接近民间口语，如“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为花泄忿”
，“动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人臭味充满船头，令人作恶”
等。从语言来看，《浮生六记》是继《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之后，向白话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