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说不完全是史实的记载，但却有重要的社会史料价值。小说不仅呈现它所描写的那个世界，而且提供作者的理想、评价和追求，因此也是研究某一时代、某一部分人的生活、思想、风习的重要材料。当然，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但即使是这种片面与歪曲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代人的偏见、生活态度、道德束缚以及独特的思想形式。特别是在那种不能自由议论的社会情况下，小说提供的信息就更为真实，更为重要。在中国，可以自由议论的时代毕竟不多，而有价值的小说的作者又往往是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历尽坎坷，因此，通过小说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常常会发现一些新的层面，为其他史料所不曾提供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作品所揭示的人物或作者的悲欢离合所激发的喜怒哀乐，很多至今也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较为宽泛，凡“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西方关于知识分子则有较为严格的定义。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三点定位也许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基础 ^[1]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指这样一些人：1.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2.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3.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论述的“精神生产”，也就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的“积累知识”“传播知识”“研究和接受这些知识” ^[2] 。中国古代早有“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的说法，意思是说通晓古今知识，并能据以明辨是非的人就叫知识分子。《世说新语》的作者概括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对象说：“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也就是积累、传播、研究和接受知识的意思，这与莫兰所说的第一点相通。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的传统是很突出的。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或是“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始终企图以自己的政治行为或自身的道德完善，作出榜样以影响社会。关于第三点，讨论的文章很多。莫兰提出的“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就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 ^[3] ，也就是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半真理”妥协 ^[4]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追求成为政治家，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仍然有明显的界限。齐国的“稷下学士”虽然受到官方的奉养，但他们自居“不宦”，强调“不治而议”，也就是《盐铁论》所载的“不任职而论国事”，即只热衷于对社会政治的批评而尽量不掺和到具体的施政中去。孟子谈到“士”时，总是把“德”和“位”与“道”和“势”并立起来。“德”和“道”是理想和原则，“位”和“势”则是代表当前利益的政治权力。明儒吕坤把“权”分为两类：“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势”就是“执政”“国事”，或“制统”；“理”则是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原则或理想或“道统”。“理（道）”和“势”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Mannheim所提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故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孟子认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这“不召之臣”就是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绝不与政治家的“半真理”妥协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们为坚持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直到 20 世纪中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还因为捍卫“以德抗位”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忍辱负重 20 年！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确有与西方类似之处，但其间又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其中被称为“士”的部分更是相异。“士”大多以做官为最后之归宿，少有对自由的追求。他们结局或是放弃知识分子的“以德抗位”传统，屈从于官僚体制；或是坚持知识分子的品位而弃官远行。另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文人”。一般说来，知识分子都可泛称文人，但“文人”有其独特的定义。在《诗经·毛传》中，“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后来就泛指“读书能文”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护细行”，也就是不拘小节的读书人。他们也许淡泊世事，不问“俗务”，但他们却传承着中国的琴棋书画、气韵情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无论是作为作品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作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知识分子和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动范例，而小说远比别种资料更能提供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情形。例如通过《世说新语》来研究魏晋“名士”，通过《孤独者》《伤逝》《蚀》和《财主底儿女们》来了解 20 世纪 20年代和 4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作品中的许多篇章都提供了在任何别的史料中都无法找到的具体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这类作品以它自身特有的价值而独立存在，有着远比他种文类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中国文学有悠久的“演义小说”的历史，明清之际的刘献廷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广阳杂记》卷 2）他把小说看作“小人”所爱好的历史。所以有人称《水浒传》为《宋元春秋》，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正传”，吴敬梓把他的小说称为“外史”。如果按照列宁所说的任何民族文化都包含着两种文化的观点或是雷德菲尔德（Redfield）提出的农民社会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不同传统的理论 ^[5] ，那么，好的小说总是比较接近于普通人民的小传统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因而也往往反映了一些从别的资料所不能看到的普通人民的观点。

这里谈到的几本小说时间跨度很大，所反映的人物和社会面貌以及作者的思想都极不相同，但仍有很多相通之处，多少可以把古代和现代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分子传统，联成一气来研究并找出其精神联系。

这种精神联系首先表现为作者都是经历过复杂生活，对现实不满，希望通过小说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回顾和探索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就是因“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这才“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而汇成这部小说集的；《浮生六记》是作者沈复经历了种种家庭和社会的变故之后，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孤独者》《伤逝》是鲁迅在自我的彷徨中对于五四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剖析；《蚀》写于中国北伐革命失败作者深感幻灭，而努力挣扎着探索新路之际；路翎写《财主底儿女们》反映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既绝望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怀疑不满，而在这两大权力中所进行的痛苦挣扎。这些作品都企图用批判的态度来检讨现实生活，总结历史经验，探讨社会问题。

其次，这些作品所写的主人公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思想感情各异，但若认真追寻，仍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某些精神联系，这种联系特别表现在“以德抗位”“以情抗礼”的追求之中。由于小说多出于无权无位的知识分子之手，在这些小说中，“以德抗位”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和模式。“位”是地位，是权力，是“势”；“德”是理想，是原则，也就是“道”。孟子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 “以德抗位”，就是以“道”自任，抗礼王侯，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世说新语》中许多故事都是描写知识分子如何以自己的“道”傲视王公贵族的。《浮生六记》的主人公虽不如《世说新语》所写的名士们那样目空一切，但他给自己和朋友规定了绝对不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也是对权势者的一种抗拒。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变化，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加重了他们追求理想、反抗压迫的使命感，但他们势单力薄，抗拒这社会，却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孤独者》《伤逝》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沦落和挣扎。茅盾的小说《蚀》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如何参加北伐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寻求新路的历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的“道”的概念，但对整个社会的关切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却始终如一。他们虽历尽幻灭的悲哀，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探索与追求，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那就是绝不与在位者合作。堪称巨著（一千四百多页）的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0—1944）写抗日战争期间一群知识分子既憎恶国民党又因夸大共产党的弱点而离开革命，孤军奋战，终于被地方豪强压得粉碎。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或“德”简而言之，就是一种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构造一个“大同世界”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礼”。换句话说，“礼”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时不能实现并难于把握的“道”逐渐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作为行动准绳的“礼”却越来越具体，越繁琐，成为束缚人们行动的枷锁。因此，到了魏晋时期，反对压制人类本性，主张按自然本来面目行事的思潮一时极为盛行，“情”的概念被突出地强调起来，“以情抗礼”成为许多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的又一模式。

“情”在中国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明确记载：“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于情”就是说“人之道”是从“情”开始的，社会和人的发端首先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情”，首先是“亲情”，然后推己及人。“情”是由人的本性中发生出来；人的本性又是由天命所赋予，可见“情”的重大意义。“情”与中国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许多小说都写了自然的“情”和人为的“礼”之间的冲突。《世说新语》中写了很多束缚人类本性的礼制而以真情为行为准则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以“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和“不崇礼制”而自豪。特别在男女关系方面，这些故事以“崇尚真情”为本。《世说新语》描写了很多粉碎束缚人类本性的礼制而以真情为行为准则的故事。例如阮籍为一位并不相识的“有才色，未嫁而卒”的“邻家处子”“往哭尽哀”，阮咸在居母丧时，穿着重孝服骑驴去追赶一个鲜卑丫头的故事等。后世许多小说都很明显地受到嵇康、阮籍“重情轻礼”这一传统的影响。脂砚斋多次提到贾宝玉“重情不重礼”，《儒林外史》的主人公杜少卿在大庭广众之中牵着妻子的手边说边笑走了一里多路，玩赏自然风景，使得“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在那个“非礼勿动”的社会，的确是“绝世风流”的举动。再如受到杜少卿支持的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自撑门户，作者通过她塑造了一个“以情抗礼”的典型。《浮生六记》全书写的是两个主人公“爱美、爱真的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一片真情与旧礼教产生的矛盾冲突！茅盾的《虹》和《蚀》写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潮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后，在“以情抗礼”这一传统中所引起的变化和发展。《财主底儿女们》所写的青年音乐家的悲剧也可以说正是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个人奋斗的途径，反抗旧礼制，追求个人的道德超越，按自身的“情”和“性”行事，终至灭亡的悲剧。

再次，除上面谈到的“以德抗位”“以情抗礼”而外，从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还常常可以看到外来文化渗入中国文化的进程。外来文化的传入，在精神层面上常常是以知识分子为媒介的。对中国来说，大规模地吸收外国文化有三次显著的高潮：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佛教的传入；第二次高潮是五四前后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代表的欧美文化的影响；第三次是通过俄国和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这三次高潮在这里谈到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在《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关于名僧与名士往来并论评佛教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佛教的名僧许多是出自名门大族的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往往以佛教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按中国社会的需要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加以选择、修正，促成新的发展，建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蚀》相当成功地描写了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迷失于中西、新旧之间的情景。当时，中国存在着严重危机，欧美文化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同来，中国思想界虽已有不少先驱，但仍然缺少适合时代需要的、自己的强大思想体系，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往往处于一种难于主动选择吸收的状态，或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或无所适从，或出于担忧自身文化的毁灭而拒斥新思潮的传入。这种情形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得到了进一步更复杂的反映。它描写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在托尔斯泰、尼采、罗曼·罗兰等人的交相影响下的挣扎，以及他们不断企图回归传统文化，在“中庸”“自然”中寻求解脱的情景。

当然，除了以上谈到的精神上的相通而外，这些作品所写的知识分子由于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性格风貌又是全然不同的。《世说新语》写得最好的是那种强壮，健康，擅长音乐，惯会骑马、打铁，崇尚自然，不拘小节，傲视王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和后来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白面书生”很不相同的人物。如《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是一个属于封建末世，手无缚鸡之力，不通世务，被人欺凌而无力还击，总是容忍退让，只求逃遁于大自然的弱者，但他们仍能在困苦中继承和欣赏中国文化所曾创造的微妙情趣，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文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蚀》所描写的知识分子是大都市和现代革命的产物。他们不再是依赖封建经济关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为靠自己的知识为生的、流动的、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他们面向世界思潮而较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不曾扎根，尚未定型的表面性和流动性。《财主底儿女们》的主人公是深沉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以个人奋斗、个性解放为前导，与中国社会相撞击而产生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激情和弱点、生活和命运概括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显然，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但他们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鲜明地刻画出这一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部分。

以上只是一个简要的描述。总之，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侧面，看到某些不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在其他非小说的材料中所不易如此具体地感受到的。通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来研究知识分子的情况和研究与他们有关的社会，一定会发现一些新的层面，为过去所不曾注意的。

除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而外，我还从中西汇通的角度研究过几位我所崇敬的、对现代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如林纾、王国维、鲁迅、茅盾、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他们的生活贯穿整个 20 世纪，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挣扎于古今中外巨大张力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列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2006 年 1 月 20 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 Edgar Morin: intellectuals: Crtigue du mythe et mythe de la Critigue Arguments , Vol IV, No.20（oct.1960）p.35.

[2] Edward Shils: Intellectuals:“Tradition，and the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 and Tradition , edited by S.N.Eisenstaat, Humanities press, N.Y.1973, p.22.

[3] 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 5 ^th ed.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G.Schuhe Bulmke, 1969, p.221—222.

[4] 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 ,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75, p. 136.

[5]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