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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日开始，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下到四个片区去开展贫困户打分评估工作，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的识别法，对全村701个农户打分评估。红山村原本就是个贫困村，贫困户名单早就报上去了，但这次要重新识别，重新认定，建档立卡。通过打分评估，重新明确哪些是贫困户，哪些是退出户（富裕户），即首先要弄清楚“扶持谁”，然后才是“谁来扶”“怎么扶”。 根据上级指示，入户调查评分由工作队单独完成，村干部全程不参与，这就意味着这七百户的识别任务将由我们五位同志自己负责。以前开会经常听他人感叹“时间紧、任务重”，以为是习惯用词，随口而言。此番亲临其境，才深切地体会到这类词语是多么的贴切。一个月内完成全村的贫困户识别，不可谓时间不紧；七百个农户的识别，不可谓任务不重。此外，我们还面临难度大、人手少的困难。要知道这七百个农户可不是连片居住，而是分布在六十九个自然屯，有些自然屯就一两户人家，一天从早走到晚也只能走访几户，难度可想而知。人手少就是我们只有五个人，平均一个人要登门一百四十多户。但这些困难都不能提出来，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提，唯独困难不能提。要是都没有困难了，还养我们这么多干部做什么！没有办法，只好把单位的老黄和老章叫下来。单位原来的扶贫联系点是一个叫龙骨的贫困村，老黄和老章先后下去担任过指导员。两人是我们单位的骨干，也是文艺界的名人。前者是知名编剧，写过很多谍战剧本；后者是著名画家，有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老黄驻村时说要写一个剧本拍成电影，让电影把公路引到村里来。结果老黄在村里住了一年，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老黄是写谍战题材的，那个龙骨村乃一偏僻之地，不说特务，连土匪都没光顾过，红军和游击队更没来过，老黄当然没编出什么故事来。老章驻村时要画一幅画，要把他的画拍卖了修一条柏油路到村里来。后来老章一幅画也没画出来，那个龙骨村除了玉米就是向日葵，向日葵老章敢画吗，他画得过凡·高吗。他就是画玉米也画不过李金山先生，自然老章的画就没画出来。据不完全统计，老黄和老章两人在村里总共吃了两头肥猪十只山羊三百一十七只土鸡和六百三十四斤米酒，最后一事无成扬长而归，搞得我们单位很没面子。不过老黄和老章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老黄把村里的留守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留守母亲歌舞队，指导她们排练节目，自娱自乐，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老黄还把村里的道公组建成“天地通行艺术团”，将封建迷信的东西改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老章义务给村小学生上美术课，教他们画国画画水彩画。乡中心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们都没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他们从未见过美术老师。此外老章还为村里的老人画像，填补了村里老人去世时没有悬挂遗像的空白。家属们见到先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唏嘘不止，感激涕零。和老黄、老章相比，我就自卑了，纵然把我推向主席台给我麦克风，我也讲不出将一沓沓稿纸变成一沓沓钞票来扶贫，何况我的小说还要先改编成剧本才能拍电影，我比老黄还多了一个遥遥无期捉摸不定的环节。

入户调查评分村干部全程不参与，不参与不等于不配合不支持，何况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没有村干部带路，我们识别到别的村别的农户去怎么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把四位村干部分别编到四个小组去，其中，老瘸带我和国令一组，负责第四片区。吴海龙带冰儿和老黄一组，负责第三片区。胡宗强带阿才和老章一组，负责第二片区。阿扬在红山村驻过，情况比较熟悉，他跟谢李青一组，负责第一片区。明确规定村干部负责带路，可登门入户，但不参与给农户打分评估。从村部出来，沿着公路走到山坳口就是羊肠小道了，公路戛然而止。老瘸走在我和国令的前面，他虽然腿上有疾，却走得兔子一般飞快。伍老说老瘸是个道公，我有些怀疑，因为他腿残怎么跳得舞蹈。据我所知，道公做法事时是要跳舞蹈的。然而老瘸健步如飞，彻底推翻了我的质疑，我甚至从他的轻盈的步履中感觉到了舞蹈的节奏，以及伴随着他舞动的旋律。国令的老家在吉林，这个出生在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上的小伙子，第一次走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手上的拐杖完全成了多余的附件，我建议他扔掉算了。国令回道：不能扔，下坡的时候就发挥作用了。我的家乡和红山村同属喀斯特地貌，小时候每天上学走的就是这样的山路，而今穿皮鞋的我走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才走不久，身上的衣服已湿透了。

老瘸，你能不能走慢一点，我和国令跟不上你。

老瘸放慢了脚步。

老瘸一直埋头默默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似乎心事重重。其实早上在村部集中时，我就发现四位村干部情绪不对头、神色不对头。具体体现是对我们很客气，客气地说话，客气地微笑。这是一种可怕的客气，它会演化为客套、隔膜，最后就是隔阂。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工作就无法配合开展了。我分析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老瘸他们“客气”，一方面是学校聚餐我们早早退席，没跟他们喝酒猜拳，坏了他们的规矩，被他们当成了局外人。另一方面是认为我们接访时，可能掌握了他们的某些不端行为，让他们感到不安。我觉得很有必要跟老瘸谈一谈，很有必要跟老瘸，跟吴海龙、胡宗强和谢李青他们谈谈心、交交心。我在单位就经常跟老黄和老章开展谈心活动，我承认我之所以能够将这两位狂放不羁的艺人紧密团结在我所谓的“麾下”，靠的就是谈心、交心，通过谈心交心达到同心齐心。正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那位在医院当医生的爱人对我热衷与同性谈心表示赞赏，她从医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人心是最难应付的。目前世界上器官移植难度最大的是心脏，移植效果最好的是肾脏。心脏移植后存活最长最成功的例子很少，最生动的例子仅有两例，一例在美国，一例在中国。所以人心啊，最难打理了，而且它是全身的发动机。我决定过一段时间待工作步入正轨后，安排一次村两委班子成员谈心活动，必要时召开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我个人的态度是，对基层干部要多些宽容，要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当然宽容是有原则的宽容，尊重也是有原则的尊重，绝不能一味地迎合或无原则的和稀泥，必须把规矩和纪律挺在前面。

来到一处悬崖边上，老瘸停下来说：我们需要从这里通过一座天桥，到达对面的山崖。我把眼镜摘下来，掏出手帕擦拭镜片上的水汽，再戴上一看，斜对面的一处悬崖近在咫尺，悬崖下面是望不见底的绝壁深涧。悬崖之间长出的杂草，给风一吹就会勾在一起。老瘸扶起一簇弯垂下来的杂草，我看到十来根大小不一的木头铆在一起，高低不平地架到对面的悬崖。我数了一下，木桥一共由十一根木头组成。我指着那些木头问老瘸：这就是天桥吗？老瘸说没错，附近九个村民小组的群众，每次出山就从这天桥经过。老瘸疾步走上天桥，国令提着拐杖犹豫了一下跟着他走过去。走到天桥中间，国令撒开脚丫一下子就和老瘸站到了悬崖那边，转过身来朝我招手。我战战兢兢地走上天桥，才走了几步，我忽然迈不开步伐，我的双脚似乎被固定在天桥上了。我看见绝壁深涧奔腾的溪水，还有几只飞翔的鸟儿。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眼前突然一片昏暗，然后感觉身子不停地发抖，像害了疟疾一样。国令在对面问道：毛一，你怎么啦？我浑身乏力，艰难地摇了摇头。老瘸大声喊道：趴下，赶快趴下！我慢慢地蹲下来。老瘸在对面给我发出指令：两手抓稳桥边的木头，再伸出脚去，慢慢地往这边挪过来。我整个人趴在天桥上面，依靠两手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山风徐徐吹过，我两眼紧闭，眼前一片黑暗，肚皮一阵阵地收缩，接着裤裆一阵温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某个早晨。自我剖析一下，我小时候经常尿裤子（尿床），我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在尿裤子，都是在天差不多亮的时候尿的。我没想到年过半百之后，在这么一座天桥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尿了裤子。爬过天桥来，我一屁股瘫在地上，老瘸将我扶起来，说了一句：你是第一个经过天桥的正处级干部。我毫不掩饰地问他一句：是不是唯一一个在天桥上尿裤子的人？老瘸笑而不语。

过了天桥，从悬崖上下来，我们来到一个名叫上达（壮语悬崖上的意思）的自然屯。十七户人家排列在一片平台地上，全是木瓦结构的房子。坡岭上另有四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平顶房，有两栋还镶了墙砖和琉璃瓦。这四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平顶房让我感到惊奇，那些水泥、钢筋、墙砖、琉璃瓦就是通过天桥上运过来的吗？惊叹之余，我脸上一阵阵发烫，下意识地朝裤裆瞄去一眼，只见那里洇出的尿渍格外醒目——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狼狈的一次经历。我要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慎重地记下这极不光彩的一页，并如实向组织申报，毫不隐瞒。

我们登上第一家调查评分的农户——一个两眼的木瓦房。门敞开着，靠门的一张床上，两个三四岁的女孩在玩耍，床底下两个五六岁的男孩在捉迷藏。国令招呼一声：小朋友好！小孩们抬头望着我们，没有反应。年纪较大的男孩转着乌黑的眼睛，那是一双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你们是什么人？老瘸回答说：他们是上面派来的扶贫工作队。老瘸又问：你爸妈呢？男孩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这是我们最不想碰到的情况，一旦农户没有大人（户主）在家，我们的调查评分就无法开展。我走进屋里，出到天井，见到一根铁线从后山的悬崖上延伸下来，在一口石缸的上方吊着一个漏斗，从铁线上流下来的山泉水通过漏斗滴下来（这种取水办法叫做铁线引水法），石缸里盛满了清澈的山泉水。我拿起搁在石缸上的水瓢，舀了大半瓢水，仰起脖子一口气喝了个精光。石缸旁边还有一口人工制成的水泥缸，缸上盖了两块边沿锯成弧形的木板。我顺手挪开一块木板，忽见一女子蜷曲身子蹲在里面，尽管已有了预感，我还是吓了一大跳。《沙家浜》里那个阿庆嫂就是这样在鬼子的眼皮下把胡司令藏起来的，看来鬼子除了凶残，也没聪明到哪里去。女子从水泥缸里直起身子，敏捷地跳了出来：我以为你们是计生工作队哩。

女子拿出户口薄，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年龄。她名叫胡彩旗。这个名字很熟稔，市督查室副主任胡彩旗同志就是这个名字，不差一笔一划。唯一的差别是胡彩旗同志久婚不孕，膝下无子，这个女子却生育了一大帮孩子。眼前的这位胡彩旗一点儿也不显老，看不出她已四十岁了，更看不出是个已生了六个娃娃的农村妇女。户口簿上反映她家有四口人，丈夫和她，还有两个女孩在村小学上学。我指着床上那四个孩子问她：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吧？胡彩旗点头。

那户口簿上怎么没有他们的名字？

乡派出所不给他们上户口。

为什么？

胡彩旗说：派出所的人讲了，上户口要有出生证或者亲子鉴定证明，我后面的孩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所以都没有出生证。胡彩旗又说：我去问过了，做亲子鉴定一个孩子要一千二百元，孩子他爸又要一千二百元，我老公要上山捉多少蛤蚧才够去做亲子鉴定啊，我们做不起。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我问胡彩旗。

老瘸替胡彩旗答道：她老公是个壁虎。

壁虎？

老瘸解释道：就是专门爬到悬崖上捉蛤蚧的。又悄悄地附着我的耳朵道：你看人家气色那么好，还有那么多孩子，那得吃多少蛤蚧啊。我感叹道：这样啊！心想哪天回市里见了胡彩旗同志要提醒她，赶紧找蛤蚧吃了。

我问眼前的胡彩旗：前面两个女孩怎么上得了户口？胡彩旗低着头说：她俩有准生证，是在医院生的。这位有些糊涂的女户主将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了，她那四个没有户口的孩子以后上学可能享受不到教育扶持，比如免除学费，比如享受营养餐等雨露政策。而如果这些孩子一旦失学，就会产生恶性循环，这个家庭将永远贫困下去……据我所知，国家早已放开了户口政策，可现实仍然有这样的超生孩子上不了户口。国家目前又没有减免这方面费用的政策，而超生户大多是贫困户，自然交不起昂贵的费用。我提醒国令，将胡彩旗家这个特殊情况记下来，精准扶贫绝不能忽略了这些特殊群体。

我按照《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的指标及分值逐项给胡彩旗家打分，国令负责对照标准实地查看和评估。分数不能随意打，也不容易打，要仔细地询问和测算。评估表上的内容很多很细，涉及住房、家电、农机、机动车、饮水、用电、自然村通路、健康状况、读书情况、劳动力、务工情况、人均土地、养殖业、种植业等十六个大项六十八个小项，设置了加分项和减分项。我们在自然村（屯）通路情况一栏耗费了不少时间，评估表上标明有通沥青路、砂石路、泥巴路和简易人行路，那么，那座天桥属于什么？我们经过反复推敲，认为天桥不属于正规的桥，也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路”，果断地在这一栏打了零分。评估结果，胡彩旗一户得分33分。我把评估表递给胡彩旗看，如果她没有意见就签上名字，并按上指印。胡彩旗对住房一栏有异议，她认为我勾在木瓦结构这栏是错误的，应该勾到危房或无房一栏。她说她这个家真的是危房，下雨时整个房子漏得到处是水，刮风时整个房子像船儿一样摇晃。她指着那张床说：下雨刮风时我们一家人就睡到那里，随时随地逃出屋外去。我和国令充分尊重胡彩旗的意见，将她家的住房情况由木瓦结构改为危房或无房，将4改为0，总分改为29分。胡彩旗再次从头到尾复核了表格，对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孩说：大宝，帮你妈签上名字。叫大宝的男孩签上她妈妈的名字后说：上学期二姐姐的数学成绩也是29分。我问大宝你上学了吗，大宝咬着肉嘟嘟的嘴唇：还没上，但我会写大人的名字了。

从胡彩旗家里出来，老瘸叹息一声：这样的速度恐怕一个月都识别不完。我接过话道：白天做不完，只能晚上接着做呗，正好晚上农户都在家，怕是你晚上有事带不了我们……老瘸埋着头道：有事也要带你们，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任何工作都得给它让路。话是这样说了，我总觉得老瘸心事重重或心不在焉，似乎家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他赶回去处理。国令问老瘸：村里农户都像她家生有这么多的小孩吗？老瘸说：她家哪算多，最多一家有十一个小孩。

第二户人家距离胡彩旗家不远，绕过一个菜园就到了，五眼木瓦房，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三个小男孩。见到我们，三个小孩就躲到老太婆的身后去。我用本地话对老太婆说：阿婆，我们是扶贫工作队，下来搞扶贫的。老太婆说：哦，扶贫工作队，又来种板栗是吧，你帮我看看，我家种的板栗是不是都是公的，没一棵怀孕。我说阿婆你放心，你家的板栗会挂果的，麻烦你老人家拿户口簿给我们看看好吗。

老太婆转身进到里屋找了一阵子，拿一只塑料袋出来，里面有两本户口簿。一本户口簿的户主名叫黄毅力，另一本户主名叫黄毅林。我问老太婆：你有几个儿子呀？老太婆说：五个，都分家了，这两本是老三和老五的户口簿。

老大、老二和老四的户口簿呢？

就这两本，老四的户口簿他带到广东去了。

碰到这种情况就比较棘手了，需要耐心或者耐力。没见到户口簿的，我们需要记录户主和配偶的姓名以及联系电话，过后再到派出所去查找完善，并与户主取得联系，将我们现场打分评估情况反馈给他们，请他们委托其他亲戚或者族人帮签字——这是必须地程序或手续，任何工作队员都无法越过或忽略。

老大叫什么名字？

黄毅松。

媳妇叫什么名字？

兰秀萍。

你有老大的联系电话吧？

有，打他电话不接了。

为啥不接呢？

他在拉甲坡遇矿难死了。

老太婆抬起手臂，用袖子抹着眼泪。老瘸皱着眉头瞄了我一眼，提示我加快速度。

老二叫什么名字？

老二叫黄毅志，那年也跟他哥一起死在拉甲坡矿了。

他爱人在吧？

在，叫谢水娟。老太婆左右两边搂过三个小孩，左边这两个是老大的，右边这个是老二的。老太婆拐过右手来抹眼泪，可是够不上，窝在她怀里的小男孩，用一只脏兮兮的小手替她擦拭了。那只脏兮兮小手，仿佛奶奶的一张小手帕。国令从包里掏出三块饼干来，递给孩子们每人一块。小男孩过来接过饼干后，依偎到国令的怀里来，他用小脸蛋轻轻地磨蹭着国令的下巴。国令侧过身来对我说：这孩子会感恩，将来肯定有出息。

老四叫什么名字？

老四叫黄毅广。

也有联系电话吧？

老太婆说，都记在老三的户口簿上了。

剩下老三和老五不用再询问了，我也不想再询问了，前面问到的两个兄弟勾起了老太婆伤心的记忆。老太婆一句“打他电话不接”是一种永远失去的哀伤，不再拥有的哀伤。抄录老三黄毅力家庭成员时，我发现其配偶的名字是兰秀萍。这个名字刚才老太婆提到了，是老大黄毅松的配偶，可现在这个名字出现在老三黄毅力的户口簿上，是不是派出所录错了，我不得不再次询问老太婆：这个兰秀萍是……老太婆两手托着下巴说：老大矿难死后，她改嫁给了老三。抄录到老五黄毅林家庭成员时，户口簿上配偶一栏赫然写着：谢水娟。这又是怎么事？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该不是老二矿难死后，他的老婆也改嫁给了老五吧？我不能再问了，只好把户口簿递给老瘸来证实。老瘸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竟然点了点头，确认了这一事实。10月24日】 pSZ2CB4k2CSbCJctoUnNfJCD9JhRHSO6GnZ//Na9A0iOfnimGB1oanJi5UEnQ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