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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作家红日无疑是至今仍然留守本土的桂西北文学阵营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既有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又有浓重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叙事灵活机巧，体现出一种思想与文化的智慧色彩。
红日的小说多以桂西北城乡为背景，取材于当下现实生活，真实地状写纷繁的社会现象，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揭示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生活矛盾，反映中国当下民众多元化并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红日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有来自于生活的深刻体验与深层思考，因此他的小说直逼现实，体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
中篇小说《黑夜没人叫我回家》以描摹小城公务员夜生活为叙事层面，反映某些交流干部的人际关系与精神状况；《钓鱼》以发生在红水河边上的真实事件为原型，揭示家庭矛盾，披露官员在改革开放中的腐败行为；《失眠》刻画了一个报社老总的晦暗人生；《影子》描写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横行乡里的卑劣行径；《欢迎光临》批评接待上级和贵宾的弄虚作假现象；《有种的站出来》反映扶贫工作中的种种实际困难。这些作品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展社会背景，以犀利的刀笔解剖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真相，以辛辣的讽刺意味揭示生活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与其他官场和反腐小说不同，红日的小说除了批判和谴责，更多了一种人生的观照――对那些境遇尴尬或承受着沉重压力和不平待遇的小官员们的理解与同情，更多的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对他们作为普通人复杂人性的深刻剖析。
《钓鱼》中怀才不遇的县志办主任姜静波、《被叫错名字的人》中被误诊患了绝症的助理调研员李乃高、《有种的站出来》中的挂职书记杜白、《欢迎光临》中被戏称为“李莲英”和“小顺子”的接待办主任陆干、《越过冰层》中的电视台节目制作人“我”，无不如是。这些人物本性不乏正直与善良，但也圆滑与狡黠。姜静波因看不惯官场的虚伪，厌恶当县长的妻子的所作所为，故爱上钓鱼，寄情于山水；李乃高为了落实纪委书记遗体告别仪式场地，抓住把柄，要挟掌管宅基地开发的实权派；杜白为解决瑶族同胞茅草房改造问题，冒险制造受灾现场，虚报受灾数据。
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中的玖和平是一个能耐的人，他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文凭，有基层工作经验，能喝酒、有胆识、能说会道，爱好体育，“三教九流”诸多通晓，与各阶层人士多有来往，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对付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手段。他在“空档”时期保持低调，韬光养晦；他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用睡棺材的方法有效制止抬棺上访事件；他用“非法拘禁”手段制服开发商老板，迫使他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难缠的招待所员工，使常委楼得以开工，避免有人跳楼的危险；他舍命喝酒，想方设法化解上访户与乡党委书记之间的冤仇；他在安全生产事故后主动代人受过；他改动会议纪要，帮助县长度过难关；他以个人威望和巧妙的方法摆平群众围困警察的集体事件……尽管玖和平具有过人的智慧和能力，但他的仕途却不平坦，几次提拔考核都不顺利，从“等待办”人员到政府办代主任、到副县长考核人选、到文联主席，最后到无意间触犯法律丢掉公职……玖和平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他尽心尽力工作，经常运用个人的智慧和经验化解难题，却多有“违规操作”之嫌；他勇于承担责任，为领导排忧解难，有时也使领导难堪；他讲交情，与同事和平共处；他想进步，也想着登上更高的职级；他有同情心，处理问题和矛盾时往往站在弱者一边；他有孝心，为减轻母亲的病痛，他不惜铤而走险；他与自己妻子相敬如宾，却又发生婚外情……玖和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好干部”，但又不是“坏人”——小说形象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另类”的基层干部形象。
这些人物在某种情境和场合中表现出来的圆滑与狡诘，实际上是由于官场的生存法则与官场生活打磨之使然，是由于对客观现实的无奈和为摆脱困窘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是一种在夹道中行走被迫产生和运用的“官场智慧”。红日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只是对官场丑恶现象的简单揭露，或者说他所要表现的重点不仅在于揭露与谴责，而是在于对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与人性刻画，注意表现这类人物心灵受到震动、得到净化与升华的过程。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书写侧重，应该与作家人生经历中的深刻体验与无限感慨有关。
批判与肯定，讽刺与赞扬，愤世嫉俗与不泯希望，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并存于红日的小说之中，体现出作家不同流俗的生活态度、强烈的民间意识色彩和鲜明的草根立场，体现出小说家难能可贵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迅速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文化遭遇了现代性大潮的猛烈冲击，文学创作中民族风情集体消失、民族意识不断淡化、民族作家身份渐次遗忘，不少作家的作品缺乏地域特色与民族个性，陷入了“无根的游走”的状态。面对着民族文化的空前危机，作家们感觉到因精神家园丧失而带来的内心焦虑与疼痛，重新认识到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价值，产生对文化差异存在重要性的认同，激发起重构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与异常冲动，走上精神情感意义上的回乡之途。近些年来，诸如神话、传说、说书段子、山歌、方言土语等民族文化叙事资源在小说创作中重新得到利用，在文化肌理的交融中展示小说叙事的审美效果，显示出作为地域小说的艺术特质。然而，民族文化资源在小说创作中的利用，不仅要以这些文化资源丰富小说的美学表现力和拓展艺术表现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心理与文化积淀的表现和深入挖掘，进入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层面。
红日的小说在此方面表现出一种自觉并有所突破，中篇小说《说事》和《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就是在表面现实叙事下蕴含对民族集体无意识进行探究的成功作品。
《说事》叙述道公刘叔为县长钱平的父亲主持丧葬仪式的过程，简单的故事包含社会政治与经济、乡村伦理道德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等内容。重病在身的钱老久等儿子不归，除夕之夜死不瞑目，而身为县长的儿子此时却在忙着一系列的交往活动――像亲生儿子一样陪伴上级领导过年，到监狱看望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在押犯人“老领导”，与情人在宾馆约会……刘叔属于民间人物中的智者与善者，他充分利用特殊的身份和“说事”程序，抓住绝好的时机，进行了一场触及灵魂的良心拷问与人性审判。他的拷问和引导绵里藏针、步步问心，机智而又含蓄，尖锐而又宽厚，既是对时弊的严厉批判，又是一种本意的劝善，蕴藏着民间伦理与道德文化，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作为桂西北世代相传的一种特殊的心态模式民俗生活相，“说事”包含着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钱老儿子和媳妇们的反省，都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与约束力下的被迫袒露，包括身为一县之长的钱平也同样感受到这种习俗规范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老父的灵前忏悔和反省。
《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中的老潘屡告贪官不倒，集合乡人诱捕他们视为贪官祖先的蟒蛇，用民间法事的方式“审判”那条蟒蛇及其子孙。梁家人则利用手中的地位与权力保护和供养那条蟒蛇，对老潘进行迫害。矛盾的双方都受民俗风水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小说对蟒蛇的文化象征意义不断地加以渲染，营造出浓重的传统文化心理氛围。老潘“审判”蟒蛇的行动看似荒唐，实际上却既涉及民间风水文化心理，反映民众要求惩罚贪官恶霸势力的强烈意愿。小说以民俗纠葛作为情节主线，在相当典型的民俗纠葛事相中表现社会政治生活与矛盾冲突。
《述职报告》中的道公刘叔在故事中不时出现，他给玖和平病重的母亲“补粮”添寿，给惶惶不可终日的贪官姚德曙“过油锅”，为玖和平家主持清明祭祖活动，为淹死在库区的阳教授招魂……刘叔的那些有针对性的经文，包括传统的道德教化，牵扯马列宣传词句，既有对官场现象的冷眼观察，又包括自己的是非判断，虽然看起来不伦不类，却是民间话语的一种尽情表达。
红日对桂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和对民族集体无意识挖掘的不断努力与深入，表现出一种本土化回归的自觉意识，进行着另一种意义的地域民族文化寻根。
红日的小说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其小说的可读性来自于他对小说文体特点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体现了他对小说本源回归的一种自觉追求。他小说中的故事大都有生活原型，基层干部任上亲身经历和听闻的一些真实事件往往是他小说故事的胚胎，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种优势，但他对于自己拥有的故事资源相当珍惜，每一个作品都在构思上狠下功夫，故事的叙述大都寻找到合适的载体和巧妙的角度，并总是有意识地不断追求变化与超越。
《黑夜没人叫我回家》和《钓鱼》分别以基层官员中流行的卡拉OK和钓鱼两种休闲活动为叙事角度，将家庭冲突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丰富小说的故事内容，突出人物形象的刻画；《被叫错名字的人》的故事在一次误诊病情中发生，巧妙地联系到宅基地，揭开房地产开发中的腐败问题，故事以纠正误诊病情结束，人物的曲折经历和心灵洗礼过程与此形成了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同构关系；《有种的站出来》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渲染气氛，渐次推至高潮，营造出极其悲壮的氛围；《欢迎光临》的叙事则草蛇灰线，故设悬念，犹如中国绘画与书法中的“飞白”手法。
中篇小说系列“文联三部曲”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反映文联和与文联工作相关的社会矛盾。《报废》讲述一部旧车的报废过程，揭露转型期社会体制的和官场的游戏规则，着眼点在于文联李主席的形象刻画。为了换车，李主席想尽一切办法，报废旧车、购买新车、办刊筹钱，借用下属单位编制，顺应职工心理，了解政府部门各种制度和办事诀窍，在严密的制度丛林和遍地荆棘中艰难跋涉，千方百计绕开制度，挖空心思寻求对策。小说对于人物客观而细致的刻画，足以让读者靠近人物，认识和理解其复杂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从中读出一种“官场文化”。《报销》写年底报销还债，反映文联经费拮据的状况，侧重于展现文联主席的尴尬处境。为了归还文联一年来的66700元欠款，章富有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拉上龙泉酒业集团的秦总担任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想法将企业捐献的酒卖掉换钱，出租门面提前支取租金，用自己的工资还债，甚至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得对付来自不同方向的挤压和刁难。如果说，在《报废》中，我们看到了李主席在一路荆棘中“换车”的极其艰难的历程，那么，在《报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章主席“还债”的步步艰辛，而且还看到了他所遭受的心灵折磨与人性摧残。章富有正如红日在创作谈《小曲好唱口难开》中所说的那样“找钱时我不像人，找到钱时我已不是人”。小说的最后，章富有在同意报销一笔欠款时，不知道是出于激动还是过于匆忙，签下了“同意报销章富有”的字样，这个现实中流传的官场笑话，让我们读到的是沉重的悲哀。而《报道》也从文联缺乏经费起笔，但叙事的重点不在文联生活本身。因为缺乏经费，文联参加扶贫注定不受欢迎，缺乏扶贫资金而且还跛脚的工作队员文丕，手中只有一支笔，他以“报道”推动龙骨村修路。而为了修路，龙骨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村主任老跛和儿子阿夕献出了生命。小说一方面塑造了一位普通村干部的感人形象，另一方面也抨击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小说叙事的巧妙性在于几篇“报道”：《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自制炸药修公路》——《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公路》——《好村官韦鸣炮》）成为推动叙事和贯串故事情节的一条线索。
《述职报告》的命名体现出作家的良苦用心与巧妙构思。《述职报告》与一般的“述职报告”大不相同：一是主人公玖和平的《述职报告》所涉及的时间段较长，超出一般意义的“述职”时间段，一般意义上的“述职”通常是“年度述职”、“阶段述职”和“任期述职”，而《述职报告》则叙述了玖和平一段至关紧要的人生经历。这段经历起伏跌宕，对于玖和平来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而在于读者则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二是玖和平的“述职报告”大大超出一般“述职报告”的内容范畴，不限于对岗位职责履行的情况回报，还包括他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所见所闻，包含由此而得以展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三是《述职报告》中的“我”“不仅仅是向组织述职，还向社会述职，向公众述职，向祖宗述职，向良心述职，向人性述职……”触及到人的灵魂和人性深度。小说从干部选拔任用的角度入手，运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玖和平的亲身经历，描写一幕幕鲜活的社会场景：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仕途的升迁沉浮、名利场中的角逐争斗、机关团体改制、商人逐利、文人下海、群众上访……如此等等，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小说的情节生动曲折，大起大落，而叙事的节奏则从容不迫，张弛有致，在冷静静而富有调侃意味的叙事中，表达出浓重的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
红日小说的叙事智慧和叙事动力，还来得益于他颇具特色的叙事语言，桂西北民间口语的成分和基层官场流行语境弥漫于人物的对话之中，日常中的各种笑话和段子不时穿插，其间多用戏仿一一以还原、改装和活用的“官方语言”调侃戏说，揶揄反讽，在得以有效控制的节奏中流畅地推进叙事，收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这种具有红日个人机智性格的平常生活语言本色的叙述，成为他小说个人化叙事的一大优势。
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浓重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机灵智慧的叙事策略的有机结合，成就了红日小说独特的个人化叙事的艺术风格。
（作者系河池学院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