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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开始接受诊治是第二天的上午，青年医生将他带到一间办公室，负责给他诊断的是一名老医生。老医生已经坐在那里，他的旁边还坐了一位年轻的女实习生，手里捏着一支笔，仿佛随时都要记录。老医生见了老潘，就将眼镜摘下来，亲切地招呼老潘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老潘张口就说，我真的没病，你放我回去吧。
老医生说，老潘，你坐下，你坐下来说嘛，你还没接受诊断，怎么知道你没病呢！
老潘只好坐了下来。
老医生说，老潘，我们聊聊天好吗？
老潘说，好。
老医生说，老潘真爽快，干部就是干部，素质就不一样。老医生说，下面我问你一些问题，你都给我回答好吗？
老潘说，好。
老医生开始提问，你看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老潘觑了老医生一眼回答，白天。
老医生问，你数一数，我们现在一共有几个人？
老潘说，三个。
老医生问，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老潘回答，精神病院。
老医生问，你知道这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吗？
老潘回答，一群疯子。
女实习生捂着嘴巴笑了一声。
老医生蹙了一下眉头，继续问道，你工作单位在哪里？
澄水乡人民政府。
你在乡府是干什么的？
民政助理。
听说你一直在告梁县长的状。
老潘说，没错。
你为什么要告梁县长？
老潘说，十年前梁绍士在澄水乡当乡长时，从我那里借支了两万块钱，说是用做一个项目前期活动经费，项目落实了就归还这笔款项。
老医生说，梁县长后来不是归还这笔款项了吗？
老潘说，梁绍士后来归还这笔款项时，少了两千块钱。
你就是因为这两千块钱而告他？
没错。
没这个必要吧。
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入不了账。
老医生说，两千块钱又不是一笔很大的账目，你随便以某个科目都完全可以入账嘛。
梁绍士也是你这个意思，老潘说，十年前，梁绍士在办公室里就开导我说不就是两千块钱嘛，你随便造几个救济户花名册就可以了。
老医生说，就是嘛。
那可不行！老潘说，我当时对梁绍士讲，你这个乡长胆子也够大了，救济户花名册是能随便造的吗？这是欺骗党中央、国务院的行为。大概两个月后，梁绍士找到我准备把两千块钱还给乡民政办的时候，我已经把梁绍士告到了县里。严格来说，我开始还不是告，而是反映问题，反映梁绍士挪用救济款的问题。
后来呢？
老医生问道。
后来梁绍士再次找到我，说你这个老潘是不是吃错药了，两千块钱你也反映我。我当时反问他，两千块钱就不能反映你啦？梁绍士说没想到你真反映了。我说你不还钱我有什么办法。梁绍士摊开两手，做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反映就反映吧，两千块钱你告不倒我的，我的后台硬得很。梁绍士走到办公室门口，又转过身来，他说我告诉你老潘，你就是把我告下来了，也轮不到你当乡长。我说我当这个民政助理当了十年了，从来没想过要当乡长，我只想管好五保户那几个钱。不久，梁绍士主动找我妥协，他说我把那钱还给民政办，你给县里写个情况说明行不行？我说两千块钱你必须得还，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而且这笔钱你自己拿到县里去缴，你当领导应该明白这个程序，我说情况说明材料我可以写，前提是你要拿钱去县里缴了。梁绍士一听我让他拿钱到县里去缴，就像裤裆里藏进了跳蚤一样狂跳起来，他说我告诉你老潘，那两千块钱我就是不还了，有本事你到市里到省里到北京去告我。
老医生说，就是嘛，两千块钱你告不倒人家的。
老潘说，为什么告不倒？
老医生说，据我了解，上面规定五千元以上才能立案。
老潘说，这个我知道，但上面也没有规定五千以下就可以随便拿。
老医生连连打着哈欠，你跟梁县长同一个村吧？
老潘说，没错，我那个屯能望见他那个屯。
老医生说，你们小时候同一个学校读书，梁县长那时候是不是欺负过你？
老潘说，那倒没有。
老医生说，后来你们俩同时考上中专，在班里你当过梁县长的班长，后来你们又同时分配到乡里工作，他提拔了你是不是心理不平衡？
老潘说，我从来没有什么平衡不平衡，他当他的乡长，我干我的活。
两千块钱你也告人家，是不是过分了？
这不存在过分不过分的问题，拿了公家的钱就要处理。
不停不断地告了十年，你不觉得累吗？
不累！
以你还告吗？
老潘说，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老医生说，可以！
老医生与老潘的对话或者对老潘的诊断告一段落后，老医生对他说，老潘，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得告诉你，你的确有病，你的精神确实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医学上叫做偏执性精神障碍。
什么障碍？
偏执性精神障碍。
老潘问道，什么叫偏执性精神障碍？
老医生说，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是跟你讲不清楚的，简单地讲吧，就是你没完没了地纠缠一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毅力、一种执着，其实就是一种病症，一种精神病症。当然啦！这种病症也不是你一个人患有，很多干部都患有，无论是临床观察还是现实生活反映，现在很多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比如你没完没了地告状这种行为，比如那些人一心一意地往上爬的行为，都是精神病的体现。你明明知道告不倒人家，却还要告下去；那些人明明水平只能当到乡科级，却还要往厅局级去展望。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偏执性精神障碍。通俗地讲，就是人人都患有精神病，只是轻重不同症状不同而已。老医生最后说，我知道你很想出去，要想出去就得治好病，要治好病就得按医嘱服药，你是个干部，是个明白人，多余的话，我就不跟你讲了。
老潘回到病房，不见了“秃头”他们。老潘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们还缩在被窝里的。见到那三个家伙不在了，老潘身上突然有一种要方便的感觉，一种放松的感觉。但当老潘刚蹲在便池上，一种不祥之感倏地掠过心头，老潘提着裤子扑到床前，一把掀开被子，那只提包不见了，早上老潘去接受诊断时，他把提包藏到被子下面。
那只提包装有告状的证据材料、一串钥匙和那只飞机上的小盒饭，另外还藏了一些钱。那些钱数额不多，丢了不要紧，他的裤袋里还藏有几百块。关键是那些证据材料，没有了那些证据材料，老潘的状就告不下去了。老潘再将他们那三个床都翻了个遍，哪里还有提包的影子！
老潘疯了似的冲出房门，大声喊叫，我的提包，我的提包，哪个野仔拿了我的提包？
乍暖还凉的院子里，连一个鸟叫的声音也没有，回应老潘的，是草地上几张脸孔发出的傻乎乎的笑声。
从当天起，老潘开始吃药，愿意接受治疗。吃了药老潘就特别地想睡觉，早上吃了就睡，中午吃了又睡，晚上吃了一觉就睡到天亮。
老潘就这样睡了两个星期，他这辈子没有睡过这么多的觉，睡了几十年的觉恐怕都抵不上这两个星期的觉。
连续睡了两个星期的觉后，老医生对老潘说，你可以从精神病院出去了。老医生亲自到病房来看望老潘，身后还跟着那位女实习生，手里依然捏着一支笔。老医生说，你的气色好多了，精神面貌也不错嘛。女实习生补充一句道，你看他的头发有点变黑了。
女实习生对老潘那一头长发显然没有什么恶感，因为她也留了一头长发，只不过是把它们团结成一根长长的辫子，像当年李铁梅那根辫子一样。现在还梳着长辫子的姑娘，很少见了。用老医生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精神病症。
然而，这些变化老潘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照过镜子，他至少有十年没有照过镜子了。照镜子跟一个人的心态有关，有念想的人才会照镜子，心灰意冷的人是不照镜子的，就像那些身陷囹圄或身患绝症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