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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简单谈谈我的第一任丈夫威廉。
威廉近来经历了一些悲痛万分的事——我们中的许多人亦然，但我想把这些事讲出来，我觉得好像非讲不可；他如今七十一岁。
我的第二任丈夫大卫去年过世，在哀悼他的同时，我也为威廉感到哀伤。哀伤就是那样——哦，这种心情无法诉于人知，这是它令人害怕的地方，我想。那感觉像是从一栋非常高的玻璃建筑外滑落，但没有人看见你。
不过在这里，我想讲的是威廉。
*
他的全名叫威廉·格哈特，我们结婚时，虽然已不流行那么做，但我还是改随了他的姓。我的大学室友说：“露西，你要改随他的姓？我以为你是女权主义者。”我告诉她，我没兴趣当女权主义者；我告诉她，我不想再是原来的我。那时，我觉得我厌倦了做自己，从小到大，我一直想摆脱原本的我——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因此我改随他的姓，当了十一年露西·格哈特，但我总觉得那个名字不对劲，所以威廉的母亲一死，我就去车管局，把驾照上的名字改回我的本名，只是手续比我预想的更麻烦。我必须再去一趟，递交几份法院公文。但我改回来了。
我又变回露西·巴顿。
到我离开他时，我们已结婚近二十年，有两个女儿。长久以来，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怎么做到的，我并不清楚。因离婚而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除了分开这件事以外，我们并未闹得不可开交。有时，我以为自己会因我们的分离之痛、加上这样做给女儿们造成的伤痛而心碎欲绝，可实际没有，我仍好好地活着，威廉也是。
由于我从事小说创作，下面的事多半被我写得近似小说一般，但事情是真的——我尽我所能把它写成真实的事。并且我想说——哦，要知道该说什么实在不容易！可当我在叙述威廉的二三事时，要么这些事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要么是因为我亲眼所见。
好吧，我将从威廉六十九岁时讲起，也就是不到两年前。
*
插播：
不久前，威廉实验室的助理开始称呼威廉“爱因斯坦”，对此威廉似乎满心欢喜。我觉得威廉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爱因斯坦，但我理解那姑娘的意思。威廉留着一把花白、浓密的大胡子，但这把胡子多少经过修剪，而且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那头发虽然剪过，但根根直立。他个子很高，穿着非常讲究。他没有我印象中爱因斯坦所显露的那略带痴狂的神色。威廉脸上经常像戴着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具，他鲜少有仰头开怀大笑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那样笑了。他的眼睛是棕色的，依旧很大；上了年纪，不是每个人的眼睛都能像年轻时那么大，但威廉的眼睛是。
话说回来——
每天早晨，威廉在他位于河滨路的宽敞的公寓里起床。想象一下——他掀开松软、套着深蓝色全棉被罩的被子，走进浴室，他的妻子仍在他们的加阔大床上熟睡。每天早晨，他会浑身僵硬。但他锻炼、做运动，他走到外面的客厅，仰面躺在那块黑红拼色的大地毯上，上方是那盏古董枝形吊灯，他像骑自行车般在空中蹬腿，然后往不同方向拉伸双腿。接着他挪到窗旁那张栗红色的大椅子上，从那扇窗可以眺望哈德孙河对岸，他会坐在那儿用他的手提电脑看新闻。在某个时刻，埃丝特尔会从卧室里出来，睡眼惺忪地朝他挥手，接着她会叫醒他们的女儿——十岁的布里奇特，等威廉冲完澡后，他们三人在厨房的圆桌旁吃早餐。威廉喜欢这套固定的惯例，他的女儿是个话匣子，这点亦让他乐在其中。他曾说，听她讲话仿佛在听一只鸟儿叽叽喳喳，她的母亲也是个话匣子。
离开公寓后，他步行穿过中央公园，然后坐地铁往下城方向，在第十四街下车，接着走完剩下的路，抵达纽约大学。虽然他注意到他的脚步赶不上那些与他擦身而过的年轻人，但他仍享受每天这段步行的时光。那些年轻人或提着装在袋子里的食物，或推着有两个娃的婴儿车，或穿着弹力紧身裤、戴着耳机，把他们的瑜伽垫用一条橡皮带绑住、挎在肩上。令他欣慰的是他可以超过许多人——那个用助行器的老翁，一名拄着拐杖的妇女，或甚至恰是一位与他同龄但行动比他缓慢的人——这让他觉得自己健康、有活力，在往来不绝的车流中几乎没有东西能伤及他。他为自己每天走一万多步而感自豪。
威廉觉得（几乎）没有东西能伤及他，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
有些日子，在这晨间的步行途中，他会思忖，天哪，我有可能跟那人一样！那边，那个坐着轮椅、在中央公园晨光下的人，长椅上有名护工，正在手机上打字，轮椅里的男人，头向前垂至胸口；或者他有可能跟那个人一样！一条胳膊因中风而弯着、无法伸直，步履不稳。但威廉转念会觉得：不，我和那些人不一样。
他和那些人不一样。如我先前所言，他个子很高，未因年纪而发福（仅有一点肚腩，穿着衣服时基本看不出来），他没有秃头，虽然现在头发白了，但仍浓密，这就是他——威廉。他还有妻子，是他的第三任太太，比他小二十二岁。这点非同小可。
但在夜里，他常出现惊悸。
这是有一天早上威廉告诉我的——在不到两年前，当时我们在上东区碰面喝咖啡。我们在一家位于第九十一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相交路口的小餐馆见面。威廉有很多钱，他也捐出去很多，其中一个捐赠对象是一家为青少年开设的医院，离我的住处不远。过去，他在那儿有晨会时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会在这个街角喝杯咖啡，小聚一下。那天——时间是三月，再过几个月将是威廉的七十寿辰——我们坐在这间小餐馆角落的一张桌旁。餐馆的窗户上涂绘了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三叶草，我觉得——我的确这么觉得——威廉看上去比平时疲惫。我经常认为威廉上了年纪后样貌更好。那满头的银发使他气质出众，他把头发留得比以前略长一点，那些头发微微竖起，不紧贴头皮，与他垂下的大胡子相得益彰。他的颧骨越发突出，他的眼睛依旧乌黑，那样有一丁点怪异，因为他会全神贯注地看着你——表情温和——但另一方面，他的目光不时具备短暂的穿透力。至于他用那目光看穿的是什么，我从不知晓。
那天在小餐馆，当我问他“近来如何呀，威廉？”时，我预计他会一如既往、用反讽的口气说“嗨，我好得很，谢谢你，露西”。但这天早上，他只说：“我还行。”他穿了一件黑色长大衣，在坐下前，他把大衣脱了，对折搭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的西装是定制的，自认识埃丝特尔以来，他一直穿定制的西装，所以肩膀处十分服帖；那套西装是深灰色，搭配他浅蓝的衬衫和红领带。他神情严肃，双臂交叉抱于胸前，这是他的惯常动作。“你气色不错。”我说。他说“谢谢”。（这些年来，我们每次见面，我想威廉从未夸过我气色好或样子漂亮，甚至连一句“看起来身体无恙”也没有，说真的，我总希望他能讲点这种话。）他为我俩点了咖啡，他一边轻轻拽拉他的胡子，一边飞快地扫视店堂。他讲了一会儿我们女儿的事——他担心小女儿贝卡在恼他，有一天他只是打电话想和她聊一聊，电话里她对他隐隐有几分不客气。我告诉他，他能做的只有给她空间，她正在适应她的婚姻生活。我们像那样谈了片晌，然后威廉看着我说：“芭嘟，我想跟你讲点事。”他把身子向前一倾，“最近我半夜老有可怕的惊悸”。
当他用了过去对我的爱称时，这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他难得用了心思，每当他那样叫我时，我总是有所触动。
我说：“你指的是噩梦吗？”
他侧过头，仿佛思索了一下，然后说：“不。我醒着。是在黑暗中，有东西朝我走来。”他还补充道：“我以前从未遇过这样的事。但很吓人，露西。真的吓死我了。”
威廉又倾身，放下他的咖啡杯。
我端视他，接着我问道：“你有没有在吃什么别的药？”
他略露不悦之色地说：“没有。”
于是我说：“那么，试试吃点安眠药。”
他回道：“我从不吃安眠药。”这点我不感到意外。但他说他的妻子吃；埃丝特尔服用各式各样的药丸，他已经不想去搞清她晚上服下的那把东西是什么了。“现在我要吃药啦。”她会快活地说，半个小时后她就睡着了。他说他不介意妻子服药，但他自己用不着。然而，四个小时后他常会醒来，惊悸也开始频繁出现。
“跟我讲讲看。”我说。
他讲了，一边讲，一边偶尔瞥我一眼，仿佛他仍深陷在这些惊悸中。
惊悸一：这类惊悸难以描述，但与他的母亲有点关系。他的母亲——名叫凯瑟琳——早在很久、很久前已经过世，但在这类夜惊中，他竟感觉到她在旁边，可她的存在并不令人愉快，这点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是爱她的。威廉是独子，他始终深晓母亲（私下里）对他霸道的爱。
他醒着躺在床上，身旁是熟睡的妻子——那天他这么对我讲，我听了心里颇不是滋味——为从这惊悸中平复心情，他会想到我。他会思忖，此时此刻，我在另外某个地方活着——我还活着——这让他感到安慰。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走投无路，他边说边把勺子搁在咖啡杯的杯托上——虽然他绝不会想要在半夜这么做，但他知道，万一他走投无路，我会接听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存在能给他最大的慰藉，这样他可以重新入睡。
“当然，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
威廉翻了个白眼，“我知道可以。我就是那个意思。”他说。
另一种惊悸：这类惊悸与德国及他的父亲有关，威廉的父亲在他十四岁时去世。他的父亲是二战时的德国战犯，被遣送至缅因州的土豆地里劳动，他在那儿认识了威廉的母亲；当时她已嫁给那座土豆农场的场主。他的父亲曾为纳粹而战，这可能一直是威廉心中最大的阴影，有时威廉会在夜里想起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产生惊悸——他的眼前会十分清楚地浮现集中营。我们有一次去德国时参观过集中营——那些向人施放毒气的房间会浮现在他的眼前，然后他将不得不起来，走到客厅里，开灯，坐在沙发上，眺望窗外的河，不管如何想我或想任何别的事，都无助于平复这惊悸。这类惊悸不如与他母亲有关的那些惊悸出现得频繁，但每次袭来时，情况甚是严重。
还有一种：这种惊悸和死亡有关。它牵涉的是离去的感觉，他会觉得自己快要离开人世，而他不相信有任何来生，所以在某些夜晚，他的内心会因此充满一种恐惧。但通常他会继续躺在床上，只有偶尔几次，他起身，走进客厅，坐在窗旁那张栗红色的大椅子上看书——他爱读传记——直到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入睡为止。
“你有这样的惊悸多久了？”我问。我们所在的那家小餐馆在当地已有年头，每天这个时候都坐满了客人。我们的咖啡上来后，服务员丢了四张白色餐巾纸在桌上。
威廉望向窗外，似乎正在注视一位拄着助行器的老妇，那助行器带着一个座椅，她行动缓慢，驼着背，风吹起她身后的外套。“几个月，我想。”他说。
“你的意思是，你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这些惊悸？”
当时他看着我，他的眉毛在乌黑的眼睛上方变得粗浓，他说：“我想是的。”少顷，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想必是因为我老了。”
“有可能。”我说。但我怀疑事情并非如此。威廉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对我们的女儿来说也是。我试探性地说：“你想找个人聊聊这些事吗？”
“天哪，不要。”他说。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料到他大概会有此反应。“可确实很吓人。”他补充道。
“哎，威利”，我说，我用了许久以前对他的昵称，“我实在感到遗憾。”
“我真后悔我们那次去德国旅行。”他说。他拿起一张餐巾纸，擦了擦鼻子。接着伸手——像他经常的那样，几乎条件反射般——捋了一把胡子。“我最后悔的是我们去了达豪。我的脑中不停浮现那些——那些焚尸炉。”他一边补充，一边拿目光扫视我，“你很明智，没有进去。”
我惊讶于威廉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去德国时，我没有走进那些毒气室和焚尸炉。我不进去是因为在那时，我就非常了解自己，知道不该进去，所以我没进去。威廉的母亲前一年过世了，我们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十岁，正一同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所以我们飞到德国——我唯一的要求是我们乘坐不同的航班，我生怕我们同时在空难中丧生，两个女儿因此变成孤儿，事后看来是庸人自扰，我们大有可能在汽车从旁边呼啸而过时双双丧命于德国的高速公路——我们去那儿是为了尽可能查明有关威廉父亲的事，我前面说了，他在威廉十四岁时去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死因是腹膜炎。他在接受摘除肠息肉的手术时出现穿孔而身亡。早在几年前，威廉得到一大笔遗产，所以那年夏天我们前往德国。原来他的祖父靠战争发了财，当威廉年满三十五岁时，他从一个信托账户继承了那笔钱，这事令威廉苦恼不已，因此我们一起飞去那儿，看望那位老人，他年事已高，我们还见到了威廉的两位姑妈，她们给我感觉客气而冷淡。那位老人，也就是他的祖父，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次旅行，我们俩都不开心。
“你知道吗？”我说，“我相信你夜惊的事会慢慢过去的。它只是某种阶段性的现象——它会自行消失。”
威廉再度看了看我说：“真正令我烦扰的是那些因凯瑟琳而起的惊悸。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威廉提到他的母亲时总直呼其名，我完全不记得他有过喊她“妈妈”的时候。接着他把餐巾纸放到桌上，站起身。“我得走了”，他说，“每次见到你都很高兴，芭嘟。”
我说：“威廉！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
“许多年前。”他说。他弯腰亲了我一下，他的脸颊碰上去冷冰冰的。他的胡子正好轻轻扎到我的脸颊。
我转头往窗外扫了他一眼，他正疾步朝地铁走去；他不像往常那样身子笔挺。看到他那副模样，我有一点伤心。但我习以为常——每次见过他后，我几乎都有那样的感受。
白天，威廉去他的实验室上班。他是寄生生物学家，在纽约大学教了许多年微生物学；他们仍让他保留实验室，并配了一名学生助理；他不再教课。对于不教课这件事：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怀念——这是他最近告诉我的。原来以前他每次站在讲台上都战战兢兢，直到停止教课后他才明白这回事。
这事为何触动我？我猜是因为我从不知道，而且因为他也从不知道。
所以现在他每天上午十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他写论文、做研究，指导在他实验室工作的助理。偶尔——一年几次吧，我想——他参加会议，将他的论文宣读给其他同领域的科学家听。
*
我们那次在小餐馆见面后，威廉遭遇了两件事，我很快会讲到。
且让我先简述一下他的婚史：
我，露西。
我在芝加哥市郊上大学，威廉担任我大二时生物课的助教，他是研究生，我们因此而相识。他比我年长七岁，当然，现在仍是。
我的家境异常贫寒。说到我就不能不提这一点，这非我所愿，但事实如此。我来自伊利诺伊州中部，我们家的房子小极了——在搬入那间斗室前，我们在车库住到我十一岁为止。住在车库时，我们用一个简易的马桶，但那马桶时常坏掉，令我的父亲气恼。还有个旱厕，我们必须穿过一片田野才可到达。我的母亲曾给我讲过一则故事，说有个男的被人砍了头，他的头被放在某个旱厕里。这故事让我吓破胆，每次掀开那旱厕的马桶盖，我总以为自己看见了那个男人的眼球。我会经常趁四下无人时去田里上厕所，尽管在冬天这样做更难一点。我们还有一个便盆。
我们的住所周围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田和大豆田。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那时我们的父母都健在。但发生了天大的丑事，先是在车库，后来又在那间斗室。我写过一些发生在那个家里的事，我不大想再赘述。但我们那时真的穷得可怜。所以我要讲的只有下面这段往事：我在十七岁时获得全额奖学金，可以去芝加哥市郊的那所大学上学，我家里的人顶多念到高中。我的辅导员开车送我去学校，她叫纳什太太。八月末的一个周六上午十点，她来接我。
前一晚我问母亲，我该带些什么东西，她说：“我才不管你带什么东西呢。”所以最后，我拿了两个在厨房水池下面找到的购物纸袋，然后又从父亲的卡车里拿了一个盒子，我把我仅有的几件衣服放进纸袋和盒子里。翌日早晨，我的母亲在九点半驱车离去，我追着跑到屋外长长的泥土车道上，我大喊：“妈！妈咪！”但她转上公路驶走了，那路口有块手绘的牌子，写着：裁缝改衣。我的哥哥和姐姐不在家，我不记得他们人在哪里。快到十点，当我动身朝门口走去时，我的父亲发话：“需要的东西都带齐了吗，露西？”我看着他，他的眼中噙着泪水，我说：“带齐了，爸爸。”其实我并不知道上大学需要带什么。父亲拥抱了我，他说：“我想我还是留在屋里吧。”我理解，我说：“好的，我去外面等。”我带着装了仅有的一点衣服的纸袋和盒子，站在屋外的车道上，直至纳什太太的车朝我驶来。
从我坐进纳什太太的车的那刻起，我的人生改变了！噢，一切都不一样了！
而后我认识了威廉。
我要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仍非常胆怯。我想必定是因为年少时的境遇，而且我很容易感到害怕。例如，几乎每晚，当太阳下山时，我仍感到害怕。或是有时，我会突然觉得提心吊胆，仿佛会有什么可怕的事降临在我头上。不过当我初遇威廉时，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只是觉得——噢，我大概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如此。
可当我在准备与威廉离婚之时，我去看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她亲切和善，第一次就诊时，她问了我若干问题，我一一回答，当时她把眼镜向上推至头顶，跟我讲了一个名词，指称我的问题所在：“露西——你有十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句话对我起了一定疗效。我的意思是，有时给东西定名能有所帮助。
我在两个女儿即将去外地上大学之际与威廉分开。我成了作家。我指的是，虽然我一直坚持写作，但我终于开始有书出版——之前我出版过一本书——但我开始有更多的书出版，我想说的是这个。
乔安妮。
我们的婚姻结束后，大约过了一年，威廉娶了一个和他曾有六年私情的女人。可能不止六年，我不清楚。这个女人叫乔安妮，是我和威廉自大学以来共同的朋友。她外表看起来与我正相反，我指的是，她个子高，有一头黝黑的长发，她性格文静。与威廉结婚后，她变得满腹怨恨，他没想到会那样，（以下是他最近告诉我的）因为她觉得，为了当他的情人——不过，情人一词是我现下采用的说法，他们俩谁都不用这个词——她牺牲了自己的生育机会，所以在他们过了新婚蜜月期后，她对威廉和我所生的两个女儿——尽管乔安妮是看着她们长大的——仍总心存芥蒂。他讨厌跟乔安妮去见婚姻辅导员。他认为那位女辅导员聪明睿智，他认为乔安妮不是特别聪明睿智，但之前他并未意识到，直到置身于那间办公室，里面摆着暗淡无光、带灰色靠垫的沙发，那女人坐在他们对面的转椅上，屋内没有自然光，唯一的窗户上糊了一张宣纸，不让光从窗子对着的天井照进来，直至去了那里他才悟出这一点，乔安妮头脑平庸，那么多年来他之所以被她吸引，纯粹由于她不是他的妻子——露西——我。
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八周辅导。“你只想要你得不到的东西。”在他们共度的最后一晚，乔安妮平静地对他说，而他——照我的想象，双臂交叉抱于胸前——一言不发。这段婚姻维持了七年。
我恨她。乔安妮。我恨她。
埃丝特尔。
他的第三次婚姻娶了一个温柔体贴（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虽然他们相识时，他反复告诉她，他不想再添子女，但他还是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当埃丝特尔告知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她说：“你大可先做结扎的。”他忘不了那句话。他可以，而他没有。他意识到她是故意怀孕的，于是他立刻去做了结扎——没告诉埃丝特尔。等那小女孩出生后，他发现老来得子的结果是：他爱她。他非常爱她，一看到她，尤其是幼年时的她，几乎每每令他想起他与我所生的两个女儿，后来，当她渐渐长大后，这种心情越发强烈，当他听说有两个家庭的男人——他把自己算在其中——会花更多时间陪年纪较小的孩子，年长的孩子会对年纪较小的孩子怀恨在心之类的，他总暗自觉得，哦，我不是那样。因为他的女儿，他和埃丝特尔的女儿布里奇特，令他不时情难自抑，从内心深处对他的另外两个女儿涌出一股怀旧带来的爱，这两个女儿现在已三十好几。
白天和埃丝特尔通电话时，他有几次喊她“露西”，埃丝特尔总是哈哈一笑，不以为忤。
*
我再一次见到威廉是在他的七十岁生日宴会上，由埃丝特尔为他张罗，在他们的公寓。那是五月底，一个晴朗无云的夜晚，但冷飕飕的。我的丈夫大卫也受到邀请，他是大提琴手，在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但那晚他有一场音乐会，所以我只身前往，我们的女儿克丽茜和贝卡，带着她们的丈夫。此前我去过那间公寓两次，一次是贝卡的订婚宴会，另一次是克丽茜的生日会，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它像一个幽深的洞穴，随着往里走，房间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眼前，可我觉得里面黑黝黝的，而且照我的喜好来看，装潢过于烦琐，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过繁的。我见过其他出身贫寒的人，他们经常通过拥有富丽堂皇的公寓来作为曾经的补偿，但我和大卫住的公寓——现在我仍在住的——简单朴素。大卫也出身贫寒。
不管怎样，埃丝特尔来自纽约州的拉奇蒙特，她家境富裕，埃丝特尔和威廉，他们两人为自己设计的家让我暗地里百思不解，因为它不像一个家，它给人感觉更似如下：铺着木地板的房间一个接一个盖着漂亮的厚地毯，房门入口处安装了木墙板，在我看来只是许多深色的木头，进而是各处的几盏枝形吊灯。还有一个跟我们的卧室一般大的厨房，我的意思是，就纽约的厨房来说，它大得出奇，里面有许多铬合金制品，同样也有那种深色的木头，木制的橱柜等等。厨房里有一张圆木桌，餐厅里还有一张更大的长木桌，四周安装了镜子。我知道屋内的陈设昂贵，窗旁那张栗红色的软椅是一宗大件，深褐色的沙发上摆着天鹅绒靠垫。
我要说的是，我完全看不懂那地方。
威廉生日会当晚，我途经一家位于街角的便利店，买了三株包着塑料套的白色郁金香带去那里。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总会按自己的喜好挑选东西当礼物，这一点千真万确。屋内人头攒动，虽然宾客不及我原本预想的那么多，但在那种场面下，我仍感到紧张不安。你开始与某个人攀谈，另一个人过来，你不得不打断自己，继而你发现他们的目光在你讲话时四处环顾——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应酬给人很大的压力，不过两个女儿——我们的女儿——真是可人极了，我发现她们对布里奇特也很好，看到她们这样，我很高兴，因为她们在与我提起她时，偶有微词，当然我站在她们一边，她们认为她没头脑、肤浅，诸如此类的，但她还是个孩子，长得漂亮，她知道自己漂亮。而且她还有钱。这些不是她的错，我每次见到她时都这么对自己讲。她跟我非亲非故。但她与我的女儿有血缘关系，所以就这样吧。
现场有不少曾在纽约大学和威廉一同共事过的上了年纪的男士，以及他们的太太，其中有些和我是多年前的旧识，这倒无所谓。可烦人的是，有个名叫帕姆·卡尔森的女人——她和威廉相识于许多年前，他们曾一起在某实验室工作——她喝醉了。许久以来我仍多少记得她，那天生日会上，她与我聊个没完。她不断谈起她的第一任丈夫，鲍勃·伯吉斯。她问我记不记得他？我说，抱歉，我不记得。帕姆那晚打扮得非常时髦，身着一条我根本不会考虑的连衣裙，我的意思是，那裙子很紧身，可她穿了进去，一条在我看来胸口开得格外低的无袖黑色连衣裙，不过她的胳膊瘦削，尽管想必她与我差不多年纪，六十三岁，但看起来她似乎会去健身房锻炼，她酒后的样子有点令人同情。她朝站在一定距离外的丈夫颔首，她说她爱他，但她发现自己时常想起鲍勃，她问我对威廉也是这样吗？我说“偶尔”，接着我道了声“请原谅”，从她身旁走开。我觉得自己真的快醉到会跟帕姆谈论威廉，说我什么时候特别思念他，但我不想那么做，所以我往贝卡站的地方走去，她按揉我的胳膊说：“嗨，妈咪。”接着埃丝特尔致祝酒词。她身着一条面料里嵌了亮片的连衣裙，肩膀处亦有非常优雅的垂褶。她是个妩媚的女人，我素来喜欢她的头发，棕红色，有一点蓬乱，她讲完这祝酒词，我心想：她的表现真棒。不过她是职业演员。
贝卡低语：“哦，妈妈，我得致个祝酒词！”我说：“不，你不用。你为什么那么想？”
可接着克丽茜致了祝酒词，讲得十分不错，我不记得全部内容，但不亚于——甚至可能胜过——埃丝特尔的。我只记得她提到——在致词中间——她父亲的工作，他为帮助这么多学生所做的一切。克丽茜像她的父亲，个子高，她有一股镇定自若的气质；她向来如此。贝卡看看我，棕色的眼眸中藏有畏惧，接着她咕哝道：“哦，妈咪，好吧。”她说完，举起酒杯，“爸爸，我爱你，干杯。我对你的敬酒词就这一句。我爱你。”人们鼓掌，我拥抱她，克丽茜走过来，两个姑娘相处愉快，在我看来，她们几乎历来如此。在我的印象中，她们一向亲密得近乎反常，她们都住在布鲁克林，彼此相隔两个街区。我又和她们的丈夫聊了几分钟，克丽茜的丈夫从事金融业，想到这一行，威廉和我都觉得有点陌生，无非由于威廉是科学家，我是作家，所以我们不认识在那个圈子工作的人，他为人精明，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这一点；贝卡的丈夫是个诗人，哦，上帝啊，那可怜的家伙，我觉得他以自我为中心。而后威廉走过来，我们大家畅谈了一会儿，直到有人把他叫走，走开前，他弯下腰说：“谢谢你来，露西。你能来太好了。”
*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时而憎恨他。怀着一种如石头般压在胸口的恐惧，我察觉到，他的相敬如宾、和颜悦色令人无法接近。但这不是最糟的。在他高姿态的和蔼可亲底下，潜藏着好似青少年那样的暴躁脾气，勃然色变，像个胖墩墩、下嘴唇向前噘出的小男孩，怪罪这个那个——他怪罪我，我时常这么觉得。他在因某些与我们眼前的生活无关的事而怪罪我，即便在他喊我“甜心”、为我冲咖啡时，他也对我流露怪罪之意，从前他不喝咖啡，但每天早上他都为我冲一杯，放到我的面前，仿佛自己是圣人。
留着那杯该死的咖啡吧，有时我想大喊，我会自己冲咖啡。但我接过他递来的咖啡，摸摸他的手说：“谢谢，甜心。”接着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天。
*
那晚，在坐出租车回家、穿过市区和中央公园时，我心里想着埃丝特尔。她长得这么漂亮，她有一头红棕色、自然狂野的头发和闪亮的眼睛，她的性格也非常好。威廉有一次跟我说，她从不郁郁寡欢，我想，他没意识到说这话会伤害我，因为在我们结婚期间，我有时会郁郁寡欢，但今晚我思忖，好吧，我很高兴，她从不郁郁寡欢。与他相识时，她是个无固定职业的舞台演员。威廉只看过她演的一出戏，当时他们已经结婚，那出戏名叫《钢铁侠的坟墓》，是外百老汇的一个小型演出，有一晚，我的丈夫和我同威廉一起去看了那戏。我惊愕地发现，当埃丝特尔在台上不讲话时，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观众，仿佛在搜寻某人。自那以后，她参加了无数试镜，她在家练习准备，从他们宽敞的客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扮演格特鲁德、赫达·加布勒或其他任何类型的角色，虽然没有获得演出机会，她却始终乐观开朗。不过她拍了几则广告，有一则在纽约本地的电视台播放，她在广告里介绍香体露。“这一款正适合我”，她说，并眨了下眼，补充道，“我相信”——同时用手指指向镜头——“也会适合你。”
人们常对他们说，他们俩郎才女貌。再者，埃丝特尔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只是有点儿丢三落四。威廉这么认为，我也同意。布里奇特同样丢三落四，这对母女长得很像，这一点似乎亦让人们着迷。一天——这是威廉告诉我的——他望着她们一同沿人行道往前走，她们刚从格林尼治村的一家服装店出来，她们互相大笑时的举止神态如此相似，把他看呆了。埃丝特尔见到他，大肆挥手，威廉不会做这样的动作，那天，她用打趣的口吻责备他，“当妻子如此高兴见到她的丈夫时，她希望他也因见到她而高兴”。
*
最近，我坐在公寓内，透过窗户凝望城市的景色，我们（我）也可以欣赏宜人的市景和东河。可当我看着城市的灯火和很远以外的帝国大厦时，我想起了纳什太太，就是第一天开车送我去大学的我高中的辅导员——哦，我爱她！车子开到半路，她突然驶下收费高速公路，来到一家购物中心，她轻拍我的胳膊说：“下车，下车。”我们下了车，走进购物中心，接着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目光与我相对，她说：“露西，你可以过十年再还我钱，行吗？”她给我买了些衣服。她给我买了数件不同颜色的长袖T恤衫、两条裙子和两件上衣，有一件是漂亮的乡村风格的上衣，而我最难忘、让我最爱她的是她给我买的内衣，一小叠我生平见过的最漂亮的内衣，她还给我买了一条合身的牛仔裤。她又给我买了一个小旅行箱！一个米色、有红色镶边的箱子，我们回到车旁时，她说：“我有个主意，我们把东西都放在这箱子里吧。”于是她打开后备厢，把箱子放进去、打开，然后她如此细心周到地用我生平见过的最小巧的剪刀，剪去每个价格标签牌——后来我知悉这种剪刀是用来修手指甲的——接着把我的东西全放进那个箱子里。她做了那么多，纳什太太。十年后，她死了，死因是一场车祸，所以我没机会还她钱，我一直都忘不了她。（每次我随凯瑟琳去购物时，无不想起和纳什太太在一起的那天。）那天我们到了大学后，我半开玩笑地对纳什太太说：“我可以佯称你是我的母亲吗？”她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说：“当然可以，露西！”尽管我并未喊她妈妈，可她陪我走进宿舍时，她对人亲切客气，我相信他们认为她是我的母亲。
我将永远——哦，永远！——爱那个女人。
*
几个星期后，威廉从实验室打来电话——他往往在上班时打电话给我——再度感谢我去他的生日会。“你有遇到好玩的人或事吗？”他问。我告诉他我有。我告诉他我和帕姆·卡尔森的谈话，她想聊聊她的第一任丈夫，鲍勃某某。我一边说，一边望着窗外的河，一艘巨大的红色驳船被一艘拖船拖着驶过。
“鲍勃·伯吉斯”，威廉说，“他是个好人。帕姆离开他，因为他不育。”
“你和他也一起共事过吗？”我问。
“不。他是公设辩护律师或什么。他的哥哥是吉姆·伯吉斯——记得沃利·帕克的案子吗？为帕克辩护的就是他哥哥。”
“是吗？”我问。沃利·帕克是一位灵乐歌手，被控杀害了他的女友，吉姆·伯吉斯帮他脱了罪。那是在许多年前，案子非常轰动，审判过程经电视转播，似乎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我记得，我一直认为沃利是无辜的，我视吉姆·伯吉斯为英雄。
因此我们讨论了那案子几分钟。威廉搬出他以前讲过的话，说我是个傻瓜，竟相信沃利是无辜的。我没和他争辩。
接着我冷不防地问威廉：“你喜欢那生日会吗？”
他停顿了一下说：“我想是吧。”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想是吧？埃丝特尔花了很多功夫办那生日会。”
“她雇了承办宴席的人，露西。”
“那又怎样？还不是要她统筹安排。”那艘驳船行得很快。我总是惊讶于这些船能行得那么快，想必它是空船。它吃水浅，我可以看见船底许多黑色的部分。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没错，这生日会很棒。我现在有事，不能再说了。”
“威利”，我说，“我再问你一件事。你晚上状况如何，还会夜惊吗？”
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得出，他打电话给我是为了这件事。“哎，露西”，他说，“我昨晚出现了一次——哦，是凌晨三点左右。和凯瑟琳有关，十分怪异，我无法具体描述。我的意思是，她好像在那儿徘徊不走。”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想我可能需要吃点药。这事情变得真棘手。”他补充道：“凯瑟琳好像与我同在，我指她的鬼魂，这样着实——着实不妙，露西。”
“哦，威利”，我说，“啊呀，我真的很同情你。”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接着我们挂断电话。
不过有一件事，直到威廉打电话来，跟我谈及生日会时我才想起：
生日会那晚，我走进他们的厨房，放下手里端着的酒，准备向埃丝特尔道别，她稍稍走在我的前面，厨房里有个男人，倚着料理台，是埃丝特尔的一位朋友，我先前和他打过照面。我听到埃丝特尔悄声对他说：“你是不是无聊死了？”接着她转身，看见我，惊呼道：“哦，露西，真开心，又见到你啦！”那男人说了同样的话。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友善的样子，他也是演戏的。我和埃丝特尔闲谈了几句，我们互相亲吻脸颊，然后我告辞离去。但我不喜欢她与那男人讲话的口气；里面包含亲昵之色，暗示——也许——她自己也感到无聊，我不关心她无不无聊。我只觉得心里轻微“咯噔”一下，我猜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不过在威廉打来电话前，我已经忘了这事。
此外（这也是我突然记起来的），我带去的郁金香仍裹着包装纸，放在厨房的料理台上。对此我并不是特别介怀。那生日会找了花店的人来布置，若以为街角便利店的几朵郁金香会派上用场，是痴心妄想了。
久久回响在耳畔的是埃丝特尔的话音。
*
我的丈夫在那年夏初发病，十一月过世。此刻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不过这次婚姻和我与威廉的婚姻很不一样。
只不过我必须说的是：我的丈夫名叫大卫·艾布拉姆森，他是个——唉，我该怎么向你描述他这个人呢？他就是他！我们是——我们真的是——天生一对，这样讲似乎太陈词滥调，可——唉，此刻我讲不出更多。
然而事情是这样：在发现大卫的病情和后来他去世时，两度我第一个打电话通知的人都是威廉。我猜——可我不记得——我肯定说了类似“哦，威廉，帮帮我”之类的话。因为他的确帮了忙。他为我的丈夫另找了一位医生——我相信是一位医术更高的——但那时，任何医生都回天无力。
后来大卫去世时，威廉又帮了我。他帮我应付一些必要的手续——一个人死后，要处理的事如此之多，关停不同的信用卡，处理银行账户和繁多的电脑密码。威廉叫我让克丽茜去安排葬礼，威廉这建议非常明智，克丽茜负责了葬礼的一切。
最初几晚，来陪我过夜的是贝卡，那时，她替我流了我要流的泪。她像个孩子似的痛哭不止，而后扑倒在沙发上，过了几分钟，她说了些话——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我们俩开始大笑。可爱的贝卡，她就是那样。她逗我发笑，后来她得回家了，她不能一直陪我。
大卫的葬礼在市区一家殡仪馆举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对葬礼的印象一团模糊。我清楚记得贝卡对我低语：“爸爸希望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坐在前面。”
“他那么对你说的？”我转头看着她问道，她严肃地点点头。可怜的威廉，我心想。
可怜的威廉。
*
圣诞前夕，埃丝特尔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去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我说，我十分感激她邀请我，但是不行，我将和两个女儿一起过节，话一出口，我就记起贝卡说的，葬礼上，威廉曾想和我们一同坐在前排，我的脑中委实闪过一念，说不定是威廉想要跟女儿和我共度圣诞节，也许他已经问过埃丝特尔，可否把我们算在内。但这些年来，他一直和埃丝特尔及她的母亲一起过圣诞节，当然还有布里奇特；埃丝特尔的母亲近乎和威廉同岁。我想象着他们的公寓布满节日的装饰，并有一棵高大的圣诞树，贝卡告诉过我这些，她语带挖苦地说，隆重喜庆得跟梅西百货公司一样。我说：“不及萨克斯精品百货店那么华贵吗？”说完，我们哈哈大笑。晚上，他们会去一个在他们住处附近举办的年度圣诞会，威廉每次都很喜欢那晚会。
“我明白”，埃丝特尔说，“但请知道我们在想你，露西。好吗？”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
“我们知道，大卫走了，日子一定不好受”，她说，“唉，露西——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我没事”，我说，“别担心，不过还是谢谢你”，我又说了一遍，“我由衷地感激。”
“好吧。”埃丝特尔犹豫了一下。“好吧”，她又说了一遍，“就这样，再见。”
*
就这样，新的一年开始了。在颇短的时间内，威廉接连遭遇了两件大事。但让我先再说几件别的事。
一月，威廉告诉我——在他从实验室打来的电话中，在我们讲完女儿的事后——圣诞节，他送给埃丝特尔一个昂贵的花瓶，是她之前有一天在店里看中的；她送给他的是一项在线订阅的服务，从中可以找到有关一个人祖辈的信息。透过他告诉我的语气，我听得出他对这份礼物感到失望。礼物对威廉而言一向意义重大，我始终不理解他的重视程度。“那是她独具匠心的地方呀”，我说，“这个点子太棒了。”“你对你的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威廉，这个网站可能派得上用场。”我清楚记得我讲了那句话。他只说：“是啊。我想是吧。”这副样子的威廉说明他厌烦了我，显现出藏在他高雅、和悦的外表底下坏脾气的男孩的一面。可我不在乎，他不再和我有关系。挂了电话后，我心想：谢天谢地。我的意思是，幸好他不再和我有关系。
至于下面这件事，那晚在威廉的生日会上，如果我留下来，继续和那个叫帕姆·卡尔森的女人聊天的话，我多半会告诉她：在大卫过世的几年前，我们去宾夕法尼亚州参加他侄儿的婚礼。大卫在芝加哥一个哈西德派犹太教的家庭里长大，他十九岁时离开了那个团体，当时他们把他驱逐出教派，他和他的所有家人断了联系，直至近日，他的姐姐才联系上他，所以我和她不熟。对我而言，她像个陌生人，因为她确实如此。我们坐火车去，然后他的姐姐来接我们，我们驱车在夜幕中行驶了半个小时，抵达一家旅店，四周什么也没有。前一晚下了雪，我坐在后座，盯着窗外掠过的绵延的夜幕，难得能看到住家，时不时出现各种商店——有一家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永久歇业”——或看着像仓库的建筑。我的心情如此沉重，因为这一幕幕景色令我想起威廉，想起我们年轻时，我在上大学，我们会开夜车，从芝加哥回东部，去探望他的母亲，我们驶过类似这里的地方，被白雪覆盖、看起来荒无人烟的地区。但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如此幸福，和他在一起，我有种温馨的感觉。如我先前所言，威廉没有兄弟姐妹——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我也没有。那晚，当我和我的现任丈夫及他的姐姐坐在车里赶路时，我强烈地怀念记忆中的安心踏实，因为威廉和我曾组成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天地。我记得有一次开车回东部时，他说我可以把我的桃核丢到窗外，不知为何，我把果核朝他那侧的车窗外丢去，他在开车，那桃核打到他的脸，我记得我们哈哈大笑，笑个不停，仿佛那是历来发生过的最滑稽的事。后来，过了几年，我们也会把年幼的女儿塞进她们的安全座椅，开车去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看望他的母亲，一路上仍能感到安心踏实。可那晚坐在汽车后座，我们经过大片被白雪覆盖的土地，我稍稍听见我的丈夫和他的姐姐在轻声谈起他们的童年，途经的广告牌上写着“被车撞了？请致电HHR律师事务所”，当时我暗自寻思：唯独和威廉在一起时我才有安全感。他是我这辈子有过的唯一的家。
如果我没走掉，我可能会把上述事情讲给帕姆·卡尔森听。
*
关于我以前的婆婆凯瑟琳，我想说的是：
我和威廉刚一订婚，她就兴奋地问我，那几乎是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她在电话里问：“你会喊我妈妈吗？”我说：“我会试试看。”但我根本做不到。我只能喊她凯瑟琳，凯瑟琳也是威廉对她的称呼。她婚前的名字叫凯瑟琳·科尔，威廉有时眼中闪着光、用略带反讽的口气那样叫她。“凯瑟琳·科尔，这些日子你在瞎忙什么呢？”
我们爱她。哦，我们爱她；我们的婚姻似乎以她为中心。她活力四射，她的脸上经常容光焕发。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初次见过她后说：“凯瑟琳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容易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
我觉得她的家非凡出众。那房子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一条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附近还有其他房子。我第一次进去时，阳光从厨房的窗户洒入，厨房十分宽敞，里面有张白色的桌子，整个厨房干净得发亮。料理台是白色的，洗碗槽上方的一个窗台上摆着一大盆非洲紫苣苔。厨房的水龙头形态修长，如一道优雅的弧线跨在洗碗槽上，那龙头银光闪闪。我以为我迈入了天堂。凯瑟琳的家处处干净整洁；客厅的木地板是发亮的蜜色，卧室挂着白色、看似上过浆的窗帘。我从不相信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想都没想过。可她竟然过着这样的生活！说真的，我难以置信。
不过，我需要说的是：
我在较早的一本书里写过这件事，但我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在我刚认识威廉、听说他的母亲曾与缅因州的一位土豆农场主结过婚时，我以为——因为我不了解缅因州土豆农场的情况——她应该挺穷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她的第一任丈夫，那位土豆农场主克莱德·特拉斯克把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还从政，担任了许多年缅因州的共和党州议员。凯瑟琳的第二任丈夫，威廉的父亲，他在战后来到美国，成为土木工程师。所以凯瑟琳不穷。我见到她时，惊讶于她家的雅致。我相信她最终享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不过我始终没完全搞明白美国的整个阶级体系，因为我来自最底层，那种遭遇会给人留下深远的影响。我的意思是，我从未真正走出来，走出我的出身，我猜我指的是那种贫苦的生活。
可是凯瑟琳，我刚认识她时，她会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她会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声说：“这是露西。露西从小一无所有。”我在上一本书里写过的。
凯瑟琳的客厅里有一张长沙发，颜色近似橘红色，有时，如果她不知道我们来，她会手脚伸开，躺在那沙发上，威廉喜欢给她惊喜，所以我们有时去之前不会通知她。“啊！啊！”她会一边说，一边匆忙起身，“过来和我抱一下。”我们会朝她走去，然后她会带我们去厨房，给我们吃的，她总是滔滔不绝，总是问我们过得怎么样，告诉威廉他需要剪头发了。“你真是个帅小伙”，她会用手托着他的下巴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得更勤些？把那胡子剃了。”她是快乐的化身。大部分时候是。偶尔，她显得比较闷闷不乐，她会近似开玩笑地说：“哦，我有心事。”威廉说她老是那样，不必担忧，但即便在她闷闷不乐时，她也依旧热情，一个劲儿询问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朋友里，她知道名字的，她也会打听他们的近况。“乔安妮怎么样？”我记得她问，“她还没嫁人吗？”接着她朝我使个眼色说：“她那个人有一点阴沉。”
她会坐在桌旁，看我们吃东西。她会说：“有什么事，全讲给我听！”于是我们一一讲给她听。我们告诉她我们在纽约的生活，告诉她我们楼下的邻居，他的妻子比他年轻许多，但这位妻子似乎不喜欢他。我告诉她，有一天，那个老男人挡在楼梯上，要我亲他一下才肯让我过去。“露西！”她说，“那太可怕了！你千万别再亲他！”我告诉她我别无选择，她说：“不，你有选择。”我说只是轻啄一下脸颊，不过那令我感觉怪怪的。“当然让你感觉怪怪的！”她摇头，用手上下抚摸我的胳膊。“露西，露西”，她说，“啊，我亲爱的孩子。”
接着她转向威廉说：“你在哪里，小伙子？有人在调戏你可怜的妻子！”
威廉耸耸肩。他和他的母亲在一起时就是这样。嬉皮笑脸，不分尊卑。
凯瑟琳会给我买衣服。通常她买她喜欢的衣服，但有时她让我挑些我喜欢的；一件搭配牛仔裤穿的条纹衬衫，一条我心爱的低腰线、蓝白两色的连衣裙。有一次，她要给我买白色平底船鞋，“这鞋子穿着舒服极了。”她说。我叫她不要买，我绝不会穿。那是她才会穿的鞋子，我心里这么想，但我没说出口，最后她没有买。
威廉和我结婚几个月后，她动手扔掉了一件我心爱的外套。那件外套是我花五美元在一家廉价旧货店买的，我喜爱它宽大的袖口和我走路时它摆荡的样子，它是藏青色的，我好喜欢那件外套，我觉得它代表了我。有一天，在带我去买了一件新外套后，凯瑟琳把它扔了。我不记得我亲眼看着她把它扔掉，我只记得，当我问她这外套在哪里时，她笑着说她扔了。“现在你有那件漂亮的新外套了。”她说。
让我感到滑稽的是——她给我买的这件新外套，并非售自什么专卖高档货的商店。过了好些年，当我开始会甄别不同的店家时，我才知道实情。那是一家几乎都是没什么钱的人去光顾的店。不过在我年少时，我连这样的店也不去。我基本不去商店。但我的婆婆有钱，她有钱，部分因为她的丈夫威尔海姆·格哈特，成为土木工程师的威廉的父亲，给她留下一份丰厚的人寿保险。他死后，她得到那笔钱。过了几年，她获得房地产执照，她卖出许多栋位于好地段的房子。所以她肯定有钱。我在这儿想说的仅此而已。
她还送我她的旧睡袍，那些睡袍做工精致，白色、上面带刺绣。我有拿来穿。
如今，当我思量她这人时，我理解为什么威廉在出现那些有关凯瑟琳的夜惊之际，会把我当作慰藉。因为——除了我们的女儿，凯瑟琳过世时，她们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我是唯一仅剩的认识他母亲的人。乔安妮不算。他们离婚后，她搬去了南部。她没再结婚。我猜她没有，我不确定。
*
早年有一天，凯瑟琳让我——威廉和我尚未结婚——给她讲讲我的家人，我一张口，眼泪就淌下我的脸庞，我说：“我讲不出来。”她从她坐的一张椅子上站起身，她过来，坐到橘红色的沙发上，挨着我，伸出双臂搂住我说：“哦，露西。”她一直重复那句话，同时搓揉我的胳膊和背，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脖子上。“哦，露西。”
那天她对我说：“我也有抑郁症。”我诧异。我认识的人里，从没有谁，没有一个成年人，曾讲过那样的话，而且她说那话时带着几分不以为意的语气。她再度拥抱我。我一直记得那件事。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凯瑟琳身上总是香喷喷的，来自某种特定的香水，其香味成为她的体味。正因为如此，我也开始使用某种特定的香水——但不同于她的——有了我自己独特的香味。我似乎永远买不够这种香味的润肤露。
一天，那位善解人意的女精神科医生耸耸肩说：“这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身上有臭味。”
她讲得对。
几乎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其他小孩见到我的姐姐、哥哥和我时，他们一边捏着鼻子跑开，一边对我们说：“你们全家人都有一股臭味。”
*
在威廉过七十一岁生日前夕，克丽茜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心花怒放，自大卫去世后，我以为我不会再有心花怒放的感觉。威廉与我在电话里聊到这事——要当外公外婆了！他似乎很高兴，但不像我那般欣喜若狂。他这人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生性如此。可结果，两周后，克丽茜流产了。她一大早从家打电话给我，她尖叫道：“妈！”她即将去医生的诊所。于是我立刻赶往布鲁克林——我坐地铁，因为那个时段，坐地铁去那儿最快——去了医生的诊所，然后我去她家，我们一起躺在沙发上，她痛哭流涕；噢，我以前不知道克丽茜会哭成这样，她——个子比我高——把头枕在我的胸口，直至最后她的哭声缓下来。她的丈夫在家，他也去了医生的诊所，但他让我们单独留在客厅，不来打扰我们。我没和她说，她会再怀孕的。我想对她而言那是废话。我只是搂着她，轻柔地拂开她脸上的头发。“妈”，她看着我说，“我本来打算，如果是女孩的话，给她起名露西。”
我不敢相信。我说：“真的吗？”她揉揉鼻子，点头说：“是，是真的。”
我继续抚弄她的头发。接着克丽茜说：“你知道吗，不知怎的，我感到羞愧难当。”
我说：“羞愧什么，克丽茜？”
她说：“流产的事。就好像是因为我的身体不正常工作。”
“哦，宝贝”，我说，“宝贝，数以百万的女人流产。这可能正好说明，你的身体在正常工作。”
“啊”，她过了一会儿说，“我没从那个角度想。”她像个小孩子似的依偎着我，我不停抚弄她的头发。
然后她终于坐起身说：“我知道，大卫的过世让你难过极了。”
我说：“谢谢你，宝贝。不过别担心，我没事。”
就在这时贝卡走进公寓，她也痛哭流涕，贝卡是个动不动就哭的人，克丽茜笑嘻嘻地说：“行了，别哭啦。”我留下来吃午饭，到那时，我认为克丽茜好些了，她的丈夫也和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我说：“好吧，大家，我得走了，我爱你们每个人。”他们说：“再见，妈妈，我们爱你——”道别时他们一贯这么说。
走在人行道上，我思忖，我的母亲从未对我说过“我爱你”，我思忖，克丽茜曾打算给那孩子起名露西。我的女儿，她爱我！即便知道这一点，我也感到意外。说真的，我大为诧异。
在返家的地铁上，我坐在一位看起来镇定自若的妇女旁边，她带着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我看着他俩；她爱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她是否曾流产过，如果有，她是否感到羞愧。她给人感觉甚是独立，她的独立也延续到了那个男孩身上。他拿着一本小练习簿，上面写着“学前班启蒙教本”，那位妇女——我想她应该是他的母亲——非常耐心地拼读出“橙”“黑”“红”，他则同时在那本簿子里找到这些颜色。
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威廉，他说，先前克丽茜打电话告诉他这事时，他的回应恐怕欠妥。“我跟她说别担心，她会再怀孕的，她说，爸爸，我的天哪，你能说的就仅此而已吗？每个人都那么讲，我可是刚失去我的孩子啊！”威廉对我说：“但那还不是个孩子，她为什么不能对我宽宏点儿？”于是我试图向威廉说明，对克丽茜而言，那已经是她的孩子了。我差点告诉他，如果是女孩，她打算给那宝宝取名露西，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告诉他。我们挂断了电话。
我回想克丽茜的眼泪。还有贝卡的。
在我小时候，如果我的哥哥、姐姐或我哭，我们的父母会大发雷霆。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经常会对我们大动肝火，即使我们没有哭。但如果我们其中有谁哭的话，他们俩会一起对我们发脾气到近似发狂的地步。我以前写过这事，但我在这儿旧事重提，是因为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女士谈到有个修女告诉她，她“有上帝恩赐的眼泪”。贝卡亦是如此。连克丽茜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有上帝恩赐的眼泪。哭，对我来说，经常是件难事。我的意思是，我会哭，但我会在哭的时候感到非常惊恐。威廉懂得应付那种情况；当我真哭得很凶时，他不会被吓到。若换作大卫，我相信他会；不过和大卫在一起时，我没再哭得像第一段婚姻时那么凶，没像个孩子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自大卫死后，有好几次，我会坐在床边的地板上——位于床和窗之间——号啕大哭，那泪如雨下、骇人的样子俨然一个孩子。我总担心——毕竟住在公寓楼里——有人会听见我的哭声。我不经常那样。
*
威廉七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在下午发短信给他：生日快乐，你这老家伙。没过半晌，我的电话响了。他从上班的地方打来。我说：“你好吗，威廉？”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简单聊了聊两个女儿——克丽茜的情况似有好转——接着他对我说，那天早上埃丝特尔坦承没给他买生日礼物，但如果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尽管告诉她，她只是因布里奇特和她最近出的一些事而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问：“布里奇特怎么了？”威廉说，她在学校的什么音乐会上有演出，她讨厌吹长笛，可埃丝特尔在努力劝她再坚持一年，我感到在他说这番话时，我——也许包括他——并不真正清楚布里奇特怎么了。可我说：“哦，我明白了。至于礼物。你们结婚有些年头了。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吗？”我心里想的是，哦，威廉，我们别啰唆了，你真是孩子气。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天啊，我在想，你实在太孩子气了。
稍后我们挂断了电话。
*
不过还有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迄今已过去许多年，在我的第一本书问世后，当时我仍和威廉在一起，我在首都华盛顿有个活动，我不记得那场活动的内容，只记得我是一个人去，单独做那场活动——我确信我对此充满惶恐，那时的我对这类事总会感到害怕。我想说的是下面的经历：在准备回家那日，天气不好，预报有连续不断的雷阵雨，还刮风，所以机场里挤满了滞留的人，我最终坐在地上，旁边是一对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轻夫妇。女的美艳而冷傲，男的客气却沉默寡言。重点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恐慌加剧，一有机会，我就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威廉——公用电话前排起队伍——他试图帮我找一处过夜的地方。他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各种在华盛顿的人，但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们只能坐等天气转好，我惶恐万分。结果那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漂亮女人有一部（在当时）非常新潮的手机，她掏出那手机，我看着她打电话给火车站，她和她的丈夫决定试试坐火车去纽约，我问可不可以和他们同行，他们说可以。我想要和他们同行，主要原因是我怕极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整晚上在那巨大、挤满人的机场，于是我们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仅剩几个座位，我上了火车。我所记得的是日出之际，我望着新泽西州，对自己有家感到如此庆幸，如此深深、深深地庆幸自己即将回到纽约的家，回到有我的丈夫和我的女儿的家。我将永生难忘那次经历。我是那么地爱他们每一个人——噢，我爱他们爱得不顾一切。
所以其实我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
后来威廉碰到了两件事。
我得知第一件事是在五月末的一个周六。一年前的那天，大卫发现自己生病，所以当威廉打电话给我时，我（实在自作多情）以为他打来是由于那事，我既惊讶又感动于他记得这确切的日子。我说：“噢，威利，谢谢你打电话来。”他说：“什么？”接着我说，今天是大卫发现生病一周年，他说：“噢，天哪，露西，对不起。”我说：“算了，没事，告诉我，你为什么打电话来？”
他说：“噢，露西，我改天再打电话给你。不是急事。”
我说：“换什么日子？就现在跟我讲吧。”
于是威廉告诉我，那天早上，他终于登录埃丝特尔给他订阅的那个族谱网站，然后——听起来他仿佛是在与人谈论一场他刚看过的精彩的网球比赛——他告诉我查到了什么。
以下是他查到的：
在他出世前，他的母亲有过一个女儿。与她的丈夫克莱德·特拉斯克——缅因州的那位土豆农场主所生。
这孩子比威廉大两岁，记录上她婚前的名字叫洛伊丝·特拉斯克。洛伊丝出生于缅因州的霍尔顿，那儿离凯瑟琳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土豆农场主克莱德·特拉斯克所住的地方不远。出生证上写着：凯瑟琳·科尔·特拉斯克是她的母亲，克莱德·特拉斯克是她的父亲。克莱德·特拉斯克在洛伊丝两岁时与另一人结婚，同样有结婚证书为凭。威廉没有找到洛伊丝的死亡证明，只找到一张1969年的结婚证，当时她的名字是洛伊丝·布巴。“我查了这个名字的念法，念作布——巴。”威廉用略带讽刺的语气说。他还查到她子女和孙子孙女的名字。她的丈夫于五年前过世，有死亡证明。
威廉问我对此有何看法，而后又几近随口说了一句：“当然，这荒唐可笑，这不可能是真的。我敢说这些网站充斥着各种错误信息。”
我起身，挪到另一张椅子上。我请他再跟我讲一遍他怎么一步步查到这些信息的，我对这类网站一无所知。于是他耐心地复述了一遍，我一边听——我确实竖起耳朵在听——一边感到心往下沉。“露西？”他说。
过了片刻，我说：“我相信这必然是真的，威廉。”“这不是真的”，他坚决地说，“天哪，露西。凯瑟琳绝不会遗弃孩子的，就算她真有——她应该没有——她也会跟谁讲起过这事。”
“你为什么如此有把握？”
“因为这些地方专干那种事——他们把你骗进来，然后——”“什么地方？”我问。
他说：“这些卑鄙无耻的网站。”
我翻了个白眼，当然他没看见。“哎呀，威利，请打住吧。他们不会假造出生证的。她就是还有一个孩子！”
“我会再调查一下。”威廉平静地说。
他挂断了电话。
我大声说出：“你这傻瓜。凯瑟琳就是还有一个孩子！”我愕然。不过仔细回想，我觉得这件事虽然有点离奇，但在情理之中。
*
结婚前的那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威廉的公寓。我不住在那儿，但我们过着几分像同居的生活。我们如此快乐。我如此快乐，我十分确信他也是。我会试着下厨，做饭给我们两人吃，但我对食物的了解几乎为零。我记得，他对我在食物方面的无知感到困惑，但他非常宽厚地包容这一点。他有一台电视机，我从小到大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每晚，我们会看约翰尼·卡森的脱口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档节目，每晚，我们一起坐在他的沙发上看这档节目。
我记得那年他念书给我听。念的是一本童书，不过是写给大一点的孩子看的，他年少时很喜欢这本书——书里讲一个给自己编造人生的男孩。每晚我们躺在床上时，他会念几页给我听，而我满脑子想的只是要与他做爱。如果他在关了灯后不伸手碰我——大多数夜晚他会碰我——我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觉得失落。我是那么地需要他。
我们在一家乡村俱乐部举行了婚礼，他的母亲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婚礼的规模很小，请了一些大学的朋友和她母亲的朋友，大约在婚礼开始前一个小时，当我正在楼上、俱乐部的一个房间里穿衣打扮时——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没来参加婚礼。事实上，在我通知他们我的婚礼在即的消息后，他们既没寄任何东西给我，也没写信给我——我开始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很难描述，但又感觉好像事情不完全是真的。我下楼，站在威廉和治安法官的旁边，我们宣读誓词，那一刻，我几乎讲不出话。威廉含情脉脉、体贴地看着我，仿佛想帮我解惑。但那感觉并未消失。
仪式结束后，我们转身，我看见他的母亲兴高采烈地鼓掌，也许——我不确定——当下那一刻，我格外思念我的母亲，也许我始终都在思念她，我不知道。但我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没有消失，在之后简单的婚宴上，我并不觉得自己真正身处其中。我的意思是，身边的一切都离我有点遥远，我好似一个局外人。那晚在酒店，我没像平常那样自愿委身于我的丈夫，先前产生的那种感觉依旧萦绕在我心头。
实际的情形是：那种感觉从未消失。
从未彻底消失。在和他结婚的那些年里，我自始至终都有那感觉——时强时弱——令人苦恼极了。我无法向他，甚至无法向自己描述具体是什么感觉，但就是时常伴随我的一种私密、无声的恐惧。晚上，我无法完全像以前的自己那样与他同床，我努力不让他知道这事，但他当然知道。如今，想起在婚前那些他没有伸手碰我的夜晚，我曾感到如此绝望，我能理解在我们婚姻期间他定会有的感受。他必定觉得丢脸和不解，但似乎无计可施。我们确实也没采取任何对策。因为我讲不出来，威廉遂变得郁郁寡欢，他一点一点地关上心门，我能预料到那结果。我们过着我们的日子，把问题掩盖起来。
我们刚有克丽茜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完全不懂怎么照顾婴儿，凯瑟琳来和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去，去”，她在到的第一周对我们说，“你们俩现在出门，一起去吃个饭。”在我的记忆中，当她负责照料宝宝——还有我们——的生活时，她稍稍显得气势凌人。于是我们出门吃饭，可我依旧担惊受怕，后来那天晚上，自宝宝出生以来明显变得少言寡语的威廉对我说：“你知道吗，露西，我想，如果她是个男孩，我会感到更开心。”
听到那话，仿佛有东西在我的内心深处一沉，对此我什么也没说。
但我始终记得那件事。当时我思忖，好吧，起码他讲了实话。
总之，我们在彼此身上发现这类意想不到的事，并对对方感到失望，我想说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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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脑子想着凯瑟琳的事。我搞不清我凭什么知道她有过那个孩子，但我确信她有过。我记得她抱着襁褓中的克丽茜的样子，如我所言，在凯瑟琳第一次来小住期间，她担起照顾婴孩之责。但当我回想这段时光时，我隐约记起还有别的几次——都是之后的事了——凯瑟琳一边抱着年幼的克丽茜，一边时不时流露出某种恐惧的神色。现在这么一想，很容易让人在脑中唤回昔日的画面，可我记得确实如此。对贝卡，她充满疼爱，但有时也莫名其妙地疏远。想象一下，她抱着我们的两个小宝贝女儿时心里在想什么！
我记得她鲜少谈起她的过去，顶多只字片语。她有个哥哥，每次提到时，她不以为意地摇摇头说：“哎，他命运坎坷。”几年前这位哥哥在铁道口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可在讲起她当土豆农场主的丈夫时，凯瑟琳总是贬低他，说他“脾气不好”，说他们从未相爱过。她嫁给他时十八岁，直到去马萨诸塞州，和那个德国战俘、威廉的父亲一起生活后，她才上了大学。
威廉的父亲本名威尔海姆（不过在来美国定居后，他改名威廉），她怎么认识威尔海姆的，我们对那段往事知之甚详。威尔海姆是在农场干活的十二名战俘中的一员，他们住在霍尔顿当地机场附近的营房，每天由卡车把他们载出来。从这些人第一次来农场起，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凯瑟琳给他们送去她做的炸面圈，他们在存放土豆的棚仓外吃午饭，她送炸面圈给他们加餐。她告诉我们，这些人分到的食物不够他们填饱肚子，她说，威尔海姆瞅她的眼神着实令她颤抖。
但让凯瑟琳死心塌地——噢，真的死心塌地——爱上威尔海姆的是下面这件事。在土豆农场主克莱德·特拉斯克的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他的母亲显然弹过这架钢琴，她在凯瑟琳嫁给克莱德·特拉斯克前夕过世了。那钢琴摆在客厅，是一台旧的立式钢琴。凯瑟琳说，有一天，她的丈夫不在家——他在州议会任职，尽管议会处于休会期间，但他们有个委员会会议，所以他去了奥古斯塔——威尔海姆走进屋子。凯瑟琳吓了一跳，但他朝她微笑，他头上戴了一顶帽子，他摘下帽子，然后走进客厅，他在钢琴前坐下，他弹奏了起来。
就在这一刻，凯瑟琳疯狂地、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她说，她从未听过哪支曲子像威尔海姆那日弹奏的一样优美动人。时值夏天，一扇窗半开着，微风吹撩起窗帘，窗帘随风摇摆，他坐在那儿，弹奏那架钢琴。他弹的是勃拉姆斯，她后来找到了答案。他一直弹啊弹，只抬头瞅了她一两眼。然后他站起，向她微微鞠了一躬——他个子很高，头发暗金色——从她身旁走过，出门返回田间。她透过窗户看他，他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露出强壮的胳膊，衬衫后面印着硕大的黑色字母POW（战俘），他穿着战俘穿的旧裤子，脚上蹬着靴子，她望着他朝田间走去的背影，一个高大、走路昂首挺胸的男人，他一度转身，在弹指间面露微笑，不过她确定他看不到她站在窗前、靠近窗帘，隔着距离注视着他。
凯瑟琳每次向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时，她的眼神都会变得非常恍惚。能看得出她在回想当时的画面，那个踏进她家、摘下帽子、在钢琴前坐下演奏的男人。“就是这样。”她说着，把目光重新投向我们。“就是这样。”
他们怎么偷偷交往的，我不知道，她没说。但显然威尔海姆略懂英语。凯瑟琳向我们指出，在大部分战俘中，会英语的人很少。不过她向我们讲了她离开土豆农场主丈夫那日的事。当时距她最后一次见威尔海姆已有一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送了回去。他先被送到英国，从事战后的修缮工作——他必须帮忙清理那儿的战争疮痍——历时六个月，然后他返回德国。他们互通书信。我不知道她的土豆农场主丈夫有没有发现那些信，可她亲口对我讲过一次，她会每天走去邮局，看有没有威尔海姆寄来的信，缅因州那间小邮局的局长逐渐对她起疑——她是那么说的。她还说，她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威尔海姆写信告诉她，他已在马萨诸塞州后——通知他，她将坐火车于早晨五点抵达波士顿北站，想必她定好了日子。时间是十一月，地上积了近一英尺
的雪，当她去寄那封信时，她担心邮局局长会把信扣下。但他不能那么做，她想，他确实没有。她告诉我们，她等到她丈夫的姐姐来做客时才离家出走。她希望那位土豆农场主丈夫在发现她不见时，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我总觉得那样做很动人。
除此以外，我对凯瑟琳几乎一无所知。当我问她，她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时，她会摇摇头。“哎，不怎么样”，她有一回说，“但过得去。”日后她再没回缅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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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了一个星期，然后打电话给在上班的威廉，他听上去心烦意乱。我说：“你还查到什么？”他说：“哦，露西，那都是一派胡言。没什么可查的。”我问他埃丝特尔怎么说，他犹豫了一下，然后问：“说什么？”
“关于你母亲还有一个孩子的事”，我说。他说：“露西，我们并不清楚她还有一个孩子。”我继续追问他，埃丝特尔怎么说，过了一会儿他回答：“她认为没那回事。”
挂断电话后，我意识到威廉在撒谎。具体在哪件事上，我说不准。但他的话音中包含几分糊弄之意，我认为我听得出。我决定不再打电话给他询问有关这件事的一切。
啊，我思念大卫！我苦苦地思念他。难以置信地，我思念他。我想起，他知道我喜爱郁金香，他总是——总是——在这间公寓里放上郁金香，即便过了郁金香季，他也会去附近的花店买郁金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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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如果我、我的姐姐或我的哥哥撒谎，或即使我们没有撒谎，但我们的父母认为我们说了谎话，我们就要用肥皂清洗嘴巴。在那个家里，这还远不是对我们最厉害的惩罚，正因如此，我将简单讲讲下面的事。我们得仰面躺在小客厅的地板上，说谎的那人，不管是谁，举个例子，比如是我的姐姐薇姬，另外两个孩子，我的哥哥和我，便要照吩咐按住她的胳膊，家里剩的另外一个人按住她的腿。接着我的母亲会去厨房拿抹布，然后她会走进浴室，用肥皂把抹布洗干净，薇姬将必须伸出舌头，我的母亲会用力把那抹布塞进她的嘴，一直塞，塞到薇姬作呕为止。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发现父母下意识地让其他孩子一起参与这项行动是个妙招。这离间了我们，发生在那个家里的所有事，无一不离间着我们的关系。
当轮到我躺在地板上时，我毫不挣扎，不像我可怜的哥哥，他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惊恐万分，也不像我可怜的姐姐，她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满腔怒火。我躺在那儿，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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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试着理解下面这番话：
我总认为，如果有一块大的软木板，板上的大头针每一枚都代表一个活过的人，那么在这块板上，没有一枚大头针代表我。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自己是无形的人。但我指的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无形。很难解释。我无法解释，只能说——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就好像我是不存在的，我猜这是我能做出的最近似的描述。我的意思是，我不存在于这个世间。事情的原委可能很简单，我从小到大，家里没有镜子，只有一面很小的，高挂在浴室洗手池的上方。我实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只想说，在某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我觉得自己是世间无形的人。
我被困在首都华盛顿机场的那晚，让我跟他们搭火车回纽约的那对夫妻，时隔没多久在报上看到我的照片，他们来听了我在康涅狄格州举行的一场作品朗诵会。那女的满脸堆笑，她对我的态度真是非常友好，比我在机场和他们一起时友好太多，原因是——我想——她觉得我是个人物。在机场的那晚，我不过是个吓得失魂落魄、紧跟在她后面的家伙。我始终记得那事，在我朗诵会的当晚，她对我的态度大相径庭。我的书深受好评，办朗诵会的图书馆挤满了人。想必那情景令她肃然起敬。
她不可能知道的是，即使当我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朗读和回答问题时，我依然觉得自己是无形的，这说来奇怪，但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