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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化总结。其中丰富的金融文化意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从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中国金融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总结。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八个坚持”当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总结提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成功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秉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互融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
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也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给今天提供的重要启示。
我国自秦代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管理体制的关键特征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这就表明确立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对于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民族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为了应对以上诸多挑战，中央政权与各个利益阶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博弈，建立起一系列的有效治理机制和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其基本方式是，明确界定和强力保证中央的权威，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推行大政方略，指导地方政府的实际工作，同时也给予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历朝历代的实践证明，如果中央有权威，便有利于形成举国体制，有利于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旦中央权威得不到保证，政府势必难有作为，甚或局面失控，出现纷扰动荡、兵连祸结的局面。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维护中央权威仍是我国发展与治理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党中央居于中心，负责研究、决定和解释涉及全党和全国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发挥着定于一尊的领导权威作用，政府、人大、政协等各国家机构在党中央领导下分工协同、各司其职，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党中央之所以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党中央能够突破局部利益的束缚，从全局和整体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庞大的党员群体、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党中央能够有力地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克服国家治理中存在的分散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确保政令统一。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党中央领导各根据地建立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为生产建设和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确保了党的政策在金融工作中得到有力的贯彻落实，我们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有力地平抑了物价，维护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更加重视金融工作，在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党中央多次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研究解决金融领域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推动金融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防止少数领导借口“党票”在地方（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而干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然突出，对金融工作的系统性、权威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金融调控与监管必须统筹两个大局，通盘考虑政治、经济与社会，平衡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与安全。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地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才能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突破部门与地方能力局限，避免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碎片化和执行不到位，从而确保各大金融管理部门、各类政策工具和各级党委政府朝着党中央确定的金融发展目标协同发力，确保政策的权威性，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同时，决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新机构的建立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新的治理机制和组织方式，更加有力地统筹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总之，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金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把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确保我国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坚持党的领导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为了巩固政权，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治国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感受，视民众为国家的根本、政权的依托。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金融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须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帮助和推动，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新中国的金融发展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摆在最高位置，切实为提高民生福祉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这一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名称上就能看出端倪。大家都知道，新中国的货币是人民币，新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它们于1948年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在酝酿中央银行名称时，中共领导人认为，拟议中的中央银行是全国性的，是长远存在的，以取“人民”二字为好，它可以表明银行的性质是人民大众的，不同于官僚资本家的或金融寡头的银行，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也能够有力支撑起将来新中国国家中央银行的大格局。
与中央银行名称相对应，新中国的货币也被命名为人民币，1948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票面图案也充分反映了解放区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情景。从货币制度层面看，人民币并不与美元、英镑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挂钩，也不以金银等贵金属为准备资产，而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用，依托中国人民对人民政权的拥护和信任，以解放区的土地上产出的粮食、棉花等实物资产为准备资产。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故事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观。
进入新时代，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彰显。从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这一定语来刻画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让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地、充分地享受金融服务，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说高度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那么，高度的普惠性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高度的普惠性，就必须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既持续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包容性，又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明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个核心任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根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了，就有利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确保金融血脉畅通，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具体而言，党和政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推进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来制定金融工作方针，为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难题提供有效手段，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奇迹自然是非同寻常的，不易出现的。这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进程中没有产生风险隐患，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一手促经济发展，一手防金融风险，同时注重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激活发展动能，优化风险防控机制，在发展和安全的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短视化。
这种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从整体上思考世界本原和人生意义，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许多关于系统观念的朴素思维。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为代表的理念，注重把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观，庄子崇尚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周敦颐阐述的无极太极生成、阴阳五行四时演化的世界观，等等，都体现了系统观念。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观念，科学把握事物各要素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为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金融工作的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分析经济与金融、经济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肌体”与“血脉”的生动比喻表明，经济与金融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必须树立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以系统观念来把握二者的关系。具体地看，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发挥的是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而经济对于金融则有着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能否强的因素，发挥的是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一国的经济是决定金融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能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作为根基，金融发展便无所依托，就成为无本之木。
在重视经济之于金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持续不断地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不但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循环畅通，就不会出大问题。
秉持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理念，也有利于理解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是局部服从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另一方面，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也只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建成。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是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以金融强国为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总之，系统观念强调，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中，要有大局观、全局观、整体观，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平衡好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从两个大局出发，统筹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风险特性，抓住关键，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的关系。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维护金融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没有金融安全做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归根到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把两者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加以系统谋划，不可有所偏废。
一方面，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高度重视经济、金融、社会、政治等各类型风险之间的互动、传染、叠加和放大，密切关注那些有很大危害性、连锁性的重大风险事件，坚持标本兼治，持续优化风险监测、识别和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最大的安全，抓牢经济发展主动权，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做大蛋糕、积累资产，为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供充足的弹药。抓住这个根本，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就能不断积累资本、技术和财富，为抵御各类风险挑战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主动安全和动态安全。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确保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至关重要。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中国基于转型和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坚持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相较于西方所谓的“休克疗法”“金融大爆炸”“华盛顿共识”，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八个坚持”当中的后面四条，系统总结了新时代金融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就是要抓住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勇于推进政府自我革命，提升政府经济和金融治理能力。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一方面，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必须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这一难题。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促进体制改革和经济金融发展高效联动，以改革红利的创造来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经济发展质效的改善。这就要求金融业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以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为抓手推动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的结构调整，理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的关系，从而起到连接供求的桥梁和组织资源的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新时代的金融工作中，我们推动渐进开放，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对于产业、贸易的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渐进而审慎的，必要的资本管制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防火墙”。底线思维强化了风险意识。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在风急浪高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外部环境中，在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既要防范开放本身带来的风险，又要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
以上这“四个坚持”体现的不只是系统观念，还有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坚持辩证思维，就是要求我们在金融工作中从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过程中把握金融发展演变规律，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短视化。金融改革发展稳定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协同推进，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方面做不好，金融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自古以来，历代思想家一直在强调事物的多面性、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辩证法的运用贯穿始终。《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其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阴阳、刚柔相推相交的辩证思维。老子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强调了事物发展的多元性和变化规律，以及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主张取其中道，不偏不倚，处理事物的矛盾和冲突，追求均衡与和谐。虽然诸子百家的思想旨趣有所不同，但辩证思维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无论是儒家的“和而不同”，还是道家的“有无相生”，或者法家的“矛盾之说”，都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展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辩证思维方法积淀和熔铸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运用到新时代的金融工作中，形成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
先从国际视角举一个例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强调稳定与安全维度，意味着经济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率最大化原则，施策结果将偏离市场最优均衡，看似偏离了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比如，面对去全球化、去中国化以及技术封锁和技术脱钩的风险，我们势必要搞备胎战略，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本土化、区域化，以及强调金融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和安全。这些举措从国际分工及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并不一定符合效率与市场原则，但长远看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确保金融血脉畅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是“划算的”。但也要看到，追求稳定和安全并不是无成本的，而会造成一定的市场扭曲和效率损失。因此，不能将追求绝对安全作为目标。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发展和维护稳定的根本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夯实物质技术基础，为实现动态安全提供支撑和保障。
再从国内视角举一个例子：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已成为当前推进我国金融工作的主线。
在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监管体制改革、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稳定对于经济长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前提下谋划发展，才能确保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有力维护金融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在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金融发展路径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我国在实践中努力通过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现两大目标：一方面，金融监管必须能够确保金融体系得以正常运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得到正常发挥，同时避免金融体系自身成为系统性不稳定的来源；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要在有效创新和防范风险间求得平衡，努力推动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脱离实体经济“独自起飞”，从而实现金融稳定。总之，我国在探索自身金融发展路径时始终注重平衡好发展和监管，确保金融发展行稳致远。
回顾现代经济发展史，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率先迈上了现代化征程，也最早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欧美学者基于本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理解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或许正是基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自信，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抱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偏见去评判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他们眼里，中国的金融体系无疑是落后的。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被人认为是“落后”的、“低级”的金融体系，却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持续4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借此助力“两大奇迹”的实现，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卓著，只不过在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框架中找不到破译中国金融成功之道的密码而已。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风靡全球的著名教科书《货币金融学》中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
隐含于其中的“悖论”是，金融既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有悖常理，难以理解。这个令西方学者倍感困惑的“悖论”无疑构成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中国金融发展究竟做对了什么？为什么它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上的这些重要现象之所以不能被现有的西方主流金融学理论解释，其根源在于，中国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不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沃土之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的滋养。从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到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八个坚持”当中的每一条，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些烙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金融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等迷思，铸就了其区别于西方金融发展模式的鲜明国别特色。
对西方大国崛起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进行分析而形成的西方主流金融学理论，虽然在逻辑的严密性和方法的现代化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显然不能直接用于对中国金融现象的分析，否则，就会因水土不服而遭遇削足适履的困境。米什金提出的悖论便是明证。有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方法，总结好基于本土金融实践的事实、经验、逻辑和知识，原汁原味地讲好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故事，是中国金融学者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
一国的金融文化，反映的是本国金融发展道路中蕴藏的核心价值系统，包含价值观、世界观、道德伦理观和方法论等。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呈现出的那些“中国特色”息息相关。培育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起点，就是从理解“八个坚持”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和文化意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根本途径，积极探索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可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