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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肩负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回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内涵上不断丰富拓展，在战略安排上层层递进，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随着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探索日渐丰富，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文明是丰富多彩的，现代化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现代化，都是有选择性、自主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模仿、抄袭的现代化。虽然现代文明有其共同特征和趋势，但并非只有西方那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形态，现代化≠西方化。多样性是现代化走向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现代化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关于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过精辟概括：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是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国家都需要破解如何为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裕、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支撑，荷兰、英国、美国等世界性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崛起进程便是明证。反过来看，如果金融搞不好，现代化进程可能迟滞甚至中断，譬如，不少拉丁美洲国家为金融危机所累，至今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难以自拔。真可谓“国家兴衰，金融有责”。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金融试图走的是以西方为师的道路，努力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经验“搬运”到中国来。但这种“西天取经”思路主导之下的各种移植并不成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形成了一条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由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创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是外来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道路。同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则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致力于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内嵌于现代化道路之中的金融发展道路，从而突破了此前的以西方为师、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
为了更加深入地把握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不妨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百年征程做一个简要的分阶段回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开端，也是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步阶段，肩负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重任。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核心特质是独立自主运用货币信贷工具，推动形成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情况下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努力推动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军事斗争胜利和革命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胜利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
与经济工作的步调相一致，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根据地经济和工农大众。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就发行了“工字银元”，上面印有“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币制，设立国家银行，通过货币信贷管理活动为实现“供养和装备红军”和“为贫苦农民解燃眉之急”
两大经济目标服务，并取得积极成效。
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包括金融在内的财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货币发行、信贷管理等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不断加强。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实现根据地经济自给自足，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正确处理发展、安全与稳定的关系，通过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创新货币供应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等手段，为根据地军民的生产活动注入了宝贵的资金血液，有力支撑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出支撑革命胜利的经济力量，从而有效支持了抗日前线。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货币斗争也粉碎了日伪企图控制中国货币体系的阴谋，捍卫了我国的货币金融主权。
其内在逻辑是，货币斗争的胜利，是发展生产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根据地内完成停用法币、禁用伪币的工作，才能扩大本币的流通范围，增加本币信用，同时阻止敌伪倾销法币伪币以套取根据地宝贵的物资。在对敌货币斗争初战告捷后，重要物资得到保护，本币流通范围扩大。随后，各根据地发行的大量本币得以顺畅地投入生产事业当中。在资金活水的支持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得以落地。随后经济得到发展，供给保障能力提升，同时，货币投放较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根据地经济实现自给自足和财政危机解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着手解决通胀压力较大的问题，以实现金融稳定。相对于国民党政府法币超发、币值缩水和通胀加剧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行的本币币值较为稳定，为军事斗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机关继续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发展、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作为基本任务。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需要，其次保证战争需要，同时还努力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在战争后期，解放区的各种货币配合着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张它们的流通范围，并将法币驱逐出去。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各解放区流通。
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盛行，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物价涨幅超过150%。新中国成立面对的第一个经济难题是控制过高的通胀率，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使得我们党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把保持物价稳定视为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1950年，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志愿军入朝参战，党中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并提出了“抗美、稳定、建设”，将其作为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方略，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为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有力打击投机资本，有效平抑物价，迅速统一财经，稳定了新中国经济金融秩序。与此同时，我国成功进行货币改革，人民币成为法定纸币，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和货币制度的统一。在斗争中，政府规定人民币为唯一的合法货币，严禁金条、银元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并在上海果断将200多个金融投机商逮捕法办。当投机商转向哄抬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价格后，中央人民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物资调运和集中。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各大城市一致行动，在物价上涨最猛之时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金融机构收紧银根，从而导致投机商资金链条断裂，稳定市场的主动权牢牢地握在党和政府手中。这一系列政策有效发挥了平抑物价、稳定预期的作用，使得新中国在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物价稳定。1954年政务院（现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
20世纪50年代，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云谲波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这就需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尽快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这一方面有利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避免受制于人，为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环境，奠定政治前提；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1964年着手推进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注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发展，以发展巩固国家安全。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特质是构建“大一统”金融体系，为安全和发展服务。即建立一个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契合的“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信贷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从而有力地动员分散在国民手中的资金等生产要素，来支持重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
具体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形成之后，党和国家也已接管了官僚资本金融业，并对民营金融业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也相应形成。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金融体系高度简化。财政部门是计划体系中负责配置资金的部门，而金融部门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进行资金筹措和配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这套“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建设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开放就是要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碍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体制障碍与弊端。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质是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邓小平强调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在充分认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基础上，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借鉴各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成果，注重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一个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资源的体制机制，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李扬等，2018）。这个极具说服力的金融故事彰显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巨大成就。
一方面，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赶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7年以来，在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党中央多次召开金融工作会议，研究解决金融领域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此外，政府的主导作用还体现为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Arezki et al.，2017）
；以主导信贷配置方式加速了储蓄—投资转化；以政府兜底方式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成功应对1987—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1993—1996年经济过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银行困境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避免了危机发生。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和资源配置的媒介化进程，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第一，长期被压抑的利率（即资金价格）随着市场化推进逐步得以纠正，使得广大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相应地持续提高。第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原来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进行改革。在借鉴西方金融业发展先进经验和管理技术手段的同时，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重建资本市场。因此，分属于银行、证券、保险等业态的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发展，推动金融资源的配置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为微观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第三，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也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开始破冰。我们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由开放推动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促进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物随钱走”的机制引导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归根到底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一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金融领域也广泛存在。因此，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便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简言之，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质是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围绕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先后提出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避免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范畴和战略判断，明确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指明了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部署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科学的方法论和系统的政策框架指引下，新时代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以下新的重大成就。
一是党的领导方面，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强化，党委领导金融工作的制度、机制和方式进一步优化，党领导下的金融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二是金融宏观调控方面，中国特色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平稳推进，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得到有效发挥，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各类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协调机制更趋完善，我国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实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的总体稳定。
三是金融改革开放方面，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一批重大金融体制改革举措平稳推进，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金融市场准入大幅放宽，金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多层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初步形成。
四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金融科技高速成长，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绿色金融发展全球领先，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循环更加畅通。
五是金融风险防控方面，金融监管制度得到加强和改进，金融法治不断健全，对重大金融风险精准“拆弹”，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新时代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第二大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较大的保险体系，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走在世界前列，金融业运行总体平稳，金融体系展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在2024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银行1 000强榜单中，按照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位列前四。这是国有四大行连续第七年包揽该榜单前四名。国内银行在排名前十的银行中已占据超过一半的席位。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始终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在全球大国中是唯一的，堪称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当前，中国正以金融大国为新起点，向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奋力前行。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实际，围绕解决金融支撑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持续不懈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奋力开拓出来的，是一条遵循金融发展规律，适合当代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成就卓著的，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保障革命斗争，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一统”金融体系推动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时期金融业高速成长助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到新时代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工作目标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推进现代化这条主线展开，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服务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推进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来制定金融工作方针，为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难题提供有效手段。这充分表明，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征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来路，中国非但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老路，而且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配合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
简言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的基础之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进行金融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展望未来，中国金融还将持续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