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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必备前提。若要撰写一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专著，作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当是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一般规律，从学理上厘清金融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而探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含义，由此明确全书的研究对象。
不过，学理性的概念界说从来都不是易事。经济学家温特在为著名的权威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词条时曾经感叹道：“重要的理论概念往往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与它们有关的理论又需要用它们来加以说明。同时，这些概念也必须能够灵活地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以维护不断变化的知识帝国的秩序。”这段话表明，从不同的观察视角着眼，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人们对某个事物或概念的看法往往是大相径庭的。概念界说工作就像盲人摸象，对概念的各种界定都有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也都捕捉到了某个局部的信息，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却未必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而且，越是重要的概念，研究和关注的人就越多，其定义往往越是五花八门、难有定论。
更进一步聚焦于“金融文化”，对这一跨学科概念进行界说还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说起金融文化，金融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感觉通常是似曾相识，但又并不那么熟悉。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在金融活动当中，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通过影响金融从业者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金融活动的目标、准则、取向、动力和效果，大家或多或少能够感知到文化因素对金融活动的影响。说它并不那么熟悉，是因为学术界对金融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方式影响，经济与金融研究者在分析金融现象时很少深入探究其文化意蕴；而文化研究者受其掌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知识所限，对金融领域的诸多文化现象也大多暂付阙如，少有深度分析。这样一来，要对“金融文化”这一跨学科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笔者曾纵览经济金融类和文化研究类的权威工具书，却始终难觅“金融文化”一词的踪迹。
破解难题的思路何在？仔细剖析“金融文化”概念，“金融”这一定语的概念边界相对清晰，而“文化”这一主语的界说则相对复杂。既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那么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特质，对金融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界定和讨论，方可明确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的“金融文化”之内涵。
先看“金融”一侧，经过长期发展，现代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已经较为成熟，中国金融学在经历几轮西学东渐大潮洗礼之后，亦迎来了构建中国自主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新阶段。根据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考证，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一词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扩展，形成了包括货币流通、银行、保险、金融市场、国际金融等在内的宽口径金融概念。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金融学研究者一般认为，金融活动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转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
。在中国的传统中，金融活动的要义，在于“集中社会分散之货币资本，并从而融制信用，使充分为扩大生产而流通之谓也”
。换言之，金融活动就是通过货币的跨主体、跨时空转移来动员资本、促进资金融通，进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实体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金融的资源配置媒介功能，人们不仅可以实现跨期平滑消费，更可以聚集资源从事创新创造活动，消除生产性融资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跃升和国民财富增长。一言以蔽之，就是国人常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再看“文化”一侧，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英文世界中，Culture一词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跨学科研究主题，涉及面广，覆盖范围宽，影响极为深远。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将文化作为本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这就导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有学者认为，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aylor，1832—1917）算起，对于文化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以至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1856—1942）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定义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它无所不在。”
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金融文化，那么不妨从中国的传统入手，先探讨汉语世界中“文化”的大致内涵，再结合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些重要提法，对本书所涉及的文化概念进行比较具体的界说。一般认为，汉语中的“文化”一词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相连接，蕴含“以文教化”之义。西汉的刘向首次将“文”与“化”放在一起使用，提出“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以文教化”的含义更加鲜明。《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之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由此看来，汉语世界中的“文化”一词侧重于刻画那些可以从精神层面影响人的思维、认知和行动的价值系统。
文化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确实存在，而且直接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的制度演进、战略方向和政策取向，进而改变物质世界、实体世界的运行状况。正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8月12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所说，“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文化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推动，文化的力量的确不容低估、不可或缺。一言以蔽之，“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
我们先来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定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文化论》中提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马林诺夫斯基还强调，这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或风俗涵盖物质、精神、语言和社会组织等四个层面。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学生费孝通进一步指出，相较于社会和个人等可见的实体，文化“是看不见的抽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驱策着人接近它”
。美国历史学家戈兹曼则认为，文化是由相互联系的机构、语言、观念、价值、信仰和符号组成的系统，会随着人类社会历程的丰富、多样化和复杂化而持续发展。
诚如前文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甚至有时候是浑然一体的，但是文化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对以上几个定义进行抽象后不难发现，文化是一个系统，它植根于社会之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和发展。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人文世界，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用费孝通的话说，“文化”就是四个字“人为，为人”
。虽然我们很难完成对文化的精确界定，但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生活周遭的文化因素，如经验、感受、发现、知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信仰等。相对于可以满足人们生物层面需求的各种物质力量而言，文化力量能够满足的是人们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的特质。
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完备的价值系统。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民族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系统。因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各具特色。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我的态度、人对生死的看法等基本问题上，不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
既然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妨将金融文化的核心大致理解为在金融系统中决定或影响人们的金融行为选择的价值系统，其中蕴含道德观、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等内容。
金融文化总是弥散于金融发展的点滴细节中，融入人们的日常金融活动，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却是一张无形的网、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既制约着每个金融消费者和金融从业者的选择，也影响着每个金融机构、各类金融业态的发展路径。金融文化对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作用，看起来不及政策、制度等因素的效果那样直接、明了，但其影响更加深入、更为持久，对金融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此处，我们可基于学术界的已有理论成果，从货币和金融两个层面分别来看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影响力。
首先，货币经济学家哈尤（Hayo）1998年在经济学期刊《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证实，人们对价格稳定的偏好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其社会成员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持有的态度和价值观。一旦社会的稳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公众就会偏好于低通胀状态，就更加愿意承受通货紧缩的成本，同时更加反感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这不但使中央银行控制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也更有利于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其次，英国银行家贝尔（Bell）2020年出版的专著《银行业的文化、行为和道德》以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行为与文化的新变化，展现了专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对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作用，以及银行文化变革对客户体验提升的重要影响。根据这本书的研究结论，银行应当有效且合乎道德地运行，这对于客户、金融机构自身、监管者和立法者等银行业利益相关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令人遗憾的是，对金融文化的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金融文化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绝大多数主流金融学理论文献无法为我们理解金融文化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上述两项研究只是少数例外。
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肯尼斯·博尔丁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走进货币、银行与公共财政领域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对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机械模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对文化矩阵中的所有规律几乎完全失去兴趣，而货币与金融机构正是在这一文化矩阵中运行的。”
这一状况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样的状况就导致货币金融学研究者只能根据公开数据展开分析，试图探究数据之间的关联，却并不了解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银行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偏好，也无从知晓文化层面的各类因素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体系的运行。研究深度的不足导致金融文化研究者手中尚缺乏足够生动的金融故事和足够丰富的金融行为细节，我们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认识真实世界中的金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