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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节的分析中已经可以发现，“八个坚持”中的每一条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都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因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道路根基。在带领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展金融工作，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经过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我们终于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奋力开拓出来的。
我们的金融发展道路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同时又不断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魂脉”，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总结、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包含大量经济金融关系、货币、信用、资本及金融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特征和虚拟资本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到恩格斯对金融资本崛起现象的关注，再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银行、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行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学说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对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指导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层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要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短视化。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基础的观点。二是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理论框架和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以及金融寡头行为规律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货币流通运行规律的分析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金融现象，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三类货币。一般而言，金属货币更多发挥价值贮藏作用；信用货币发挥支付手段职能；纸币则仅仅是流通手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货币是相互转换的。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货币都要求回到其耀眼的存在上去，即回到黄金上。上述规律，如今依然适用。
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为后人的研究探索提供了范例。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历程，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金融理论、思潮、实践和制度的发展变化，注重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以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断总结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频发和贫富差距拉大等方面的深刻教训，避免再走他国走过的弯路。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外来学说和经验的开放包容心态和科学严谨态度。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重大意义在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为这条道路提供绵延不绝的丰厚滋养。
从货币金融实践层面看，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体系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货币制度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但中国货币发展脉络很清晰，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货币的职能、铸造方式、铸造技术、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当代美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存在与地中海和西亚等区域截然不同的特性。
从货币金融思想层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货币金融现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有些见解还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贡献。例如，《管子》中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或许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言论，等等。凯恩斯在1912年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就曾经感叹道：“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的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许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如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提供了现实土壤。
正因为这些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互契合之处，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引领，才使得中华文明的上述宝贵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道路根基和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党在探索金融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心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创造性地开展金融工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面向未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途径。在新征程上，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不断经由“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必将把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