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是关于税收最可怕的暴政故事之一，针对脆弱的受压迫群体，在征收数额与征收手段上都极具掠夺性，并且把税收用作社会改造工程的工具。

1896年，英国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保护国，任命地方专员来监视当地酋长们的统治。为筹措相应经费以及兴建一条计划中的铁路，弗雷德里克·卡迪尤（Frederick Cardew）总督宣布在1898年1月1日对所有住宅征收棚屋税（hut tax）。这种税收在非洲殖民地广为采用，部分动机是诱使当地人为筹备税款而更多参与现金交易。这是我们要介绍的许多案例之一：某种税收的引入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明确着眼于改变人们的行为。当地酋长们则在宣誓效忠维多利亚女王的同时，礼貌地表达了对该税种的不满。卡迪尤因此下调了税率，并加上了某些免税政策，包括对基督教传教士免税，但依然推进了整个税收工作。

征税过程很快遭遇麻烦。酋长们因为拒绝提供相关协助被关押起来并送去做苦工，这是极大的羞辱。有位酋长说：“自古以来，还从未有一位酋长受到过像我身穿囚服这样的侮辱。” 北方地区首先爆发了争斗，英国人前去抓捕当地的酋长领袖白·布雷（Bai Bureh），他被视为反抗运动的鼓动者（但或许是被冤枉的）。 不过，布雷终归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坚强斗士，曾经与英国人交战并深知对方的底细。卡迪尤给布雷标出了100英镑的悬赏金，布雷反过来给卡迪尤标价500英镑。 那里很快陷入了游击战，英国军队在丛林道路中遭到伏击，每天有多次交火。 英国人的回应是系统性地烧毁乡镇和村庄，也由此摧毁了自己的税基。 南方地区同样爆发了起义，冲突甚至更加残酷，数百名欧洲人与身着欧洲服装的当地人在大屠杀中遇难。

然而到当年11月，起义势头被压制。布雷被人出卖，被抓捕和引渡到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他的96名同党被处以绞刑。 至此，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他还将在本书中多次现身）所说的“反抗白人统治的普遍对抗”以失败告终。 代价极其惨痛。连卡迪尤本人在念及“阵亡的英勇将士、献出生命的传教士、遭到大屠杀的塞拉利昂人以及许多遇害的本地居民”时也深感不安——类似的事后追悔毕竟聊胜于无吧。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棚屋税战争”，但它涉及的不只是棚屋税的问题。起义者其实并不打算驱逐英国人，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地方习俗和名誉的侵犯。对棚屋征税在当地人看来是直接侵犯财产权利。有位酋长这样解释：“在我们国家，为某个东西付款意味着你对它没有初始权利。” 拥有司法权和其他权力的地方专员的到来篡夺了本地酋长们原有的权力，也并不意外地侵占了他们从罚款中获取的收入。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王，如果他连小小的争端都无法平息，那就不再是国王。” 同样关键的是，让边防警察采用激烈手段征税引发了敌对情绪，有时候，过去的奴隶借此机会对以前的主人实施报复。 因此，这场直接由税收挑起的争端在很多时候反映了其他更深层的矛盾，粗暴的征税方式与税收本身一样容易激起反抗。

有位受命查清问题的皇家专员认识到战争背后的各种混杂因素，报告说反抗是源于“强制征税过程中采用的非法和侮辱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冤屈感与不公正感，这种征税方式不为当地习俗所容，并激起了民众的厌恶情绪”。 这位专员建议取消棚屋税，管控警察力量，并提升酋长们的权威。不过，棚屋税并没有被废除，只是降到了每年3先令。布雷则变成了塞拉利昂不朽的民族英雄，如今有一家医院和一家足球俱乐部以他的名字冠名，他的画像还在2013年被印在1 000利昂的钞票上。

这场起义远非唯一由殖民地棚屋税引发的抗争。在德属东非，据称有2 000人因为不纳税而遭到处决。不过，最奇特的殖民地税收冲突或许是围绕养犬而爆发的，这种动物将在我们的税收故事中以惊人的频率出现。那是新西兰赫基昂加地区毛利人的武装抗争，以反对该地区对所有犬类开征的税收（以及根据车辆的轮胎宽度开征的轮胎税）。养犬税被人们视为对原住民自治权的侵犯，政府则将军队召集过来，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抵抗运动领袖霍恩·托亚（Hone Toia）还在此过程中发表了税收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言论之一，他预言，“如果狗被征税，下一个就会轮到人”。

然而，另一则养犬税的故事结局远没有那么平静。1922年，德属南部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的一支游牧民族邦德施瓦茨人（Bondelswarts）奋起反抗于1917年开征的养犬税的税负提升。 这种税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对当地人的放牧生活来说，犬类扮演着辅助狩猎与保护牲畜的重要角色。南非政府在一战后获得了该地区的管辖授权，派出飞机轰炸反抗部落，以逼迫其屈服，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平民的蓄意轰炸，最终造成100多名邦德施瓦茨人死亡。该事件引起了国际联盟的关注，但并未引发任何实际行动。

塞拉利昂的棚屋税与新西兰的养犬税表明，抗税行动及其持续后果有时候既源于试图征敛的税收数额，也与政府对待纳税人的具体方式有关，并涉及强制力背后的国家主权。在不那么血腥的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只是税收的侵扰性。这是税收史上一个不变的主题。例如在本章稍后部分，我们将体会到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人们对税收官员的愤懑之情，因为后者有权登堂入室，记录人们家中的炉灶数量。今天的数字时代也有类似的对应现象，人们担忧政府出于税收或其他目的会试图掌握超出我们意愿的大量私人信息。 DzXo2/iHepFh3Hr0tmZydyM9UdGBthO7FZenMWG5YNMecI35N+G2mz73s9+XRm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