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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头税的故事相比，关于12世纪发生的英国财政史乃至政治和宪政发展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另一项变革，人们的了解则要少得多。那就是贵族给国王提供的军事服役义务，以及沿着封建食物链向下传递的类似义务，被一种名为兵役免除税（scutage）的现金缴纳体系取代。这一变革对双方都有利：贵族不再需要离开领地，到法国去参加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的战斗；国王则能够有钱招募更多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兵。变革是逐步推进的
，但兵役免除税在1159年就基本上确立了，当时是为了在图卢兹周围发动针对法国人的又一次袭击。该制度影响深远。贵族接受兵役免除税就等于承认了给国王提供直接资金支持的某些义务。反过来，这又给他们提供了舞台，要求上缴金额的数量必须征得自己同意。1215年《大宪章》中最清晰的一条规定正是：“在我们王国征收兵役免除税和救助款时，必须征得王国的普遍同意。”
由此达成的妥协原则是，贵族愿意给国王提供资金支持，但希望在此过程中参与协商。
不过在欧洲大陆很多地方，事情的发展有所不同，越来越失去意义的封建义务被转化成贵族的免税特权。这种豁免在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延续到18世纪
，在匈牙利则持续更久。
而在法国，贵族的免税特权造成了最具灾难性的后果。
免税特权的核心是路易十四达成的一笔与魔鬼的交易，他以继续免除土地税（法国当时最接近财富税的税种）为条件，削弱了贵族和教士的政治势力。其他一些人同样被豁免了土地税，包括在或大或小的城市，如巴黎。
然而最让新兴资产阶级和改革派大臣不满的还是给贵族的待遇。甚至还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不时尝试过取消此类和其他的免税特权
，但贵族及其占据主导的高等法院（有权确立法规的地方法院）每次都制止或破坏了改革。直至18世纪70年代中期，贵族依然把免税特权视作军事服役的回报，导致改革派的财务大臣（过去做过征税官员）杜尔哥被“所有智者都已抛弃的这一古老借口”搞得心烦意乱。
免征土地税并不代表特权拥有者能免缴所有直接税，其中包括对所有人征收的人头税（稍后将详述）、十分之一税与后来的二十分之一税
，以及教士缴纳的替代公开税收的貌似自愿的款项等。这些税收在逐渐减少，但在某些情况下对贵族依然是不小的负担。只是，无特权阶层同样需要缴纳此类税收，所以并未缩小税收负担的不平等。法国旧政权的税负并不算特别高，例如相比同时期的英格兰，但法国的税负分配却显得尤其不公平。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又在美国建立起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讲过：“只有一种方法能逃税，那就是发财”，这个笑话其实也是对法国旧政权真实状况的描述。
税收不平等造成的严重影响在《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法国三大等级在1789年的多事之春各自记录的冤屈列表。第三等级主要是非贵族的有产者，他们的主要抱怨是贵族和教士阶层的财务特权。例如，杜尔当的第三等级希望废除土地税和财产税之外的所有个人税收，应不加区别地对所有阶层的民众和所有类型的财产征税，甚至包括封建权利和或有权利。
巴黎人在1789年7月12—13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洗劫了巴黎附近的关税站，烧毁记录文件，并推倒了税务官员为收税目的围绕全市修筑的围墙。
在发泄完对税收制度的怒火之后的次日，他们才攻陷巴士底狱。最终，贵族为自己的税收特权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