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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发现，违背纵向公平的基本理念并威胁自身生存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不考虑人们的物质条件差异，对所有人征收相同的税款，即所谓的“人头税”。但据称，有人（特别是法国人）甚至找到了更容易惹麻烦的做法：对有钱有势者征收比穷人更少的税。
人头税与英国人
卡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仿佛是纯粹为了找乐子，英格兰人以1380年和1990年的两次灾难性税收政策选择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注释，主要区别在于，后一次被命名为“社区收费”（community charge），但实际上是人头税，而前一次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头税，但实际上属于社区收费。
悲剧事件始于1380年末在寒冷的北安普敦召开的一次议会会议，当时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新任大法官兼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宣布，需要筹集前所未有的16万英镑的资金。甚至王室的珠宝也被典当了，整个国家陷入沮丧的情绪。英格兰同法国的战争在初期捷报频传，包括在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俘虏了颇具骑士风度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但后来看似绵延不绝的战事变得对英方不利起来，甚至有遭遇入侵的现实忧虑。与苏格兰的边界上也出现了麻烦，下层社会变得桀骜不驯，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去了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并引起了给平民提高工资、让地主降低租金的巨大压力。政府对此采取了抵制措施，特别是通过1351年的《劳工法案》。但这样做也给自己带来压力，例如威廉·朗兰（William Langland）在《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一书中写道：“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如果不能得到足够薪酬，他就会诅咒制定此类不公正法律的国王及其下属的全体法官。”
农奴们缺乏自由，为耕种土地不得不承担各种封建义务，因此极其憎恨他们面临的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
此外，纺织品制造中心弗兰德的起义打击了羊毛出口以及与之有关的巨额收入。议会选择在北安普敦开会，则是由于伦敦的形势已变得过于危险。乐观态度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有了一位新的年幼国王——理查二世。
为战争导致的异常开支筹款的通行办法是“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这是针对动产（谷物种子、农业器具、家禽家畜之类）征收的税
，在城市地区和王室领地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征税，在农村地区按照十五分之一的税率征税。
1334年后，该税种不是在个人层面征收，而是针对每个社区设置一个与1334年纳税额相同的固定数额，具体筹集方式则由各个社区自行决定。
这种征税办法的问题在于，黑死病对各社区的影响大不相同，所以他们在1380年的经济繁荣状况可能与1334年有着极大的差异。
政府在陈旧的税收工具与激增的财政需求之间左右为难，于是在14世纪70年代后期尝试采用更多新的办法。1379年政府引入了与社会阶层挂钩的税种，后来被广泛采用。此前的1377年还尝试过年代史编著者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所说的一种“前所未闻的税种”，这个税种的正式名称为格罗特税（tallage of groats），后来被更通俗地称作“初次人头税”。
这种税对所有年满14岁的成年人每人收取1格罗特（相当于4便士）
，执行情况并不算太糟糕，它覆盖的纳税人数量极其庞大
，在两三百万的全国总人口中达到1 355 201人（类似的高覆盖面直至20世纪才重新出现），而且遇到的反抗很小，只有教士们因为首次需要纳税而表达过不满。因此在北安普敦召开的议会会议决定再次选择这条途径，可是税率被大幅提高，对年满15岁的成年人每人收取1先令，只有“真正的乞丐”除外。该税率达到1377年的3倍，相当于普通农业劳动者好几天的收入，并且是在一年中的收获季之前、人们填不饱肚子时收取。此次人头税的实施是引发1381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只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人头税。它的设想不是让所有人都缴纳1先令，而是对每个社区而言，平均每个人缴纳1先令。法律甚至明确提出：“强者可以给弱者提供帮助。”
最穷者需要每对夫妇至少缴纳4便士，这在1379年还是可以承受的水平
，但更富裕者需要为此提供支援，直至每对夫妇缴纳1英镑的最高限额。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安排有些奇怪，可是富人需要帮助穷人的观念并不稀奇，共同承担社区义务的做法在1334年之后通行的“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中已成为惯例。这种安排也并非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在萨福克郡的布罗克利村，有位绅士和其他富裕地主就愿意多承担些税款，以减轻底层群体的压力，让他们只需缴纳4便士的最低金额。
借用后来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1381年的人头税更应该描述为一种“社区收费”。
很快人们发现，这个税种陷入了大麻烦。早期的税收收入数据显示，英格兰的很大部分人口似乎消失了。于是新派遣的更严厉的税收专员受命去搜寻他们，而这些举动只能招来民众的敌意。结果表明，要求税收稽查员去核实年轻女性究竟有没有年满15岁不是个好主意。农民迅速拿起了武器，叛乱者向伦敦进军，一路杀人灭口、销毁记录。神秘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英法战争中或许最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起义领导者。
根据传说，泰勒被他女儿的遭遇所激怒：“女儿在尖叫，母亲在呼喊，瓦特·泰勒……将收税专员一击毙命。”
1381年6月13日，起义者已控制了伦敦。次日，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国王在麦尔安德会见了他们，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其核心内容是保证他们的自由。书记员们为此在紧张地准备文件资料。然而与此同时，萨德伯里大法官在祈祷会上被人拖了出去，遭到斩首，并且按照要求被砍了八刀。他的头颅很快被穿在一根长矛上，置于伦敦桥示众。然而第二天，英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剧情之一上演了。
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由于瓦特·泰勒此前没有现身于麦尔安德，起义者要求再举行一次会谈。于是少年国王理查二世与泰勒以及他们势力的代表在史密斯菲尔德见面了。泰勒似乎对国王有所不敬，可能触碰了匕首，或因为无节制饮酒，于是爆发了打斗。他被伦敦市长刺伤，又被其他人劈砍，在撤回自己阵营的路上坠马身亡。起义者们拿出了弓箭，但此时年轻的国王纵马上前，高声说道：“先生们，你们要射杀自己的国王吗？我仍将是你们的首领和指挥，会给予你们索要的东西，你们必须选择无条件跟随我。”
一直以来都宣誓效忠王室的起义者听从了召唤，到夜晚来临时，这场叛乱事实上已经结束了。
一场宏大抗税起义的失败——瓦特·泰勒之死
当然，背弃和报复很快随之而来。瓦特·泰勒的头颅替代了萨德伯里，被高悬于伦敦桥上，自由令状也被取消。面对一个前来重申起义者诉求的代表团，国王隆重宣告：“你们现在是佃农，将来也依然是佃农。”
不过，议会知道这次事件可谓死里逃生，于是悄悄取消了人头税，回到“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但这次，地主们决定把该税收全部承担下来，以早期的英国式轻描淡写的方式解释称，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帮助和救济可怜的民众，他们目前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弱势和贫穷”。
1381年的人头税并非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甚至没有出现在麦尔安德或史密斯菲尔德的请愿列表中。根本原因其实是，黑死病造成的经济结构剧变给下层民众带来了宝贵的机会，而政府试图剥夺这个机会。然而，该事件毕竟是一场由税收政策失误导致的血雨腥风。人头税给民众留下的印象是繁重且不公平，征管行动极具侵扰性、冒犯性，加剧了之前已有的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政府也因这项政策失去了信誉与尊重。
忘记历史教训是愚蠢的一种重要来源。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1990年实施的人头税正是这样的案例。
与1381年的悲剧对照，这次事件同样起源于一个传统税种的缺陷：以过时的评估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这次扮演“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角色的元凶，是针对住房和商业地产的租金征收的房租税。该税种是英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极少被重新评估。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还坚信，房租税导致了房主与租户的割裂，前者在表面上支撑着地方政府的支出，后者则从中受益并投票表达支持。因此保守党认为，地方政府的规模会不受限制地膨胀。当然，税负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有待商榷。例如有人会提出，房主会索要更高的租金，在某种程度上把房租税转嫁出去，使得名义上无须承担任何义务的租户实际上支付了部分税收。
然而对于不需要直接缴税的人来说，房租税的显著性——被直接感受到的税负程度——确实很低。无论如何，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当时奉行的政策理念就是如此。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地方政府税收制度的必要性被广泛接受。保守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社区收费”：一笔金额固定的年度税收，这笔税收与人们的收入或其他境遇无关
，但会根据各地方政府的支出水平以及从中央获得的拨款水平而存在差异。按照撒切尔夫人提倡的核心原则，即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贡献，这样如果选出挥霍无度的委员会，每个人都会遭殃，只有监狱的犯人能完全免于缴税。
另外，这次没有1380年那种要求强势群体帮扶弱势群体的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头税。
这轮改革“在英国税收史上极不寻常……整个方案出自一套完整自洽的原则，即政府问责制”。
通常而言，通过明确的地方税为本地公共服务筹资是个好主意：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在有效开支的愿望与缴纳税款的不悦之间找到平衡。近期也有一些关注税收领域的财政社会学学者强调，让大量民众缴纳税款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问责的参与度。
从理论上讲，这绝非英国历届政府尝试过的最愚蠢的改革，但却是最具灾难性的改革之一。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该税种从1990年4月起生效
，每个成年人的平均应缴税金额为360英镑，比政府预测的数额几乎高出30%。
人头税在各地方的差异与当地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没有联系，例如在伦敦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哈克尼的税额为499英镑，而在最富裕之一的皇家肯辛顿和切尔西区仅为375英镑。
税负明显从富人转向穷人，强烈的不公平感在各地蔓延：“有着占地4 000英亩豪宅的哈伍德伯爵……每年只需要缴纳大约700英镑，而生活在两居室住房里的人……要缴纳的税额却是伯爵的两倍。”
特拉法加广场随即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抗拒纳税的行为极其普遍，并打上了朗朗上口的宣传语：“缴不起，就不缴。”头一年的实际征收金额比预期少了三分之二。在伦敦的几个行政区，至少五分之一的纳税人需要传唤才去缴纳。
不遵从现象在缴纳额最高、失业率最高的地方最为严重，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甚至出现了与1381年事件相呼应的另一个现象，即女性受到的影响，她们通常是家庭中的次要收入者，却面临相同的缴税额，因此不公平感尤为强烈，在反对社区收费的运动中走在了最前线。
1380年人头税引发的血腥暴乱的根源来自之前几十年里的压迫感，1990年的人头税同样是对多年政策调整的反弹高潮，包括税收结构快速转向增值税而削弱所得税，以及私有化运动和打击工会等。这些调整被社会认为是蓄意损害穷人的系统性措施。两次事件的相同特征是，税收争议点燃的火药桶都是长期积攒下来的。
到1990年11月，社区收费计划显然已注定失败，撒切尔夫人也尝到了苦果。1993年后，该项目被新设立的“市政税”（council tax）取代，它看起来与过去的房租税非常相似，至今依然如此。
不过，对保守党的选举来说也有个好处。拒绝缴纳者不能参加选民登记，由于他们多数来自较贫困的阶层，这给保守党帮了忙。
有报道称：“撒切尔夫人相信：人头税让工党的许多支持者无法参加选民登记……使金诺克先生（工党领袖）损失了很大数量的选票。她估计可能达100万。”
撒切尔夫人的推测可能不算离谱。另有人估计，如果没有人头税问题导致的选民登记缺失，保守党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尽管依然能取胜，但差额会很小，只要发生递补选举失败，他们就会失去议会多数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