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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两个展示人类在发明改头换面的税收上拥有无穷创造力的例子。
男孩子们的工作岗位
卖官鬻爵，即出售公共职位并将其转化为个人财产，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谴责过这种现象。
但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种现象在欧洲蔓延开来：英国程度较轻，西班牙更为普遍，法国则无孔不入。
卖官鬻爵在法国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台四处延伸的国家机器。
1522年甚至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收入司库（Parties Casuelles）的专门政府机构，负责监督这个日益复杂的体系。到17世纪30年代，法国国王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乃至更多是来自卖官鬻爵。
尽管此后它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在旧政权末期的1789年依然不可小觑，整个法国约有1%的成年男性的职位是花钱买来的。
当时有各种公职适合大小不一的钱袋子，从巴黎的码头工人到最高等级的贵族。其中最主要的类型在1771年可能占各种可出售职位总价值的四分之三，涉及18%的公职人员，这类职位会给在职者提供定期报酬（gages），因此类似于以年金形式偿付的政府借款，职位报酬通常会以要价的某个百分比公开标出。
更类似的一点是，大多数出售的职位还带有某些财政特权，例如可以免除盐税或者土地税，后者是当时最主要的间接税，其免除尤其受到珍视，这至少代表着一种身份。
整个卖官鬻爵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庞大的隐性政府举债操作。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1777年至1781年以及1788年至1790年7月初事实上的财政大臣
，估计国王为这些职务支付的报酬约为其全部偿债支出的20%。
卖官鬻爵的目的就是筹款，对这点几乎毫无掩饰。1637年的一项法令说得很清楚：创设这些职务主要是为了获得其带来的资金……而非出于增加官员数量的必要性。
然而，卖官鬻爵付出了沉重的政治成本。司法机构和直接税征收机构的官职被大量出售，等于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的债权人，他们既不愿意重组隐性债务（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又抵制取消税收优惠。在传统上，改革方案必须在高等法院登记，而这个机构主要被买官上位者占据。1648年的改革尝试直接引发了首次投石党运动（17世纪中叶的法国内乱）。腐败的巴黎高等法院在1787年11月没有批准布里耶纳的税收改革，最终推动了三级会议的召开，继而点燃了大革命。法国旧政权的税收改革遭到扼杀，主要是因为短视的国家债权人的强力阻挠，而非专制君主不愿意尝试。
法国的卖官鬻爵现象于1789年8月4日的漫长夜晚，在国民大会纷乱争吵的会议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令人唏嘘的是，作为这个不光彩制度的结局的象征，果断地通过法令终止它的国民大会竟然有约一半的代表是依靠它获得的官职。
由于这项崇高的举动，这些人还将获得赔偿。然而不太令人愉快的是，到这个过程结束时的1794年，对他们的赔偿将以指券来发放。
很少有国家像法国旧政权那样彻底地拥抱卖官鬻爵制度，不过，英国对荣誉头衔的利用有着相似的味道。
此类荣誉一直被当作实物形式的报酬，例如，因为有望获得某种头衔，一代代的公务员收敛起对上司的轻蔑，并愿意接受比其他地方更低的工资。另外头衔也在以现金形式出售，而且并不总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劳合·乔治与托尼·布莱尔首相都在这方面卷入过非议，前者为个人利益出售荣誉头衔
，后者则把给工党提供巨额借款者纳入非世袭爵士的提名。很少有人记得某些荣誉头衔本身就是为出售而创立的。詹姆斯一世出售的骑士资格的数量可谓前无古人，他还在1611年创立了“从男爵”爵位，标价1 095英镑。刚开始他承诺出售的爵位数量会有限制，但与许多没能抵制住诱惑的君主一样，他后来食言了。1622年，只需要220英镑的抄底价格就能买到从男爵爵位。
对愚蠢征税
“对愚蠢征税”，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说法，据说出自伏尔泰。他指的是博彩，从中国的汉朝起就成了一种政府收入来源。伏尔泰认为，只有在参与者总体上亏钱的时候，博彩的组织者才能够盈利。然而，参与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会高估自己获胜的概率或者仅从博彩过程中就能够获得享受。
有意思的是，伏尔泰本人曾通过参与博彩发了财，他和一位擅长数学的朋友发现彩票价值被低估了，便通过购买了所有的彩票而获利。
无论愚蠢与否，博彩对大众的广泛吸引力在多个世纪以来促使政府参与其中，由此获得的利润与税收很相似，而且具有显著的累退性。
英国人在美洲的首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于1607年开始兴建，部分资金就来自詹姆斯一世开办的博彩业。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与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也都利用博彩业来筹集资金。法国人亦不遑多让，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在没有找到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开办了第一家政府经营的博彩业。美洲殖民地很快跟上潮流，利用博彩收入来支持公共工程的兴建，包括桥梁、图书馆、道路和灯塔等。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殖民地已有大约160家博彩机构在发行彩票。
但广泛的滥用权力行为，包括对公共部门官员的贿赂，导致美国在1894年封禁了博彩业。直到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在一次全民公决后打破了这一禁忌。截至2019年，美国有44个州允许经营博彩业，2015年的销售总额高达739亿美元，利润约为209亿美元。
人类的愚蠢（假如这算得上的话）确实可以成为令人眼馋的财源。
改头换面的税收还有很多。事实上，政府做的许多并没有增加财政收入的事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税收。例如，1351年的英格兰《劳工法》禁止劳动者索要并禁止雇主支付高于黑死病流行之前1348—1349年的名义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笔税收，金额等于他们的现行市场工资水平与瘟疫前水平的差距，税款全部归他们的雇主所有。从理论上讲，价格管制与税收是大同小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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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篇中，我们看到各国政府数千年来对于如何汲取资金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虽然采用的具体方法有所改变，但它们在行使强制力时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无不同。那就是要找到征税的最佳办法（包括有税收之名和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各种类型），不仅能筹集所需的收入，还能产生足够的公平感，以维持政权的延续；这些办法不会对广泛的经济活动带来过多的附带损害（甚至还能有所助益）；而且能够在实践中有力地执行。接下来的三篇内容将针对这些根本问题逐一展开讨论。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或许最为关键，即关于什么样的税收才具有公平性，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能带给我们哪些启示？由此会不可避免地引出另外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归根到底，税收负担落到哪些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