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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索要馈赠时，你就知道它们遇到麻烦了。之前介绍过，在1789年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法国新组建的国民大会充满激情地放大了自己从旧政权继承的财政危机，很快只好求助于民众的爱国奉献。这在一段时间内卓有成效，名媛贵妇到国民大会捐赠珠宝，甚至“巴黎和凡尔赛的娼妓……也捐献了部分收入”。
九年后，随着英国深陷与革命派掌权的法国的战争，小皮特首相试图通过“三部课征捐”（Triple Assessment）来大幅提升财政收入，事实上导致富人的税负增加至原先的5倍。小皮特对此结果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让税负依然少于收入10%的人自愿追加缴税。结果表明，与民众普遍逃避的三部课征捐办法相比，这一做法筹集的税款几乎相同，令他在厌恶之余又略感欣慰。
战争不愧是促进人们向政府捐款的主要驱动力。例如在1642—1651年的英国内战期间，交战双方一开始都靠捐赠来提供支持，议会的武装力量甚至被称作“顶针和锥子大军”。
在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中，王室敦促所有国民捐出金银珠宝来支持反抗拿破仑的起义。作为报答，捐赠者会得到铁制珠宝，上面通常镌刻有“我为国防捐黄金”“为了祖国的安宁”等字样，或者在背面塑有威廉三世国王的肖像。一战中再度出现了类似呼吁，由贱金属制成的带有铁十字装饰的结婚戒指、胸针和珠宝被发放给爱国民众，以换取他们手中更为精美的金银珠宝和装饰品。墨索里尼在1935年如法炮制，鼓励公众捐出金银首饰来换取刻有“为祖国献黄金”字样的钢制手环。他的夫人雷切尔据说也捐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二战刚刚爆发，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就遭到抨击：不仅未能阻止战争发生，也没有为战争捐出自家的大铁门。
法国名媛贵妇的爱国捐赠
当然，给政府捐赠的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在古代雅典，资助祭祀活动在某些市民看来是难得的荣誉和展示财富的机会。当然对其他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在今天，至少仍有一些美国人自愿给政府捐赠。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财政拮据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地中小学和学区获得的民间捐款通常超过每名学生100美元，少数情形下达到每名学生1 000美元。
原因或许在于，在学校和学区的背景下，小规模社区内的居民家庭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培养出一种群体认同感，从而帮助他们做出了捐赠多少钱的非正式集体决定。由此还养成了一种社会习俗，促使某些人克服了搭他人捐赠的便车心理。与这个解释相对应的是，平均而言规模较大的社区对学校的捐助水平较低，因为那里更难以维持此类社会习俗。
我为国防捐黄金，获此铁牌作为荣誉
比本地学校所获捐款更不容易解释的是某些美国人给联邦政府的捐赠。自1961年以来，国会便允许民众为减少国家债务而捐款。自1982年以来，美国国税局（IRS）在所得税手册中收录了对此如何操作的指导建议。
当然这种自愿捐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问题。2017年，此类捐赠的总额约为27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当年联邦税收收入的0.000 1%。但偶尔会遇到有人提供大笔捐款的情况，例如在2014年，有位匿名人士捐出了220万美元。
只是在某些时候，捐赠并不是真正自愿的。给喜得贵子的罗马皇帝或中世纪欧洲国王捐赠或许不是被逼无奈，但肯定属于明智之举。
对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而言，国王索要“善心”捐赠是常见的财政纾困办法。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接受此类捐赠时至少还表现得非常体面。考文垂市市长交给女王一个装有100英镑的精美钱袋，恭敬地说，除此之外还有更珍贵的礼物：“她的忠实臣民的一片丹心。”女王回答说：“诚如爱卿所言。”
查理一世则不太会展示此等魅力。1622年，他要求一位80岁高寿的奶酪商做出选择，要么给自己提供一笔不菲的现金捐赠，要么用奶酪来招待当地的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