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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很早就发现，其他人的艰苦劳动乃至生命是唾手可得的资源。
劳而无获
劳役的历史就像山丘一样古老，甚至某些山丘正是由劳役创造的。我们的世界遍布坟丘，即人工垒成的土堆或石堆，通常矗立于王公贵族的墓穴之上，它们的修造需要巨量的劳动力投入。例如英格兰境内的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是欧洲最大的坟丘，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却是座神秘的空坟，有专家估计它的建造需要1 800万工时的艰苦劳动。
古代的许多伟大帝国也大量利用劳役。据说在第四王朝时期统治埃及的法老胡夫持续20年每年驱使10万名工人劳作3个月，以修造吉萨大金字塔。
事实上在古埃及语言中，劳动力与税收是同义词。劳役在古代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就利用劳役兴建若干庞大的公共工程，包括长城、运河，以及全国性的道路和驰道网络。
劳役也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核心。对骑士阶层而言，封建义务就是强制性的军事服役，通常还要带上一名随从，加上有足够威慑力的装备。“征服者威廉”的最大封臣则需要每人带上50名左右的骑士。
对农民而言，则意味着从事田间劳役、修整道路等。时光荏苒，这些义务被转化为更明确的类似税收的项目，但转化过程的时机与性质各有不同。英格兰出现变化的时间相对较早。法国的贵族则在继续呼吁免除直接纳税的义务，因为他们在原则上仍必须参与军事服役。同时农民的义务即所谓徭役，仍是主要的抱怨对象。在奥地利统治的区域，劳役持续到1848年。
这种现象至今仍在延续。卢旺达保留了名为乌姆干达（umugan-da）的多个世纪以来的社区劳动传统，要求每个月的一个周六从事无偿劳动。
近期对10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们都普遍存在以劳动来充当实物支付的做法。
富人的战争与穷人的肉搏
有一种形式的劳役把这些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引发了其他议题，也对税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征兵制度。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人在1793年革命战争之初引入了大规模征兵制度，然后于1798年建立了永久性的常规征兵制度。很快又发展出了广泛的保险制度，以便在某个男性劳动力被征兵抽签选中时，为投保人弥补相应的替代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当时没有引入征兵制度，而是借助自己的财力扶持盟国承担大部分陆战任务。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引入征兵制度，南方邦联于1862年5月实施，北方联邦于次年3月效仿。英国在1916年引入征兵制度，当时常备军兵力损失严重，愿意填补缺口的志愿兵太少。与此同时，和平时期服兵役的要求——为期仅为几年，主要是参与训练——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大陆国家已经成为惯例。有时候，兵役可以被免除。美国南方邦联一开始允许被征召者寻找替代者，即雇用其他人来为自己服兵役，但这种做法后来被废止。北方联邦一开始既允许找人替代，也允许缴纳300美元来免服兵役，该数额不算小（相当于今天的约5 000美元），但年轻的约翰·洛克菲勒与后来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都筹到了这笔资金。
反对征兵制度的某些人声称，只有志愿入伍才能吸引社会中的“最优秀分子”，因为志愿兵更具爱国精神，战斗力也会更强。征兵制度还遭到另一个视角的批评：志愿军队是动员资源更有效率的办法，因为对社会经济贡献较低的人（以他们从其他行业能获得的收入衡量）会认为参军的吸引力较大。不过完全依赖志愿兵会面临一大问题：赢得战争的收益（或输掉战争的成本）具有公共品的许多特征，也就是说，很难不让没有做出贡献的人分享战争收益；但同时，参与战争的成本是高度个人性质的，代价还可能非常大。因此志愿军队的规模通常来说总是太小。原则上，这可以通过支付足够高的薪水来解决，但会很花费金钱和时间。英国在1916年处于战败和混乱的危急时刻，无法再考虑这种途径。
效率不代表一切。以交钱代替服兵役的方式后来被视为本质上缺乏公平，违反了“横向公平”的原则，即大致相同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本书第6章将对此展开讨论）。用这种观点来看，不应该只根据父母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判断某个年轻人是否适合服兵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871—1873年在任）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相比富人来说，穷人更能忍受兵营的恶劣条件，为此付出的牺牲更少，但结果表明这种观点对他的选举不利。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乃至其他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及之后都不再允许替代服兵役。不过兵役还是有其他豁免情形，包括根据年龄和婚姻状况（这反映了不同维度的横向公平，如已婚男子在这方面不同于未婚男子），以及从事战争需要的某些熟练工种的人，例如英国在二战期间对贝文男孩（Bevan boys，被强制征召的煤矿工人，因劳工部长贝文而得名）的兵役豁免。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免服兵役的情形很多，大约41%的可征兵男性得到了豁免，要么因为身体或精神缺陷，要么因为是可怜寡妇的独子、体弱多病父母的依靠、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鳏夫等。
富人好像总是能找到规避高税收的办法，以此类推，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能够逃避兵役。例如在1917年，美国媒体频繁抱怨亨利·福特的儿子与报业巨头斯克利普斯（E.W.Scripps）的儿子获得了缓服兵役的待遇，事情吵得沸沸扬扬。
与有些人的推测不同，富人在入伍后未必总能得到更轻松的岗位，例如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中有12%的普通士兵阵亡，而军官的阵亡比例达到了17%。
不过如之前第2章所述，20世纪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引发了关于公平话题的深刻讨论，为税收累进性在战后的显著提升赢得了民意支持，启发了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新思想，并永久性地改变了政府的规模与角色。
在征兵时，正如任何税收征管官员所能预见的那样，总会出现逃避问题。其中有非法的直接逃避，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19%的联邦军队征召对象没有到体检处报到；在一战中，美国有12%的征召对象逃逸。
还有合法的逃避手段，在婚姻可以作为免服兵役的条件时，人们无疑会赶紧结婚。某些被征召者则带着假冒的妻子和借来的婴儿到征兵处以逃避兵役。另外还有过度积极的应征带来的问题，这是税务部门很少遇到的情形，例如，偶尔会有妻子推着丈夫去征兵处报名，只是想为家庭保证一笔正常的收入。毫无疑问，也有些妻子是巴不得将丈夫送往某个危险而遥远的地方。
政府应对征兵中不配合现象的策略，与现代税务当局采用的许多办法（本书第13章的主题）相似。某些逃避手段会被识破并拒绝，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睾丸上缩”者可以免服兵役，但附带条款规定：“有意识地收缩不属于免服兵役的范围。”
当然，冒着受惩罚的风险直接逃避兵役才是主要问题，而政府也有手段促进民众的遵从。例如在一战期间，美国设计了一套征兵制度，使服役看起来跟志愿入伍乃至参与选举非常相似，至少在初期阶段是如此。各地的民间志愿者在给年轻人做征兵登记时，采用了酷似登记选票的办法，比如，征兵登记处就设在每个选区的投票点。
另外，正如某些国家如今会公开纳税记录以增强对税收遵从的公众压力那样，美国在一战中也会公布登记者的姓名，从而变相宣布哪些人没有登记。民间惩罚措施也随之出现，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英国的“白羽毛”运动，妇女们为了谴责没登记者，会给他们寄去乃至公开递交一根象征懦夫身份的白色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