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货币

政府的独有权力之一是迫使人们接受只有政府才能创造的货币，作为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手段。 这种权力被称作“铸币税”（sei-gniorage），在古代法语中表示领主（seigneur）铸造货币的特权。铸币税给各国政府提供了从私人部门汲取资源的另一种手段，因为由此获得的物品价值可能远超货币本身的制造成本。而政府从来不吝于行使这种权力。

在纸币出现之前，降低实物铸币的价值是最臭名昭著的铸币税手段，意指减少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削减其真实价值，并希望至少在短期内不被发现。在公元1世纪中期，罗马铸造的硬币中包含97%的白银。然而到3世纪，白银的含量已下跌至40%，并在随后的20年内急剧下跌至4%。 而且随着纸币（或法定纸币）——价值由某种类型的政府承诺来支持，而不依靠自身所含的金属价值——的发展，印制货币变得更加便宜，如今印制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只需花费约15美分。 此外，印钞并非创造货币的唯一方式，而且在今天已不是主要方式，中央银行现在可以直接在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的账户里创造电子记账的贷款。由于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账户支付的利率低于其从资产中获得的利率，作为中央银行所有者的各国政府又获得了一种财源。

原则上，在政府筹集收入的各种手段中，铸币税没有理由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与其他各种手段类似，铸币税也可能造成问题，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具体来说，铸币税与通胀税密切相关，尽管并不完全等同。当社会资源已被充分利用时，政府能为自己汲取更多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其他人获得的产品和服务变少，而市场对此的反应则是让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贵，即提升价格水平。或者说，追逐产品和服务的货币越多，价格水平就会变得越高。价格水平的这种提升与税收的作用类似，并且会泾渭分明地制造出受益者和受损者。

受损者是持有资产或获得收入的那些人，因为其资产或收入以正在贬值的货币计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通过持续的通胀，政府可以不被察觉地秘密征收国民的很大部分财富。” 通胀也有受益者，譬如债务以固定名义价值计算的债务人（但是，由于政府从征收通胀税中获得了好处，私人债权人与名义收入固定者的损失必然会超过私人债务人的收益）。鉴于政府自身也是债务人，若借款没有与通胀指数挂钩，政府的受益还会更多。

在适度利用时，铸币税很难被察觉。但如果通胀的破坏性严重，情况就可能失控。历史上有过大量警示。例如美国在1779年11月的月度通胀率曾达到47%。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靠印制美元来支付战争行动，使1864年3月的月度通胀率被推高至40%。 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恶性通胀（月度通胀率超过50%）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法国大革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政权财政危机的产物，但革命者很快给自己挖了更大的财政陷阱。国民大会于1789年6月17日的第一项行动（在宣告自身成为事实上的国家议会之后）就是宣布全部现行税收违法，却同时要求持续征集这些税收，这对税收遵从非常不利。 很快在7月13日，国民大会承诺将偿还巨额的国家债务。然后在8月4日的动荡夜晚，国民大会又直接废除了许多令人憎恨的封建残余制度，包括作为税收制度核心的各种特权以及卖官鬻爵行为（被政府直接出售的职位），但承诺为此提供足够的赔偿。所有这些措施都给公共财政制造了巨大的缺口，是自愿性质的“爱国税”（patriotic tax）远不足以填补的。那么国民大会做出的庞大债务偿还承诺又该如何落实呢？答案在于动用国有资产，即政府从教会（及之后从王室和流亡贵族）那里剥夺而来的财产。此时指券（assignat）登场了，一开始类似于债券，以很大的面额发行，带有利息，并保证可以用于购买公开拍卖的国有资产（此时将把指券回收并销毁）。由此可见，这些指券并不是纸币，而是以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作为支撑，还有什么比它更安全的吗？

但很快，通过印制指券给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筹资的诱惑变得无可阻挡。指券的面额变得越来越小，且不再支付利息，功能形同纸币。初期的通胀较为温和，土地出售十分活跃（甚至被玛丽王后推荐为一项良好的投资）。 但随着生死攸关的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指券的发行量暴增。 在紧随而来的恐怖统治期，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而到雅各宾派倒台后，法国很快陷入恶性通胀。 1795年10月，通胀率攀升至每月约为140%，指券兑换的铸币价值只有其面额的2%。在1795年后期的最后一波发行狂潮后，在公众的欢呼中，印刷版被正式销毁。 指券很快变得一文不值，未来的去处只能是收藏品。

指券的故事还有许多惊人的细节。例如，因为其价值来自对教会财产的不公正剥夺，有些人从一开始就鄙夷和拒绝指券。这些人认为，革命者对财产权利的承诺不过如此。埃德蒙·伯克这样描述革命者：“他们抢劫，这只会让他们继续坑蒙拐骗。” 教士们告诉信众，使用指券是一种原罪。其他一些人则把使用指券当成一种爱国义务，例如在米拉博看来，质疑指券的价值就是质疑革命，是犯罪行为。 在大卫的著名油画《马拉之死》中，那位伟大（也有人说卑鄙）的鼓动家手里拿的正是一张指券。

不过，指券的教训一目了然：试图用印刷钞票（或今天的数字等价物）来填补公共支出与税收之间不可持续的巨大缺口，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包括丹东和马拉在内的部分革命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种风险。 当时担任主教、后来成为阴险外交家的塔列朗（Talley-rand）在1789年预测：“你永远不能迫使别人用1 000法郎的铸币来换等额指券……因此这整个体系必然失败。” 对于准备和法国开战的英国人而言，这种风险则带来了机遇：他们在伦敦建立了印刷厂，打算用仿造的大量指券冲击法国，拿破仑后来将用此计还施彼身。 真正的麻烦在于，各国有时候除了印钞并无更多选择。例如，法国的革命党人在1792年发现：

自己国库空虚，大部分税收没有征缴上来，行政部门的组织状况又不足以支持强制征税，对旧政权的清算仍未完成，对外战争要求组建5支现役部队，同时即将面临内战。

他们还能怎么办？深层的真相在于，如果没有强大的征税能力，国家必然会在宏观经济与政治领域暴露出严重的脆弱性。

不过，历史上最著名的恶性通胀事件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与法国的指券事件类似，德国的恶性通胀也给独裁铺平了道路，因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问题的根源在于战胜国在一战后给德国强加了沉重的赔款要求。到1920年，德国已经难以应付这些赔款，借款潜力也严重受限，于是大量印刷纸币，其价值暴跌，物价飞涨。1923年，除了主要的政府印刷厂，还有130多家印刷商在帮忙印制纸币。 人们前往面包店时提着成篮的马克，后来要用手推车来装；儿童玩耍时用橡皮筋捆好的马克搭房子；街道清洁工把钞票扫进下水沟；还有人用它来做壁纸。1923年11月2日，德国国家银行发行了100万亿马克面值的纸币。两周后的11月15日，马克被地租马克（rentenmark）取代，后者的价值被固定为1万亿纸马克，而且关键在于，发行有严格的数量限制。通胀在此后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恶性通胀还有许多其他案例。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波兰都在一战刚结束时爆发过。据称在维也纳，一位细心的顾客会同时点两杯啤酒，因为在第二次下单的时候价格可能上调。 在二战之后，波兰的月度通胀率曾达到4.19×10 14 （没错，419后面有12个0），相当于每15小时翻一番。在津巴布韦，2008年11月的年度通胀率达到8.97×10 20 。 普通市场上的一块面包一度需要5.5亿津巴布韦元。由于这给日常生活带来了非常现实的挑战，该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2009年被授予面向“让人发笑却又发人深思的成就”的“搞笑诺贝尔奖”：他执掌的机构发行的纸币面值琳琅满目，从极小额的1分钱（0.01津巴布韦元）直至极大额的100万亿津巴布韦元，能够轻松处理各种数额的交易。

即使在较为正常的时期，各国政府也需要通过印制货币来获取部分资源，某些时候印制的货币还相当多。一项针对1971—1990年90个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铸币税较为温和但依然明显：美国相当于GDP的0.4%，英国为0.5%，德国大致为0.7%。

但对整个样本而言，平均为GDP的2.5%，占政府支出的10.5%。今天对铸币税的讨论变少了，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2005—2015年，铸币税在英国下降到GDP的0.2%，在瑞典甚至变成负值，但在美国仍有0.4%，欧元区国家则为0.55%。 铸币税收入减少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支付技术的进步，对现金的需求在减少，尽管中央银行可以发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现金类似的电子货币）。另一个原因是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独立性、摆脱政治控制的广泛趋势。这样做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剥夺政府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权，因为政府往往希望用发行债务来保证开支，然后要求中央银行以印钞来购买国债。独立的中央银行有抵制此类政治干预的法律保证，并经常被明确要求维持温和的通胀。在政府用此类方式对自身加以约束的国家，普遍来说通胀率的确更低一些。然而铸币税依旧存在，不仅是以印钞或持有政府债务的形式，还来自中央银行（归政府所有）从货币创造中获得的更广泛的利润。

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随着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纷纷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一种新型的铸币税在过去几年里已重新兴起。量化宽松政策是指通过创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更多准备金，来购买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例如2014年，美联储向财政部转移了创纪录的969亿美元的利润，是正常时期的3倍，相当于全部联邦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些行动没有导致通胀（或许防止了通缩），成为一个很便利的财源。

的确在当今时代，发达经济体的主要担忧是通胀率过低，而非过高。顽固的低通胀甚至通缩，乃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遭遇的一种综合征，代表着需求和增长的低迷。如今有人担心，其他发达经济体也会步日本的后尘。有时提出的一个显而易见却充满争议的建议恰恰是印制货币，以刺激通胀。这类议题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变得更加紧迫，因为“不惜一切代价”应对危机导致公共支出规模空前，最终带来了如何为其筹资的难题。有些人担忧会遭遇类似法国革命者在1792年面临的“财政主导式”结果：财政收入与支出需求的巨大缺口只能依靠印钞来填补。时代肯定有所改变，中央银行持有大量公共债务的禁忌已被打破，至少在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如此。例如在考虑为2020年庞大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筹资的时候，有一种建议就是让美国财政部铸造两枚面值为1万亿美元的硬币，再将其存入美联储即可，这听起来似乎很荒唐，但与不那么透明地发行政府债券、再让美联储创造货币去购买相比，实质上没有太大不同。有人担心，这可能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未来维持价格稳定的承诺构成严峻挑战。不过大多数人受日本低通胀经历所警示，认为发达经济体今后因为货币引致的通胀而受损的风险不大，尽管并不完全排除这种风险。

如本章所述，政府利用强制力汲取社会资源不仅采用当今公认的税收形式，也采取铸币税和借款的形式。此外，政府还找到了其他许多与税收高度类似、只是名称不同的筹资办法。它们在这方面的创造力值得专辟一章来介绍。 oTg9Re5+TW7HRxIRKenppAkzIj7Y3+b3D0tVr53C4mIfDdXQYWDllasFdv+NLz+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