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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至暗时刻，雅典熔化了卫城中胜利女神尼姬的黄金塑像并制成铸币。
威廉·格莱斯顿会赞同这种做法。1854年，在盘算克里米亚战争的支出时，他兴奋地宣布：“战争的花销……是道德上的制约，上帝希望用它来束缚众多国家内在的征服野心和贪欲。”
然而这种约束并不总能发挥强大作用。古代战争的支出主要来自税收和其他现成来源，到中世纪以后，好战的国王和王公们的资金饥渴超出了他们即期可以获得的限度，于是推动了欧洲银行业网络的发展。事实上，高效的税收体系反而减轻了统治者对即期税收来源的依赖，因为这有利于增强债权人的信心，从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到17世纪末，被漫长而痛苦的独立战争困扰的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发展出有效的税收和借款制度，可以承受超过年度国民收入100%的公共债务。
增税（在通常情况下）依然被认为是支持战争的主要筹资方式，例如在英国，和平时期按照10%水平征收的土地税到战争时期会被提升至20%，人们对此视作理所当然。不过公共债务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年）的开销有40%来自债务，法国在对抗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1793—1815年）的战争开销有30%来自债务。
2001年之后的美国更是一个特例，从“9·11”事件爆发到2013年底，用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行动的支出总计约1.6万亿美元，并没有伴随着任何显著或有关的增税行动
；这些支出相当于美国2013年债务总额的10%。
重大战争的战胜国的债务负担高企，例如英国在1822年的负债高达GDP的275%
，这引发了关于税收筹资与债务融资的平衡以及如何安全化解巨额公共债务的持续争论。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则重新激起了这一争论，因为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蹿升到了战争时期之外的空前高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与借款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政府在借入100英镑时，实际上承诺在未来某个时点会征缴足够的税收，以偿还与贷款人在今天放弃的100英镑等值的债务，因此，政府或许也可以在今天直接征税100英镑。明智的人会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对政府在今天发行100英镑债务的反应完全等同于政府在今天征税100英镑的情形。要做的选择不是征税与否，而是在当前征税还是在未来征税。这种观点因为大卫·李嘉图（第7章将有更多介绍）而被称作李嘉图等价定理，简洁清晰但说服力不足，即便李嘉图本人也心存怀疑。原因在于，偿还债务的税款很可能不是对你或你的亲朋征收，而是由大街上某个令人恼火的年轻人负担。另一个欠缺是该观点忽略了税收造成的超出税款本身的成本，正如本书第1章提及的窗户税带来的额外负担，它是税收干扰经济决策产生的一个后果。
此类额外负担（我们将在第9章更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如何应对公共支出的临时增加（如战争所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随着税率的持续提高，额外负担会超比例增长。也就是说，税率提高1倍，会导致额外负担增加1倍以上。我们由此会得出一个推论：不应该在不同时期过度调整税率，因为税率较高时增加的额外负担大于税率较低时减少的额外负担。
此类“税收平滑”观点认为，给战争筹资的最佳方式是把增加借款与提高税率相结合，税率应该提高并维持在足以防止债务继续扩大的水平上。
当然，上述观点都假设政府最终会偿还债务。只是统治者借款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违约的历史，即借款人未能按照条款约定偿还债务。在违约时，政府实际上是把未来对某些人征税以偿还债务的承诺，变成对今天的债权人征税。
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是臭名昭著的违约人之一，他统治时期可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但依然发生了4次债务违约。
费利佩二世的麻烦是在庞大的帝国疆域内频繁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有时候增强了财政能力，有时候也引发违约。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出现了大量违约。其他债务违约案例则反映了经济下滑，如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突然萎靡导致过去可控的债务负担无法维持。阿根廷自1816年独立以来出现了8次违约，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不过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某些时候发生过违约，很多人认为美国在1933年也发生过。
政府违约现象目前仍在延续，1946—2008年发生了169次违约，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3年。
有时候，政府通过强制贷款，甚至在借款之前就发生了违约。强制性质使这些行动在本质上具有类似税收的特征，因为它意味着贷款人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其他用途。即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能经常看到政府根本没有意愿按照约定的条件偿还贷款。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急于越过议会的批准增加收入，就时常采取这种财政搜刮行动。而在1627年未能征集到强制贷款之后，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直接把70多人关进了监狱。
当政府发生违约时，对借款人和贷款人乃至其他人而言，事情都可能变得非常糟糕。贷款人会遭受直接损失，包括给这些贷款人提供贷款的人，乃至他们背后的更多贷款人，如此等等。有时候，违约只是更大伤害的一部分。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对犹太人的债务违约经常伴随着大屠杀和驱逐。君主即使自己没有从犹太人社群借款，也能由此得到好处。例如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在1290年宣布把犹太人逐出英格兰时，他并不欠后者的钱。但已开始在议会中展示权力的贵族多是犹太人的债务人，他们为表达对爱德华一世的感激之情，给他捐献了11.6万英镑
，这是中世纪历史上英格兰历任国王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
几个世纪后的私人贷款人得到的好消息是，通过购买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产品，原则上可以为防范政府债务违约提供保险。但假如美国这样的国家爆发违约，负责债务偿还的承保人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付，我们并没有把握。
对于借款人而言，违约也经常是痛苦和耻辱的。1902年12月，委内瑞拉拒绝偿还外债以及赔偿国内动乱导致的民事损失，遭到英国和德国军舰的封锁（这两支军队又惊又怕地结成了盟友），意大利也加入了干预。最终，委内瑞拉出让了30%的关税收入来偿还债务。
不过，违约造成的主要惩罚还是政治领导人的信用丧失，使政府未来将要争取的任何借款都面临更高的利率。在18世纪末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英国政府，自内战之后就从未出现过违约，相比多次违约的潜在对手法国，英国在此前50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记录，使其借款利率能比法国低大约2.5个百分点。
如今，对于无法再从私人市场上获得借款的违约国家来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可以降低自己付出的政治成本，缓解紧张局势。
鉴于政府借款伴随的风险，债务应该被限制在何等水平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行惯例是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应限于GDP的60%（被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采纳），新兴经济体则应为GDP的40%左右。而如今，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都远超于此，这促使人们思考：债务水平是否真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于能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而言是否合适？不过，很少人愿意完全抛弃政府的借款能力最终取决于税收能力的正统理论。也就是说，债务实际上仍是对递延税收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