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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税收和政府规模在长时期的扩张还有一个关键缺失部分：选举权的扩大。有人或许会推测——当时的许多人确实这么认为——随着选举权推广到富人群体之外，众多的穷人会通过投票，利用税收制度把资源从人数有限的富人那里转移到自己手中：所谓“有代表不纳税”。
毕竟，人数有限的富人对征收盐税等主要由人数众多的穷人承担的间接税也不曾心慈手软。在历史上，这是反对全民普选权的核心论点，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学家就已经对此表达过忧虑：
说到税收的方式，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大众通常会更加恶劣、更缺乏公正，因为从本质上讲他们喜欢把沉重负担交给富人。而且由于穷人的人数更多，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并没有多大难度。
这也是1647年举行的帕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的一个核心议题，当时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在首次战胜詹姆斯一世之后，讨论协商新创立的世界应具有何种形态。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愤怒地指出
，如果赋予所有的活人投票权，“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要求废除一切财产权？”
两个多世纪后的1852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发明计算机之余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根据他的计算，英国100万选民中有85万人的收入低于所得税门槛：“在当前世纪的政治错误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会具有如此突出的革命性特征……它看上去只是对富人带有危险，其实对各种产业都更加致命。”
在英国公共财政领域极力提倡财政清廉的代表人物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同样认为
，很大程度上需要把选举权同纳税联系起来，而且许多情况下应该把选举权限于缴纳特定类型税收的纳税人。
这一思路在普鲁士体现得最为彻底，尽管在联邦层面赋予了普选权，但还要根据直接缴纳的税款数额对纳税人排序，把议会划分为三个规模相同的组别，每个组对应相同的税款缴纳金额，背后代表的人群数量却差异悬殊。
然而在现实中，把选举权扩大到低收入民众对税收的影响远没有艾尔顿、巴贝奇及其他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严重，或者说至少被大大延缓，以至于很难察觉。例如在1900年，民主国家的所得税平均最高税率甚至比其他国家还略低。
选举效应的某些迹象当然是有的。例如在1832年扩大选举权的《改革法案》通过后，英国很快恢复了所得税。从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到1913年，直接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两番。不过这些发展还说不上革命性，例如，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842年重新引入时为2.9%，到1908年仍只有5%，此时距离把选举权扩大到约三分之二成年男性的1884年《改革法案》已经过去了20多年。
即便在1909年《人民预算法案》之后，所得税最高税率依然只有8.3%。
事实证明，迪斯雷利（Disraeli）对英国工人阶级固有的保守主义倾向的信心，即他在1867年推动《改革法案》时倡导“黑暗跃进”
，是对的。
当然，或许众多穷人有着与掠夺者阿律阿铁斯国王类似的高见。尽管总体上出于自利，但他们并不打算对富人实施尽可能高的税率，而是希望从中汲取数量最多的金额，然后在群体内部分享。
如果他们注意到巴贝奇对高税收危害产业发展、削弱富人创收和投资激励的警告，就可能愿意采取不特别高的税率、不特别陡峭的累进税制。甚至可能意味着不特别依赖所得税，因为富人也负担了一部分商品税。尽管我们可能不清楚真相，但也不必惊讶于扩大选举权带来的影响相对温和。事实表明，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投票中做出约束自身利益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至少如今被归类为“税收”的话题。不同时代的政府还有其他筹集资金的渠道，某些渠道除了名称完全与税收无异，这些将在第3章展开讨论。各国政府还可以利用借款乃至印制货币来筹集资金，这些内容对一部关于税收的著作而言同样值得重视，因为除了表现形式，它们最终仍属于某种类型的税收。